01 童年（五）：洪水与星辰

…她家五兄妹，如果生活在民国或另一个时空，应该是五颗闪光的星星。…

写完上篇，突然想起曾与我同班的王小波，这孩子面色发灰，眉眼不清，坐在靠墙根的座位上，“蔫儿不出溜”；和班上那些精力过剩的捣蛋鬼相比，完全没有存在感。文革中某日，远远看见他变得又高又瘦，甚至有点儿鹤立鸡群，依然面目不清。后来他突然出名，又在四十几岁突然离世了。

我的小学还真有一些很出色的孩子，可惜受出身所累，在洪水的年代被淹没。

合唱和舞蹈

其实文革前的小学，政治色彩还不太浓，孩子们之间的友谊也是单纯的。

合唱团：我参加了附小的合唱团，后来又被老师推荐去了海淀少年之家合唱团；海淀区是大学聚焦地，有好几所附小，加上中关村科学院的附属小学，少年之家的孩子们来自这些小学，素质都很不错。我从少年之家的合唱团直到到今天，一直在合唱团唱第二声部。

海淀少年之家的女老师是广东人，皮肤略黑，长相和声音都很漂亮，脾气也非常温和。我有位婶婶是广东人，是女高音独唱演员，后来因心脏病终止了音乐生涯、英年早逝。因此我对广东音乐老师很有好感。

在少年之家排练的歌曲中， 印象比较深的是合唱《花儿朵朵向太阳》，这是儿童电影《花儿朵朵》的主题曲。这首歌有领唱，又分了四个声部，算是当年比较经典的儿童合唱曲。

舞蹈演出：我小时候不喜欢跳舞，主要是我家保姆有很强的传统观念，觉得正经女孩念好书就行了，跳舞显得不庄重（母亲似乎暗中同意这个观念）。不过学校逢年过节总有文艺活动，不管是春节、六一儿童节或者国庆，都要上台演出，女孩子上台跳舞好像“势在必然”。即便自己不积极，一旦被老师选中了也不能拒绝。我跳过的大部分舞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个西藏舞“献哈达”，宽大的袖子是用彩旗缝制的（其实藏装的袖子很窄）；还有一个好像叫“纺织姑娘”；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俄罗斯“圆圈舞/我起的名字”。

彩妆禁忌：每次上台都要涂上胭脂口红，穿得花花绿绿。每次演出完毕，我都要把脸和嘴唇的彩妆擦掉才敢回家。即便把脸擦得像只花猫，也好过带着彩妆回家。若忘记卸妆就径直回家，老远就听见保姆呵斥，“快把你那脸洗干净再进屋，瞧你那嘴，跟喝了死孩子血似的。”

花环、滑冰、抓鱼

巧手女孩儿：记忆中，北京的女孩子心灵手巧。比我大一、两岁的女孩子，会各种技艺，比如画仕女， 用玻璃丝编织小动物，做绣球和小彩粽子，用钩针钩出小桌布和杯子套，用电光纸剪出美丽的花样，用红纸剪窗花；她们会自己梳起美丽的发辫，有人还会绣花，做各种精致的手工。虽然我家保姆也教我绣花，锁花边等，但我的手工都很普通，没有亮点。我唯一能独立完成的就是织毛衣；和这些心灵手巧的女孩儿相比，我又羡慕又自卑。只有在捉迷藏、跳皮筋和唱歌、背诵诗词的时候，我才勉强能找回一些自信。

花环与戏装：好在有一些比我稍大的女孩子，会教我梳小辫，帮我把红领巾系得很有文艺范；夏天时，带着我一起采牵牛花和柳枝，编成美丽的花环，給我戴在头上；还把她们做的剪纸和手工艺品送給我。

那些比我大的女孩子拿我当模特，我也学她们，拿妹妹当模特，照传统戏剧的样式給她梳头，披挂装扮起来，于是“皆大欢喜”。

冬天溜冰：冬天我很想滑冰，但是正式的冰鞋太贵了。我穿了一双类似木托加冰刀的鞋，那鞋却不跟脚，不断地滑脱。我只能等有冰鞋的孩子滑累了，临时借穿一下，滑个十几分钟。就这样还被母亲呵斥“贪玩”，被禁足，……。我的冬天记忆，只有大冰糖葫芦和醉枣是甜蜜的，有时滚个雪球搭个雪人也算乐子；打雪仗我常常被灌了一脖子雪，像滑冰时就家门口董爷爷浇的小冰场上打几个出溜。

夏天摸鱼：夏天相对要美好得多，因为有暑假，父母亲有时候带我们去“大河”抓鱼。所谓“大河”就是后来的京密引水、今天的南水北调工程。那时候出了大学的西校门没多远，就是大片的稻田，穿过稻田，就到了大河。河边有不少妇女在用棒槌洗衣服，我们则拿着小桶小网抓小鱼。

朗诵和记忆

记忆的用途：我小时候记忆力非常好，听唐诗基本一遍就能背诵； 一场电影看完了，第二天在音乐课上就能完整唱出电影插曲。所以老师很喜欢让我在音乐课上带唱，也喜欢让我朗诵诗歌。

文革中父亲被贴了许多大字报，因“黑帮”身份，自己不方便出去看大字报，就派我去看，我出去溜一圈看到有他名字的大字报就看一下，回家就背给他听。

年纪较大之后，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记忆曲谱的能力，却记不住歌词，更记不住音乐/歌曲的名字。现在记忆更差，脑子里面虽然有清晰画面，包括地貌和人的相貌，却说不出地名和人名来。大概因我逻辑记忆较弱，形象记忆力较强，而先生则完全用逻辑思维，我们对同一件事的记忆，常常侧重点完全不同。

自我认知与年龄

不受优待：1950-60年代出生的孩子，很少有“独生子女“，也没被娇生惯养过。我们从来不知道小孩应该受到更多优待。刚从幼儿园上小学，大人就说“都是学生了，应该懂事了，别再当自己是小孩子。”上到二年级，就是一年级孩子的姐姐；上到四年级，就要去带一年级的孩子做功课；到五、六年级更被提醒，以前能读到“高小”的人，就算小知识分子了。然后上了中学，衣襟上别着校徽，更会在小学生面前装出“大人样儿”，笑他们是“小屁孩”。

爱玩的天性：孩子的天性还是爱玩。我的中学在圆明园，是很好玩的地方。记忆中的童年，既有轻松愉快一面，比如钻假山洞、到湖边苇塘和小溪中抓鱼、上树爬山、头顶荷叶、在湖中划大锅，也有比较痛苦的一面，比如粗鄙的伙食、带长毛的猪皮肉，很累的长跑、行军，收稻子，唱革命军歌…。

在风暴中长大

大革命：然后，在童年的尾声，那场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斗老师、红色恐怖；成了“黑帮子女”，被抄家、被赶出家门。文革中，已经完全没有人把我们当孩子，我们成了阶级敌人的下一代。

去远郊劳动：秋天时，第一次下乡到远郊密云去劳动，因交通不便，走了快两天。那时才十三岁，天擦黑进村时，听见老乡们说“看看，除了男劳力，还有这些的女劳力呢”。其实我们除了个子高些，其他啥都不懂，农村的猪、狗和驴都敢欺负我们。在红色风暴席卷神州时，没有人在乎你是大人还是小孩，能像牛一样干活，就是一个劳动力。

去全国串联：1966年10月，清华毕业班的叔叔，带上我去各地串联。那时坐火车不买票，但是太拥挤了。我好不容易踩上了火车门口的踏板，推不动前面的人， 大半个身子悬在车外，火车就开动了。一位清华女生已经挤进了车内，看见我还吊在门上，又大力推开人群往外挤，人们骂她说她有病，哪有人会往外挤，她说“有个小孩挂在车门上，会出危险的”。于是大家努力给她让路。她拉拔出那在危险中的孩子、也就是我，往回挤的时候，人们讽刺地乱叫“这就是妳救的小孩吗？我比她更像小孩”。

乱世与再教育：然后就在乱世中长大，经历红色恐怖、父母被抓住关押，全家流离失所。不断被革命者呼来喝去、听各种训话，为吃饭和生存而奋斗，然后去边疆农场和偏远乡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我终于离开令人窒息的北京，到了云南边境农场。没想到那里的落后和愚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力，和那里相比，北京就是天堂了。

那时还觉得十八岁是一个羞耻的界限，仿佛一到十八岁，就失去了天真与懵懂，变得暧昧来；也很容易被人指责“有作风问题”。

被人叫阿姨：在农场，十六岁的懵懂的我，第一次听见和我年龄相仿孩子叫我“阿姨”，我也习惯性地叫他们的母亲“阿姨”。此时我还没有预备好自己，升级辈分变成“阿姨”。

从1966文革到1976“打倒四人帮”，我从少年到了青年，不能上学，在偏远的乡下辗转挣扎；留下许多痛苦的记忆，还是按下不表了吧。

天才的厄运

最后想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比起有些人，我还是幸运的。

大右派父亲：我有个儿时好友，非常有艺术天分。可惜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她父亲又是被Mao大人点了名的大右派。在1957年，他父亲竟敢公开说“XX党不好，就应该杀…”。其实她父亲的过激言论，除了个性使然，还因为家中的特殊困难状况。他太太有严重的关节炎，大学却没有分给他单元楼房，而他家的平房阴冷潮湿，令他太太的心脏病每况愈下；更糟的是，他的五个孩子都在那个潮湿的环境中生下来，都患有先天的风湿性心脏病。

在文革之前，有些领导还是比较“讲人性”的，她父亲被判刑入狱之后，她母亲宣布离婚，学校也给了他们有卫浴的楼房。

捡回一条命：她家五兄妹都超级聪明，在文革之前她哥哥姐姐都考上了非常好的中学。不过一到文革，处境就一落千丈。她去了东北兵团，在酷寒下心脏病发作。她的连队离有机动车的乡镇有八十里路。好在农场老工人和知青都很仗义，在雪地里抬着担架走了一天一夜，把她送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她不但因心脏病引起全身水肿，还受到严重冻伤。若不是农场工人和知青，在零下三十多度跋涉一天一夜送她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她这条命就停止在十七岁了。

她后来分到工艺美术工厂做工艺雕刻，正好发挥其特长；之后与一位中央美院的大学生结婚，婚后去了日本。

失去一条命：她妹妹比我们小两岁，文革的71届初中生，因哥哥姐姐都下乡，她留在了北京。她自学掌握了英文，报考外贸局工作，连续三年成绩都是全国第一，却因为父亲是右派不被录取。

文革后她去日本留学（她父母亲当初曾留学日本），因为天资太优秀，早稻田大学不但给她全额奖学金，还保送她去美国继续深造。

没想到在赴美之前，她被人谋杀（可能是出于嫉恨），尸体在海滩上被发现。一个华人死在日本，根本没有引起警视厅重视，更没有追究破案。当时她父母亲还在世，实在难以想象他们煎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盼出了头，又蒙受如此剧痛。

命运的时空：她家五兄妹，如果生活在民国或者另一个时空，应该是五颗闪光的星星。可惜命运弄人，生不逢时，“覆巢之下无完卵”；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实在令人唏嘘。

像王小波那样，肤色晦暗、表情尴尬，正是一种先天保护层。 他后来出人意料地变得耀眼，结局却同样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