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童年（二）：东城到海淀

从我记事直到十一、二岁，大部分童年记忆都很美好。那时的老师和家长都受过“民国教育”，文化修养和道德观念相对传统；整个社会也算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温和正常；虽然已有新旧时代交错的混搭色彩，却还不似文革那样冷酷血腥。只是，六十多年过去，我的童年记忆难免有些碎片化。

东城旧事

北京曾是皇城，豪宅官府密布；现如今不但“王谢堂前燕”早就飞走，连“寻常百姓家”也多数搬迁离开了。上次说的王府幼儿园，和王府的命运一样，早已泯灭在暴增的胡同人口和加建的小平房中。

我家所在的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3号， 保存尚好，是因为里面的两个大机关没人敢去动土，不然也早已面目全非了。

我五岁之前，父母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大院里上班，我家住在马路东面、在东四十条路北的一座院落里。那个院落很大，至少有三到四进，有好几个月洞门，后来也被拆得七零八落了。

八十年代初，看了一部电影《城南旧事》，是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北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往事。到我小时候，中国已经改朝换代，移风易俗，但是老房子都还在，街景也还基本保持着老样子。

当年的东四十条是条普通胡同，如今却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地价比林海音所住的南城要贵得多。

东四十条

“东四十条”的意思，不是指东面的“第四十条”胡同。

东四是地名：东城的“东四”、西城的“西四”，和“东单、西单”一样，是北京东城和西城两个重要且对称的地名。从东四大街往南数的第一条胡同是“东四头条/一条”，第二条胡同是“东四二条”，依次类推。

而铁狮子胡同和东四十条，本是同一条路，只是路段不同。这条路以东四大街为界，在东四大街以东的路段叫东四十条，以西的路段依次叫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宽街、然后叫地安门大街、之后是平安大街。

远眺西山近看骆驼：记得我小时候，每天下午五点，就站在十条的街边往西眺望，等着父母亲下班，看他们在夕阳中走回家。在他们的身影出现之前，我们就看远处山的影子，大点儿的孩子告诉我，那是“西山”，是很远的敌方。

至于近处的街景，因街上的人不多，引起我注意力的是马路对面的几匹骆驼；它们被栓在电线杆上，有时站着，有时卧着；赶骆驼的人穿着脏黑的羊皮袄。大人/保姆说，他们是从口外来的，不许我们过街去看骆驼，说会沾上骆驼身上的虱子跳蚤。

私人小店：十条附近的小胡同里面，有私人开的小店，我记得可以在小店买到石板、石笔和瓜糖，有时也有蜡笔和剪纸卖。小店的店面很小，后面就是住家，店主就像邻舍大叔大妈，很和气；卖的是家常小商品，价钱很便宜；并不像今天锣鼓巷的小店那样漫天要价。

雪花和鲜花：那时北京冬天的雪好大，真的像鹅毛一样飘下来。早起，我一睁眼就看见外面白茫茫的，窗户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我站在椅子上，用手指在窗上画画，可惜过了一会儿，汽就化作水流下来，自己的作品也“流失”了。

我们住的大院子里种了好些树和花儿，树多是槐树和榆树。夏天，槐树上长一种叫“吊死鬼”的肉虫子，会吐丝把自己吊下来；还有一种虫子北京人叫它“洋拉子”，被它蛰了之后又痒又疼。也有可爱的甲壳虫“天牛/水牛”，背上有一对能飞的甲翅；头上长了两条长须子/触角，大一点的孩子教我唱“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有时候也唱另外一首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哎哟哎呦叫奶奶”。夏天院子里最常见的花儿是美人蕉、绣球花和凤仙/指甲花；

到了下雨天，雨如果不大，人们出门时就戴上草帽。我不喜欢戴草帽，只喜欢小雨伞；因为孩子们都会唱“下雨了，冒泡了，王八带草帽了”。

罗奶奶和李阿姨：小时候我的保姆叫罗玉珍，我叫她“罗奶奶”，她头上挽着一个籫儿，有一双被裹的小脚，走路用脚跟。她儿子不争气，常挥霍老妈辛苦挣的钱，然后到我家来向我父母借钱（从来也不还）。我三岁之后，罗奶奶离开了我家，介绍她丈夫的亲戚（应该是弟媳妇）李阿姨来我家。

罗奶奶离开后依然很疼我，冬天过年时会来看我，给我梳头，剪很多窗花。三年自然灾害时，还叫他儿子带给我家一些花生、白薯之类的农产品，我父母每年都会给她一些钱让她过好年。

文革之后的1969年我去了云南农场，母亲写信告诉我说，罗奶奶听说就哭了，说“这孩子太可怜，才那么小就送去那么远吃苦”。我打算年底回北京探亲时去看望她，可是罗奶奶没等到我回来，她八月就过世了。

我家后来的保姆李阿姨，说话粗喉大嗓，脾气像男人。她喜欢用煮过面条的面汤给我们洗头，说比肥皂干净还养头发（那时候还没有洗发精）。后来我长大了一点，一提起用面汤洗头的好处，就遭人嘲笑。

此外，我还一直记得家里有只小猫，和我一起在大白搪瓷盆里洗澡；不过，妈妈说不记得有这回事。

鸽子与指甲草：上次说过，50年代的北京，天上常常飞着鸽子，响着鸽哨； 树上落着花喜鹊，也有老鸹/乌鸦、麻雀。院子里种的“指甲花/凤仙花”是女孩子们的最爱。比我稍大些的女孩子，常常摘下指甲花的红色花瓣，用小碗轻轻捣出红色的花汁，给我涂在指甲上，有时候还在额头点一个红点。

从东城到西郊

1958年，西郊本校的职工宿舍楼盖好了，是按照苏联标准建设的四层楼房，每户都有厕所和上下水。我们从东四十条搬到了本校的林园四楼。

蒿子杆儿林：虽然盖好了宿舍楼，但是楼前的土地还没有平整和打理。两座楼房之间长着密密麻麻的蒿子杆儿，大概和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我们钻进去就可以玩“官兵捉贼”或者“芦苇荡打游击”。住在在城里时，从来没机会玩得这么野、这么痛快。

那时的土地实在太肥沃，黑土层又厚又潮湿，我们在蒿子杆儿里面乱钻，有时半条腿都陷进黑泥中；好不容易才拔出腿和盛满黑泥的鞋子，回家时保姆不许我进门，并且大骂“野孩子”，端出一盆水来，让我自己在外面刷鞋、洗裤腿。

岗楼碉堡：那时候学校还在持续上基建、盖房子。我们楼前的空地上，堆码着整整齐齐的红砖，足有一人多高。

于是我们在砖堆上搭起台阶，最上面修饰成岗楼、碉堡状，在上面瞭望放哨打日本鬼子。玩的太兴奋太逼真了，就会发生悲剧。只有六、七岁的我，把那些砖码的碉堡真当成坚固的炮楼，有一次刚爬到上面，突然“炮楼”坍塌了，我从砖堆上面摔了下来，当场摔晕过去。后来的事我完全记不得了，能接得上的记忆就是吃饭，看来玩的太猛也太饿了。

荒地中幼儿园

西郊的幼儿园，地点偏远，在五处的西北边界，有一道铁丝网与校外隔开。

对比与伤害：幼儿园离家属楼很远，也没有儿童车接送，我们每天步行往返。隔着铁丝网可看见街对面的外交部/外贸部幼儿园，这些孩子是全托，父母在城里上班。每到周六下午，有外交部的大客车来接这些孩子回城里的家。我们隔着铁丝网看见他们上了“豪华大车”，自己却要步行二十分钟回家，觉得很不公平。

每天往返幼儿园，不但路远，还要路过一个松林子坟地（后来才知道，我们大学校园在清朝是八旗贵胄家族的墓地，听说清代贵族、大词人纳兰性德的家人曾经埋在这里）。松林子里有一些石人、石马、石羊等，我们爬上石马，假想自己骑上了战马。

我上小学之后，离家较近；不再往西走那条路。而家在四、五处和灰楼的孩子，冬天早上天不亮就要步行上学，每天路过那个松林，他们说会看见鬼火。

当时正有一所“现代幼儿园”在建设中，位置就在家属楼和小学、附中的附近。我们这处荒僻的幼儿园，只是一个临时地点。可惜我第二年就上了小学，没享受到“现代的幼儿园”的好处。

伙食与口味：我在幼儿园最喜欢吃的，是馒头抹芝麻酱。把馒头从中间切开，抹上厚厚的芝麻酱，再撒上一层白糖…活到了七十岁，仍然觉得那是人间美味。今天的芝麻酱似乎没有了当年的浓厚醇香。

我小时候不吃肉，闻见肉就恶心要吐。所以家里包饺子时，我就吃鸡蛋馅儿。上了幼儿园就麻烦了，我不敢说自己不吃肉，幼儿园虽然吃肉的机会不多，对我还是很有压力。每逢有肉菜，我就偷偷把肉挑出来垫到碗下面压着。吃完饭我们应该自己动手把碗扔到一个大盆里，之后由炊事员清洗。我就把空碗和碗底的肉一起扔进水盆里。

危险与抢救：幼儿园的周围很空旷，是一片菜地，附近有一口又深又大的水井（直径大概有三、四米），还有一个大粪坑。

夏天时，大粪坑大概因为日晒的关系，表面板结了厚厚一层，和土地的颜色差不多。有一天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呼叫“X鹏掉到粪坑里了！”原来，他把粪坑当作一片没种菜的地，一踩上去就跌下粪坑。还好，附近有大学生正在菜地干活，跳下粪坑（有成年人胸口那么深），把X鹏抱出来，用凉水管子一通冲。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嘲笑他跌进了粪坑（那时的孩子们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

后来我在山西三线工厂时，家属宿舍旁边也有一口极大的粪井，平常有井盖，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井盖没有盖好，有一个孩子掉下去淹死了。

演出说错词：托儿所既然已经搬到主校区，大学有文艺演出时，幼儿园也要出节目。那一年我们出台表演的是诗朗诵与合唱，我是领颂。诗中有一句“台湾是中国的宝贵领土”，我因为不懂“宝贵领土”的意思，常常说错词；记得上台前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可当我走到台前，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和无数反光的眼镜，立刻忘记了老师的嘱咐，念成“台湾是中国的宝贝彭浦（孩子的名字）”。引得台下一片大笑。还好，下台后没有受到老师的责备，大概那个口误还成了亮点。

大食堂吃饭：上小学之前那年的暑假，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我跟着父母吃大食堂。大食堂都吃些什么，我也记不住了，只记得每天都喝米汤。食堂大锅饭第一遍是用凉水煮米，煮到半熟时再捞出来放到蒸笼上蒸，这样米饭不会粘到一起，更容易打饭。而煮米的水就是米汤，米汤很好喝（可能我从小就肠胃弱，喜欢米汤的柔顺）。

不过也发生了一点问题，六岁多时我的门牙松动，第一次要换牙了，母亲说要把乳牙留下做纪念。不过我喝米汤时没小心，把牙喝下了肚子；我很怕牙会在肚子里继续长，过了好长时间才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