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了78年，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提出了“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欲力”“心理防卫机制”等概念。弗洛伊德以及他那些在当时离经叛道的大胆思想，在这座城市中孕育发芽、开枝散叶，维也纳也因此获得“梦之都”的称号。拜格街（Berggasse）19号的弗洛伊德故居博物馆，是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与家人连续居住和工作了47年的地方。左图为弗洛伊德60多岁时的照片，右图为维也纳拜格街19号大门。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在奥地利帝国摩拉维亚（Moravia，今属捷克）的一个加利西亚犹太商人家庭，他四岁时随父母搬到维也纳。弗洛伊德自幼天资聪颖，精通八种语言，从犹太教法典和西方文化中汲取了双重营养。弗洛伊德的犹太血统和无神论犹太身份，对他后来的三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小热爱大自然，歌德论自然的散文和诗歌激励着他探索自然界奥秘的好奇心。弗洛伊德始终把人类精神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他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完全摆脱了宗教教义的影响。弗洛伊德一生都在阅读莎士比亚的英文原著，有人认为他对人类心理的理解以及他的精神分析思想可能部分源自莎士比亚戏剧。
1873年弗洛伊德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188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其中服兵役一年，1882年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临床医生。大学期间，弗洛伊德在启蒙老师布吕克（Ernst Wilhelm）的生理实验室实习，从事鱼类神经细胞的研究。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方法上，布吕克生理实验室的初期实践均成为他科研生涯的良好开端。弗洛伊德后来在自传中叙述了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是如何深深地吸引着自己，而他选择学医 “与其说是为了兴趣，还不如说是因为一种对人类的好奇心所驱动”。弗洛伊德担任神经病科医生期间的主要兴趣是神经病病理学，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图为弗洛伊德（后排左三）与父母弟妹们的合影。
在维也纳综合医院三年多的辛勤工作之后，1885年秋天弗洛伊德前往巴黎，在法国著名神经学家沙考特（Jean-Martin Charcot）指导下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对他从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研究转向精神病治疗学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巴黎，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以及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沙考特对于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从那时起，弗洛伊德开始思考无意识存在的可能性，对于无意识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后来成为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1886年，弗洛伊德从维也纳综合医院辞职，开设私人诊所。同年他与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结婚，婚后育有六名子女。弗洛伊德的诊所开业后，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来他与神经生理学医师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合作，最知名的案例是一位化名Anna O. 的女患者。二人在 1895 年的合著《歇斯底里症研究》中记录了对 Anna O. 和其他案例的研究， 探索和寻求发生歇斯底里症状最深刻的 “源头”。1896年，弗洛伊德使用 “精神分析”一词来定义新的临床方法及其所依据的理论。《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奠定了精神分析实践的形成基础，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开山之作，
1891年，35岁的弗洛伊德及家人搬入拜格街19号时，这所楼房刚刚建好。这里也是弗洛伊德从事精神分析实践的场所，他和小女儿安娜在公寓里开设了各自的心理治疗室，安娜专长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弗洛伊德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几乎所有著作，创建了治疗心理疾病的临床方法，将精神分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因此这座公寓是名副其实的 “精神分析学诞生地”，见证了弗洛伊德一生中大部分辉煌时刻。弗洛伊德和家人在拜格街19号一直住到1938年，后因逃离纳粹迫害移居伦敦，一年之后与世长辞。公寓的各个房间以其最初的结构展示给世人，揭示了弗洛伊德 “释梦空间”的真实体验，图为公寓平面图和老照片。
弗洛伊德曾经十分迷恋尼采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我心中仍然无声的词汇”。他深受自己的心理学导师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等哲学家关于无意识研究的影响，在1899年出版的著作《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通过自我分析和对梦的分析，发现一切不道德甚至“变态”的根源存在于每个人的无意识之中，从而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他有一句名言：“心灵就像一座冰山，它的七分之一漂浮在水面上。”而那在水下的七分之六，就是“潜意识”。在后来的20多年中，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在1905年出版的《性学三论》中，将性行为视作神经症和变态的驱动力，试图与潜意识理论及关于歇斯底里症的工作联系起来。
博物馆1971年对公众开放，2003年由弗洛伊德基金会接管经营，以历史手稿、照片及原始用品，展示了弗洛伊德的生平、家庭生活及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弗洛伊德一生共撰写了20多本著作、300多篇论文，以及大量笔记、书信、草稿等。他的著作在其生前就被译成15种语言，证明了那个时代精神分析学说的国际传播程度，现在已有50多个语种的版本。博物馆中有欧洲最大的精神分析学图书馆，藏书约四万册，包括弗洛伊德所有著作的第一版以及德语和各种语言的版本、弗洛伊德创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完整出版物，以及1945 年之前所有精神分析期刊的原始版本。左上图： 1895年德文首版《歇斯底里症研究》，右上图：病例个案，左下图：1901年《梦的解析》普及删节版《论梦》的德文首版及1925年出版的论文汇编，右下图：《性学三论》德文原著及1912年俄文版。
自 1885年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神经病理学无薪讲师，每周六晚在大学精神病诊所的报告厅进行演讲，1902年成为副教授。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弗洛伊德在学术上基本处于被孤立的地位，这也使得他有更多时间独立思考、撰写著作。1902年秋天起的每周三下午，弗洛伊德邀请阿德勒（Alfred Adler）等几位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维也纳医师在他的公寓会面，讨论与心理学和神经病理学有关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 “星期三心理学会”，1906年已有16名成员。两年后弗洛伊德将其改名为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并出任会长，以公开和透明的学术团体代替一个私人气息浓厚的柏拉图式读书会。
从1906年起，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与弗洛伊德之间开始了为时近七年的通信，交换各自的研究成果。1907年2月17日，荣格第一次来到拜格街19号拜访弗洛伊德，那次会面给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08年8月27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在萨尔兹堡举办了第一场讨论会，标志着全球精神分析运动的开始。为了推广弗洛伊德的学说，学会成员们创办了精神分析学的多种刊物。1909年，弗洛伊德应邀访问美国，他访美期间的演讲结集编成《精神分析五讲》，他的著作英译本也在美国出版。1910年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大会上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担任第一届会长。1910-1930年间，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学会也相继成立。
纽伦堡大会之后短短的几年内，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者分化成三大学派，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派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越来越少，他利用这段时间撰写论文，在维也纳大学开设《精神分析学导引》课程，并于1919年升为教授。一战使得精神分析学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迈入崭新阶段。弗洛伊德寓所内的候诊室曾是星期三心理学会成员们吸烟喝酒、切磋学问、交流案例的地方，现在已恢复原貌。比起博物馆其他房间，这间候诊室显得温暖舒适。墙上悬挂着1926年英国心理学会因弗洛伊德的杰出贡献，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的证书。
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是20世纪上半叶两位伟大的犹太裔思想家与和平主义者，二人以各自的方式改变了当代和未来。1926年，弗洛伊德在柏林的小儿子家中见到爱因斯坦，这是两人唯一的一次会面，谈话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弗洛伊德幽默地评价这次对话：“他了解心理学，就像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交谈得很愉快。” 193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设在巴黎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在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中安排了一些通信交流。协会选定的名人之一爱因斯坦邀请弗洛伊德作为笔友，1932年8月初弗洛伊德收到爱因斯坦的第一封来信，一个月后他写了回信。
爱因斯坦在信中提出“人类是否有从战争的厄运中解放自己的途径”这一问题，他写道：“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每一种努力却以令人痛惜的失败而告终。”弗洛伊德在回信中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指出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普通原则，而战争是人类毁灭本能的外部表现，所以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利用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他希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对未来战争结果的合理恐惧能在不久的将来制止战争的进行，然而使用什么方法却无法猜测，图为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通信集《为什么战争》。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维也纳的 “文艺复兴时期”，维也纳成为20世纪非历史文化最为肥沃的温床之一。陈旧的传统秩序与现代主义在这里相遇碰撞，形成了多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讨论小组，而且常有交集互动。弗洛伊德的工作曾是著名的 “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早期话题，这是一批由欧陆优秀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并定期聚会，对于科学哲学的本质及科学方法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同行也经常在星期三会议上进行范围广泛的跨学科讨论，包括历史、传记、人类学、考古学、哲学、宗教以及超自然现象。
1930年弗洛伊德获得德国文学最高奖项歌德奖，以表彰他对心理学和德语文化的贡献，1936年他被皇家学会册封为外籍院士。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并大量销毁，小女儿安娜被盖世太保逮捕审讯一事促使弗洛伊德下决心逃离奥地利。在各方协助下，82岁高龄的弗洛伊德携带妻女于1938年6月6日抵达伦敦，他在北伦敦汉姆斯特德区（Hampstead）的新家复制了维也纳的工作空间并继续接诊，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弗洛伊德在那里完成了《摩西与一神教》一书，未完成书稿《精神分析概要》也在他去世后出版。
弗洛伊德移居伦敦时，带走了自己的大部分书籍、家具和藏品，其中有1600多本书和2000多件古董，包括他晚年收藏的中国文物。因此维也纳故居内的遗物所剩无几，候诊室内的沙发也是从伦敦的弗洛伊德故居永久租借的。据说他的一楼邻居是一位与他同名不同姓的屠夫，所以大门两侧分别挂着两人的名牌：屠夫西格蒙和西格蒙·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一生中喜爱考古和收藏，他称自己收集的各国考古小雕像为“古老而污渍斑斑的神像”。弗洛伊德自命为“心灵考古学家”，他认为精神分析就像考古一样，是抽丝剥茧、一步步探索挖掘最真实的内心世界的过程。左图：弗洛伊德在实验室使用的切片机，带有其名字缩写的公文包，名牌和眼镜等物，右图：弗洛伊德收集的考古小雕像。
1915-1938年间，弗洛伊德曾得到32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最多的是在1937年，他被14人提名，却从未获奖。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于1936年提名弗洛伊德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弗洛伊德的候选资格曾被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诺奖委员会调查过几次，然而当年瑞典的精神病学权威Bror Gadelius 等人并不欣赏他的理论。有趣的是，在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学理论大约一百年之后，在维也纳出生的美籍犹太人坎德尔（Eric Kandel）因“发现神经系统中的信号传导”，成为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坎德尔是神经精神分析学最著名的倡导者，认为自己与弗洛伊德殊途同归。
弗洛伊德对于自己那个时代的艺术和绘画的态度相当保守，然而他的学说却对现代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的同一年代，以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创建了著名的“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使得维也纳进入欧洲前卫行列。他们借助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的发现，深入到无意识的黑暗中，开始现代主义探索。2012年，坎德尔出版了《洞察内心的时代》，书中细述了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时代的医学大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历程，指出克里姆特极其门徒的画作映射了那个年代关于脱离了意识掌控的原始欲望的大胆想法。
一战之后出现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与精神分析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维也纳拜格街19号精神分析的发源地是这一联系的焦点。1924年，法国布雷东（André Breton）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我相信未来这两种状态，看似如此矛盾的梦想和现实，会变成一种绝对现实，一种超现实。” 从 1920 年代中期开始，弗洛伊德对“心理机器”功能的洞察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博物馆的临展“超现实！想象新现实”陈列了50 多位艺术家的 100 多件作品，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观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在展览中随处可见。1920-30年代是毕加索创作的超现实主义时期，图为毕加索的作品《暗夜里被小女孩引领的失明牛头怪》，牛头怪通常被认为是毕加索的“第二自我”。
弗洛伊德的著名学生和追随者大都是来自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犹太人（荣格是少数例外），20 世纪欧洲动荡的历史将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带到了世界各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自问世以来一直颇具争议，在他的生前身后遭遇种种诋毁。弗洛伊德曾经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们，如阿德勒、布洛伊尔、荣格等，也先后因对立的学术观点与他分道扬镳，创立了各自的心理学理论和流派。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学说已成为心理学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他的思想使得20世纪下半叶熠熠生辉，他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拜格街19号里只剩下几乎空白的房间，然而记忆的痕迹和大师的气场想必永远留了下来。心理学家沙发的颜色和风格可能已经改变，但一切都起源于这里。博物馆馆长这样解释为何故意留白和避免重建原来的房间：“自从弗洛伊德逃离纳粹政权以来，这个空白就一直存在于他的治疗室中，显然代表了历史的阴暗面。在这些房间内重建一个‘昨天的世界’——即 1938 年 3 月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之前的世界，就好像弗洛伊德在伦敦的被迫流放从未发生过一样——这将否定弗洛伊德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以此否定我们的历史。”图为公寓内的走廊和衣帽间，衣帽间的挂钩都是原物。
1365年成立的维也纳大学是德语区最古老的大学，现在的文艺复兴风格主楼建于弗洛伊德进入维也纳大学的同一年，是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ße）旁的主要建筑之一。这条环城大道是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下诏，于19世纪下半叶拆除了维也纳古老的内城城墙之后修建的，维也纳因此从一个中世纪陈旧的君主堡垒转变成摩登的资产阶级文化殿堂。当年弗洛伊德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环城大道旁散步，思考他的精神分析问题。弗洛伊德公园位于大学主楼附近，公园里的弗洛伊德纪念碑（左）上镌刻着他的名言： “理性的声音是沉静的”。
今年初夏笔者到维也纳一游，拜访了弗洛伊德这座留白的故居和维也纳大学主楼。从大学主楼起，沿着环城大道朝东南方向行走约1.6公里，有一座1900年树立的歌德青铜坐像（右），铜像的左脚已被游客抚摸得锃亮。不知弗洛伊德是否常常路过这里，他年轻时的两位偶像歌德和尼采也喜欢在散步时沉思。在德国古城海德堡的河边，有一条蜿蜒上山的“哲学家小径”，因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等人常在那里徘徊而得名。法国南部古镇埃兹山脚下则有一条“尼采小路”，尼采在该地攀登时写下了名著《查拉斯图特如是说》中的一章，书中表达了最孤独的尼采。与前辈相比，弗洛伊德散步的环城大道要宽敞平坦得多，如今早已是车水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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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被《返朴》公众号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