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今年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诞生150周年。1914年，安特生作为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第一次来到中国。1921年，他主导发现并发掘了在河南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之后安特生又前往甘肃和青海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一系列此前未知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安特生的科考报告均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发表，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现代地质学自诞生以来就与古生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密切相关，安特生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在地质调查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他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当代国际地球科学中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为寻找人类祖先和中华文明的源头做出巨大贡献。
安特生亲身经历了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以及极度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北洋时期的多元政治、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以及日军侵华等重大事件。他与袁世凯、张謇、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等重要人物均有直接交往，与瑞典王室、政商界高层以及学术界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安特生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有着独到见解，他与中国的朋友和同行一起，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瑞典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扬·罗姆加德（Jan Romgard）参考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采访了多位当年参与这一伟大工程的中瑞科学家的后人，于2018年出版了《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作者在书中讲述了在一个以渴望探索为特征的时代，瑞典首次与欧洲之外国家进行重大科学交流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北洋矿政司的安顾问
安特生出生于瑞典中部纳尔彻省（Närke）克尼斯塔（Knista）教区，是一对农场主唯一的孩子。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地质学研究感兴趣，十几岁时获得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NRM）的奖学金，于 1890-1895 年间在纳尔彻和波罗的海厄兰岛（Öland）从事化石收集的夏季工作。1892年安特生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898 年被NRM招募前往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进行极地探险。次年安特生又作为熊岛（Björnön）探险队队长返回北极地区，并于1902年完成了跨学科论文《熊岛地层和构造论》，获得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任教。1901-1903 年间，安特生参加了奥托·诺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öld）领导的瑞典第一支南极探险队。探险归来后，二人合著了《南极——冰天雪地的两年》一书，获得世界声誉。
1906 年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SGU）所长，1911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瑞典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的开发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相关的科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第11届万国地质大会于1910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致开幕词，大会的主要议题是铁矿石资源、冰河后气候变化、冰川侵蚀、寒武纪动物群、前寒武纪和极地地质等。会后安特生作为组织者，促成全球范围内对铁矿石资源和气候变化进行调查，主编并出版了两卷本的《世界铁矿志》。这次大会成为瑞典地质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及几年后在地质学、考古学方面中瑞两国合作的前奏。图为1903年冬，安特生（中）与两位探险队友被困在南极希望湾，获救后所摄。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时期之一，清帝逊位，军阀混战，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铁和煤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支柱，而当时中国采矿业完全处于外国控制之下。经曾任山西大学堂地质学和化学教员的瑞典人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推荐，瑞典首任驻中日公使Gustaf Oscar Wallenberg与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矿政司司长杨廷栋等官员进行了两年左右的商谈，安特生被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高薪聘请为顾问。他从SGU请了一年学术假，与包括新常富、丁格兰（Felix Reinhold Tegengren）等瑞典同行一起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于1914年5月16日到达北京。是年7月3日，他在北京度过了40岁生日，同一天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安特生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一战爆发，世界因此改变，而他自己则在中国停留了11年之久。
安特生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的职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对抗列强，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和商界也希望他利用这一机会为瑞典在华利益的长期发展服务。来到北京后不久，安特生即着手寻找新矿产并绘制资源地图，他与新常富等人很快在河北庞家堡勘探到了特大铁矿。1914年下半年，安特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国采矿业制定法规。八月底日本对德宣战后，他感到与十年前日俄战争期间的瑞典局势十分相似。安特生在11月28日提交的《关于中国未来钢铁工业》的报告中，建议北洋政府像当年瑞典国会那样，将两个重要铁矿国有化，他的顾问合同也因此延长一年。1915年春，安特生第二次与袁世凯会面，用矿石标本和图纸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汇报， 1916年他因铁矿勘查有功受到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的嘉奖。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 一书英文版的前言中写道：“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科学和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圈子里。因此使我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有价值的生命力。”这些有识之士试图从混乱不堪的局面中重建自己的国家，丁文江（1887-1936）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1911年，丁文江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1913年出任矿政司新开办的地质研究所首任所长。1915年新年伊始，安特生在位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矿政司办公室与刚从云南考察归来的丁文江相遇。丁文江诚实的品格、深厚的学养、非凡的才华、纯正的英语，如同北洋官场上的一股清流，给安特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政局动荡，并没有妨碍科学研究的自由上升，1915年，丁文江和安特生开始筹划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前景。面临缺乏人材、资金、图书和现代化实验设备等多重困难，他们决定从三方面着手。当务之急是尽快成立和完善独立的地质调查所，这是之前丁文江已经做的事情，为此安特生帮助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培训了中国本土第一代地质学家，还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其次是建立一个地质博物馆并进一步建成地质学的知识库，这是安特生心心念念的事情。另外就是继续已经开始的与瑞典NRM的交流合作，安特生利用暑期回瑞典探亲的机会，将他和丁文江在中国考察时发现的矿物和化石在斯德哥尔摩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并且把老东家瑞典SGU的一些展览拍下照片，作为计划中的地质矿产陈列馆的模板。在矿政司，人们都称呼安特生为 “安顾问” 。
采集古生物化石
1916年3月，矿政司与安特生续签了五年顾问合同，他同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向瑞典政府递交辞呈，辞去SGU所长的永久职位并移居中国。这在当时的瑞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引起了公众注意和媒体报道。安特生认为自己与丁文江正在从事一项地质学历史上全新的、有趣的、开创性的事业，从此他把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大草厂胡同的居所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在家里他被称为 “安老爷” ，中国也成为安特生的第二故乡。1916年夏天，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院（现为15号院）正式挂牌开张，开展了当时瑞典规模最大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安特生与丁文江十分默契，两人一同创造了中国地质学史和史前史研究上的诸多奇迹，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立研究机构，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图为北京兵马司胡同的地质调查所旧址。
1914年安特生刚到中国时，前往京西斋堂煤田考察，采集到了大量近两亿年前的侏罗纪植物化石，因此发现了叠层矿石的有机起源。1916年初，他在一次考察归途中路过山西与河南交界处的黄河，在河岸的陡崖上发掘到了一些蜗牛壳化石。经瑞典NRM的专家分析鉴定，这些化石来自大约5600-3400万年前的始新世，是首次在中国发现的第三纪地层。同年夏天安特生又在山西和北京等地发现了象牙、水牛和犀牛的骨骼化石，而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些脊椎动物曾在如此寒冷干燥的地方生存。这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强烈感觉到，他与丁文江关于中国史前史的合作研究将是自己一生中难得的机遇。15年前安特生曾经站在具有完全不同气候的南极大陆上，却面对同样的挑战。那次远征发现了大量新地点和物种，为 “大陆漂移学说” 提供了有力证据。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国政治势力陷入分裂状态。由于资金短缺，安特生的地质考察工作也严重受阻。在1917年7月张勋复辟占领北京城的十几天里， “安老爷” 在大草厂胡同的四合院悬挂了瑞典国旗，成为他的中国同事、朋友及其家人的临时避难所。那一年安特生邀请瑞典NRM的古植物学家赫勒（Thore Halle）来华工作一年，对大约三亿年前的石炭纪煤层进行古植物学调查。地质研究所第一批毕业生周赞衡作为助手，一直跟随赫勒在中国工作。25岁的周赞衡获得瑞方资助，于1918年11月7日作为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来到瑞典，在NRM师从赫勒研究中生代古植物学。他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唯一的中国人，十分适应那里的生活，很快就学会了瑞典语。瑞典大报《每日新闻》还采访了周赞衡，并将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头版。
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瑞科学合作史上关键的一年。丁文江作为翻译和科学顾问，陪同梁启超列席巴黎和会并在欧洲考察之后，越发感到以工业化救国济世、使中国融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紧迫。是年7月丁文江应赫勒之邀访问安特生的祖国瑞典，于2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904年康有为曾寄居斯京，深为那里的湖光山色、人文风情吸引，而丁文江却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他在赫勒及周赞衡的陪同下，参观了落成不久的NRM实验室和办公室。当晚赫勒宴请丁、周二人，以及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地质学家丁格兰、企业家和赞助人拉格雷利乌斯（Axel Lagrelius）等宾客。在晚宴上，丁文江向在座的几位专家详细了解瑞典的采矿和钢铁工业。他连夜乘坐火车，前往北部城市基律纳（Kiruna），参观考察了瑞典最大的铁矿。
安特生等人的工作不仅是一个关于中国自然历史的短期项目，而且与19世纪末以来瑞典科学家的极地探险以及关于地球气候变迁的研究密切相关。1913年，安特生和诺登舍尔德一起创立了瑞典南极委员会，原计划与大英博物馆合作开展新一轮南极科考，由于一战爆发而搁浅。1919年9月4日是中瑞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南极委员会主要成员开会决定将名称改为 “中国委员会” ，建议政府将原来承诺拨给南极科考的经费转向安特生在中国的研究计划，由拉格雷利乌斯担任司库。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是一位知名考古学家和艺术鉴赏家，尤其痴迷东方历史文化。他于1921年成为中国委员会新一任主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项目的声望，并有助于获得更多的私人和国家资金。1950年王储登基后仍热心于中国委员会的工作，直到1973年去世。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保存的安特生在华考察和丁文江的签名照。
1919年秋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 “北京” 号轮船从日本唐津港出发回国。途经上海时，装载了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计划运往瑞典NRM进行鉴定后再返还中国。轮船不幸在台湾海峡失事，古生物化石全部沉入海底。这是自1914年以来，安特生和赫勒等在中国采集到的几乎所有化石，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尚未鉴定的古植物化石收藏。这意味着两国科学家以前的所有努力全部清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对于刚刚起步的中瑞地质学合作造成了沉重打击。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正在斯德哥尔摩的周赞衡，他原订的学习计划就是与导师赫勒一起分析研究这批古植物化石，为此赫勒只好向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借来他的私人收藏作为替代品，后来在安特生及助手的帮助下又重新收集了一批化石。1922年周赞衡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专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