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今年是先祖父范祖璧先生诞辰130周年、大学毕业102周年、逝世50周年，在他的80年风雨人生中，分别在满清、民国和当今三个朝代度过了20、38、22年。如果用两句话概括祖父的一生，我觉得"战争年代的建设者，动乱时期的旁观者"比较准确。随着时代的动荡变迁，祖父留下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拜托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中、在《申报》上、在有关乐西公路和石棉大桥的记载中，找到了祖父一生的蛛丝马迹。遂记录下来，权作对他老人家的怀念，留给后代的一份念想，也是百年家国历史的一个小小侧面。
我家祖籍浦东南汇，南汇成陆于唐朝前后，因"大海环其东南，扬子江水出海后受海潮顶托，折旋而南，与钱塘江水在此交汇"而得名。目前上海两千多万人口中，实际上真正的本地人仅剩约30多万人。上海原住民的第一人称不是洋腔的"阿拉"，而是接地气的"吾伲"。老父亲少小离乡，但他生前和兄弟们通电话时，仍是满口吾伲乡音。祖父生于1891年 (清光绪17年) 12月，名"祖璧"、字"益春" 。他的父亲是南汇万祥的前清秀才，靠给人看风水养家，置得田地约200亩。祖父有三位兄长、两个姐妹共六人，他幼时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后来到上海读书，成为家族这一代走出乡村的唯一之人。
祖父191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于1919年毕业，为中学 (中院) 第六届毕业生：全班共58人，大学 (上院) 土木科第十届毕业生：那一班毕业时只有15人。南洋公学由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于1896年 (光绪22年) 创建，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大学。该校在1911至1913年间称为南洋大学堂、1913至1921年间称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国学大师、工科先驱"唐文治校长掌校的1906-1920共14年的时间内，学校陆续开办了商务、国文、土木、邮政、电机、航海等专科、本科及西文附科，真正办成一所现代化的工科大学。
交大校园内至今仍留有一些建校初期的老建筑，如建于1899年的外廊式建筑中院、为纪念建校20周年于1919年落成的老图书馆等。1915年1月13日，由前南洋公学学生组成的"南洋学会"成立，推举唐文治先生为名誉会长，学会会员来自海内外校友，以"联络情谊，交换智识"为宗旨。初成立时有正式会员120余人，刚进大一的祖父是南洋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多位南洋精英均为他的学长或同窗。南洋学会下设言语、编辑、游艺三部，每月至少有常会两次，如举办中英语演讲、辩论，或请名人演讲等。图为该年夏季南洋学会会员第一次合影，第一排中间坐椅者是唐文治校长、第四排左一是祖父、第二排左三是他中院时代的同窗好友李熙谋。还是第一次见到祖父年轻时的影像，尽管比较模糊，照片摄于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老上院前，1900年落成，已于1954年因年久失修拆除。
除数学、物理、力学、外语及专业课外，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本科四年均设有国文课。民国年间学校发行《南洋公学新国文》，由苏州振新书社出版，商务印书馆代售。初集出版于1914年，由唐文治和国文教习李颂侯选录自1908年以来举办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240篇，分原、释、说、读、书后、合论、论、问及杂文等类，并选印校门、校舍及校长照片共8卷4册。《南洋公学新国文》所选文章"无题不新，有美必录"、"理想高超，文笔奇逸，多子史气息"，体现了学校历年学生国文成绩的最好水平，也是唐文治长期重视国学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出版后曾呈交通部、各学校及社会贤达鉴别，又送至美国巴拿马世博会陈列，深受中外人士好评。
1917年《南洋公学新国文》二集出版，收录自从1914年以来历年国文大会文章351篇，分类较初编更细，有原、释、读、经说、史论、性理论、杂论、合论、辩、说、议、书后、问、拟、杂文、诗、词等17类。该书初、二集发行后，得到社会各界赞誉，成为风行一时的中小学作文范本及大学国文课本。祖父大二时的两篇作文《太史公以韩信比周召太公、以萧何比闳夭散宜生论》、《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说》分别被收入二集的卷五 (1) 合论类和卷六 (1) 说类。祖父留下了一把大学时代缺了游标的计算尺，一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初版、二十七年第14版的《学生字典》，和民国十七年扫叶山房石印的一套六本线装《唐诗三百首注疏》。
1919年祖父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新加坡和爪哇等地的洋行做事，担任绘图员和帮工程师 (即助理工程师)。他1923年3月从南洋归来，大约那时回到南汇老家相亲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我的祖母盛女士。祖母是出生在南汇县城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是前清武官，家父曾谈起他儿时住在外婆家时，看到过墙上悬挂的大刀。祖母是家中独女，在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尽管有五个幼年夭折，但她的弟弟们一直称她为"六姐"。祖母的长兄1920年代曾在由国人最早创办的女校——上海务本女校作教师，后来又与最小的弟弟先后入职黄炎培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任教。
这个开明的家庭对于幼时的祖母想必很有影响，她从小一双天足，毕业于南汇城南女师，婚前当过小学教员，还随兄弟字辈给自己取学名"镇伊"。祖母生于1901年，比祖父年轻近十岁，二人相识时一个年近32岁、另一个22岁，按当时的标准都算"大龄青年"了。祖父母如何相识已不可考，但1923年5月14的《申报》(右图) 上登出一则关于5月9日南汇大团镇明强学校举办"国耻纪念运动会"的消息，文中提到：运动会"秩序由上海教养院童子军团体评判，由盛建超女士及范祖璧君等担任，......"。那时祖父刚回乡不久，祖母也还在作小学老师，也不知这位"盛建超女士"是否就是祖母，只能凭空猜测了。
自我记事起，祖父已是须发皆白的老爷爷，祖母也是弯腰驼背的老奶奶，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芳华"。祖父母育有八个儿女，只有四人成年，二老性格迥异，和旧时大多数夫妻一样，在吵吵闹闹中度过一生。祖父内向安静、不善言谈，但有时也很倔强。他从年轻时起就乐善好施，前二图为《申报》上刊载的他在大学毕业前后的捐赠记录，中图是为母校建筑捐资。老年无论住在南汇老家还是唐山我家，祖父对乡邻出手都很大方。祖母则精明强干有主见，但性情急躁，可惜生不逢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还是作家庭主妇，若在现代没准是位职场女强人。
祖父1924年8月入职沪上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壳牌公司与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合设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03年，曾垄断亚洲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销售市场。其高七层的亚细亚大楼建于1916年，占地面积1739平方米，建筑面积11984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大楼外观兼有古典样式和新古典主义格调，正立面呈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并辅以爱奥尼克柱式。大楼是当时上海外滩最高的建筑，门牌为中山东路一号，因此人称"外滩第一楼"。在亚细亚火油公司工作的那几年，大约是祖父一生中最安定富足的日子。他与祖母成亲之后，安家在黄浦江边十六铺老城厢，几年内伯父、家父和姑姑相继出世，祖父的薪水除了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之外还绰绰有余，并且积蓄可观。祖母的意见是回老家置地，但祖父却受到亲友影响，将几年的积蓄全部投入证券市场。
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股票、股票交易和证券交易所的城市，祖父在初试身手之后，竟然辞去报酬丰厚的洋行工作，专职投资炒股。不幸遇到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衰退，全球股市跳水，上海自然不能幸免。祖父的全部投资血本无归，只好带领妻小回到南汇老家，靠祖上留下的田产收租度日，几年之后才经校友介绍重回职场，前往内地工作。交大校园内至今仍留有一些建校初期的老建筑，如建于1899年的外廊式建筑中院、为纪念建校20周年于1919年落成的老图书馆等。图片是笔者前些年回沪时拍摄的上海交大中院和老图书馆、亚细亚大楼及楼上的铭牌，从前在上海读书七年，竟从未想到去这些地方看看。
祖父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作土木工程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1927至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全国特别是内地公路的建设，全国公路由29000公里增加到117300公里，但由于战争破坏，1949年时只剩下73000公里。1935年祖父来到河南，先后在省建设厅和水利厅工作，曾参与整修洛临、潢三、洛潼公路并担任过主任工程师。连接十三朝神都洛阳和千年古城潼关的洛潼公路始建于1922年，是中原地区最早修建的公路、三大公路干线之一。抗战时期父亲随祖父母内迁，在河南洛阳读小学和初中。后来祖父入川修建乐西公路上的大渡河悬索桥，祖母带着家父兄弟五人留在内地，逃难途中还被美国飞机的炸弹误伤左臂，留下终生残疾。
音乐家马可当时是河南大学的学生，还来父亲学校教他们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家父就读的小学是意大利人创办的天主教学校，日本飞机来轰炸时，学校的神父会把意国国旗铺在地上，进初中后他们就躲到城北邙山的防空洞中上课。古都洛阳人文荟萃，连军阀都文雅，家父初中时就读的洛阳复旦中学，是1932年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在圆觉寺创办的。祖母常常为口粮和小孩学费发愁，那时中学学费是一口袋粮食，差些斤两，她就掺一簸箕土充数。即使这样，家父和伯父仍在战时读完高中。关山阻隔、蜀道艰难，全家直到战后才团聚，祖父最心爱的女儿患病不治，16岁的花季长眠于异乡。笔者读大学的时候，一次暑假和家父乘火车路过洛阳，他在车窗前久久驻足不语。
乐西公路连接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分别是抗战时期运送国际救援物资的地面和空中重要通道。这条公路从勘察到通车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工程技术人员殚精竭力，征调彝汉民工十余万人，上万人死亡，是一条血肉筑成的抗战路。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处女作——纪录片《民族团结》中，就有一段讲述各族民工修筑乐西公路的故事。大渡河为高山峡谷型河流，地势险峻、水流汹涌，祖父曾参与修建单孔跨径的石绵 (棉) 大桥，设计跨径110米、宽4.5米，是乐西路上最重要的桥梁，是当时仅次于滇缅公路上澜沧江悬索桥的第二长跨径公路悬索桥。大桥所在地盛产石棉，擦罗人李德吾 (字光明) 曾在这一带荒滩上招佃开垦办起"光明农场"，1930年代的地名是"农场"，1951年6月设石棉县后纳入县城。
祖父于1941年七月起担任第二桥工所主任，负责大桥前期及其接线和渡口工程。大渡河流域自古汉夷杂处、民风剽悍，根据刘中福主编的《乐西公路》一书记载："大渡河桥地处偏僻，有经验之桥梁承包商不愿前来承建。桥工所雇工自办，计雇起重工、混凝土工及铁工共30名，石工150名，其他小工与接线路基工程混用无统计。" 大渡河悬索桥于1942年10月2日举行落成通车典礼，时任川滇西路工务局局长的周凤九致辞。图片为几年前笔者寻访这座大桥时所摄，"石棉"又称"石绵"，"石绵大桥"的桥名是时任西康省省长廖志高题写的。现在这座桥已不准车辆通行，并被列为四川省级重点文物。走在依然坚固的大桥上，脚下是波涛汹湧的大渡河水，缅怀先人，仿佛时空倒转，令人震撼！
大渡河悬索桥建成后，1942年11月立碑以记，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兼乐西公路工程总督修的赵祖康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运输统制局局长何应钦分别撰写了纪念碑文。赵祖康在题为《大渡河钢索悬桥落成记》碑文中所言："乐西路长五百余公里，土石工程凡一千百万公方，桥涵一千三百座，而大渡河之桥工为最巨。...... 乐西路之成，前后发动民工，无虑十余万人，工程处招工及自募石工，桥工等，又不下四万人，国帑所出亦不赀。路垂成，而员工之殉职者有之，病困者有之，父丧不得奔，妻子物故而不得归者有之"，确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何应钦的碑文题为《川滇西路大渡河悬索桥工记》，其中提到包括祖父在内的四位工程主要负责人："自来筑路修桥为最难，而在急流横河之上修建单孔大桥为尤难。...... 在事员工 () 能忠其职责，黾勉以赴，乃于本年七月二十日告厥成功，计经始落成为时仅半载耳，先后负工事之责者有乐西公路第八总段长吴文熹、第二桥工所主任范祖璧及川滇西路工务局大渡河桥工所主任郭增望，郭君即此桥之原设计人，而主持 () 修者则为川滇西路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
上方左二图是刊登在《川滇西路》1943年第三期上的两通碑文，右上图是桥头石碑上刻有祖父名字的部分。几块石碑几近风化，有何应钦签名的部分已被敲掉，以至于很多文章都以讹传讹为戴雨农所作。父亲看过刻有祖父名字的何应钦撰写的碑文后十分吃惊，动乱年代居然无人上门找茬，想想也后怕。如果祖父得知他最钟爱的长孙女70多年后来这到里巡访，一定会含笑九泉的。祖父一生爱好旅游和摄影，但在修建石绵大桥时，却无缘光顾近在咫尺的峨眉山。我家内迁峨眉时，祖父已去世快两年了，而他生前拍摄的诸多照片也都所存无几了。
石绵大桥建成之后，祖父又先后在重庆、广西、江苏、浙江、辽宁等地工作过，历任工程师、工程段长、公路总段长等职。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硝烟又起，在兵慌马乱的那几年，祖父曾招募不少年轻乡亲到他的工程段打工，以躲避被强征壮丁。他的父母去世后，祖父曾分得田产20余亩，由家乡的侄子代管出租，抗战爆发后租金全归侄子所有而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祖父的薪金收入。土改时祖父的成分定为职员，祖母则是小土地出租者，几十年后祖父还笑称当年幸亏没有听从祖母的意见回乡置地，否则土改时就会被定为地主成分了。祖父虽一生走南闯北，却始终不改乡音，说不来国语。50年代初他曾应聘东北大学教授，因北方学生听不懂他的浦东土话，一个月便辞职不干了。
祖父读大学的那几年，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德先生" "赛先生"传入中国的时代，五四运动就发生在他大学毕业前夕，据《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记载，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园内也是群情激昂，然而祖父似乎并非热血青年。图为祖父留下的两段文字，大概是他退休前政治学习的笔记，左图是"中共党史第一、二单元复习参考题"，右图是"总结自我检讨与批评"，从片言只语中可略见端倪。
祖父写道：因生性愚鲁而不善言谈，常喜欢独居不与人交换意识，因此人家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一种人，不敢与我接近。我在幼年时性情比较活泼，无论在私塾内及高等小学内，德智体三育均列前茅。以后在中学及大学时代，因念家庭经济困难，常思如何能帮助老家改善经济情况。正当民国初期，各种思想纷纷杂陈，如有的主张富国强兵，完全以欧西方法来治理中国；有的主张恢复中国旧式政治，励行专制；也有的以清末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说法来提倡。我因对于哲学方法缺乏认识与分析能力，也不知什么叫做人生，故心中混混沌沌。只照学校所规定书籍学习，尤以英算各科为最努力。......
我出生的那年祖父退休，他独自游历了风景名胜黄山，题图就是那次拍摄的。祖父喜欢大学校园的环境，唐山交大又有两位老教授分别是他的大学同窗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同事，因此他退休后与祖母一起常常住在我家，有时也会回到南汇老家住几年。与喜欢与人交往的祖母不同，祖父退休后与人交往不多，常常一个人上街而且自得其乐。每月120多元的退休金使得他的手头很宽裕，因此常常给我和弟弟购买童书和零食。在幼小的我的眼中，祖父似乎从未进入新朝的语境，对于老人他一直以"先生" "太太"相称。这也许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是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时的我，却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
自从1930年代炒股失利后，祖父不再尝试投资，只有一次例外。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祖父从上海买了一些毛线带到唐山，说是要在北方出售赚取差价。记得那次父亲大光其火，那批毛线就成了我家的枕芯，用了很多年。我15岁前的大半时间是与祖父母和外婆三位老人家一起度过的，祖父母的浦东乡音和外婆的赣南方言，是我们姐弟童年时代最温暖亲切的背景音。那时每天晚上祖父母总要出来召唤在外面疯玩的我和弟弟回家吃饭，北方小孩们常常学他们的南方口音。文革期间生活困难，老人们吃不惯粗粮。那时妈妈常骑车到餐馆用粮票买米饭、或者和农民换大米，一斤二两粗粮换一斤大米，好在老人们的饭量很小。
1960年代末，祖父因中风至半身不遂，那时医院都关门了，只好在家中静养，一年多后居然慢慢恢复。1970年因珍宝岛局势紧张，祖父母回到南汇老家。1971年7月28日，八十高龄的祖父驾鹤西去，五年后的同一天，我家居住过多年的唐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地震。1973年夏天，我回老家最后一次探望独居的祖母，印象中厉害能干的祖母已经老态龙钟了。图为祖父母的最后一张合影，1968年摄于上海虹口公园。
1978年2月，我来到祖父早年读书和作事及父亲出生的城市读大学，而到达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别祖母，那是全家族亲人相聚最齐的一次。祖父、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代人，分别在民国初年、抗战之后、国门重启之时进入大学，中间都正好相隔31年，真不知是巧合还是轮回。祖父母辞世后安葬于南汇老家，几十年家乡巨变，老人家的遗骨已不知所终，祖籍地也再无近亲了。家乡亲人经过多方打探寻找，终于找到了祖父母的最后归宿地。2015年清明节，年近九旬的伯父和古稀之年的叔叔两家三代十二口人驱车前往故乡祭奠老人家。祖父母长眠在长亭下、绿树中，他们看到这生龙活虎的一大家子人，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早年祖父若不是炒股失利，也不会去后方工作以赚钱养家，不经意间雁过留痕。祖父中年离开故乡，走南闯北、修路架桥、四海为家，他生性散淡、小心谨慎、无党无派，南洋学会大概是他老人家参加过的唯一"组织"。因此从未被政治运动所波及，一生无惊无险，随遇而安、乐天知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出世达观的人生态度，世上的事谁能说得清？
南洋中院和亚细亚大楼矗立在上海滩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洛潼公路、石棉大桥已被新路新桥所代替，唐山的家早已在大地震中变成瓦砾，而幼年在北京和老家住过的房子也都被拆掉，改建成了高价楼盘。有形的建筑或存或亡，无形的精神却薪火相传、长存世间。祖父母作古多年，没有留下什么财产，而他们的仁慈、善良、勤俭、淡泊，却生生不息、恩泽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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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也有交大人。
今天元旦，祝你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