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黄昏（5）
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的西藏，继续处于内部政治混乱之中。对于掌握政权的喇嘛们来说，一个没有现实神圣偶像的时期，是对传统的最大威胁。因此当务之急，是按照仪轨尽快寻找达赖喇嘛继承人，而其他一切可以暂且不谈。这个重大任务自然由摄政王热振活佛亲自担当。如果按今天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眼光来看，这本来只是某个宗教内部的事务，与日常社会生活无关，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元首辞世或卸任，也会自然依照法定程序选举出新的领导人。但在当时政教合一制度结构下的西藏，权力的继承是一件耗费巨大并旷日持久的事情，这其中也自然充斥了众多的争斗、欺诈和操纵。所有幕后利益交易会延续到达赖喇嘛灵童长大，并影响他整个执政时期。而这样的事情在西藏历史上总是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就会不厌其烦地上演一次。
就在喇嘛们忙于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他们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权力斗争中击败土登贡培的龙厦，开始掀起了一场激进的政治改革运动。龙厦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吉确公东”（追求幸福者同盟）的政治组织，并在噶厦政府僧俗官员中开展了广泛的签名运动，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
龙厦的改革目标是想改变西藏政治制度结构。他提出把噶厦政府内阁大臣噶伦的终身制，改变为四年一届的任期制，同时噶伦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噶伦就自然受到“民众大会”的约束，并只能向“民众大会”负责。至1934年5月时，在拉萨的噶厦政府官员已有近百人参与了这一运动，约占拉萨官员总数的 20%~25%。
龙厦拥有众多追随者之后，开始了改革第二步。这些改革者们起草了一份要求实施改革的请愿书，在支持者签名后于1934年5月10日早晨送交噶厦政府。他们设想的是：这份请愿书必然会送到摄政热振活佛和噶伦们的手中，而根据西藏以往的政治传统，除达赖喇嘛外，任何官员都不会单独处理这种有极大政治风险的事情。因此他们必然要求召开“民众大会”进行讨论，这样一来，在“民众大会”具有广泛基础的龙厦和他的支持者们，就可以操纵整个局势并进一步达到实施改革的目的。龙厦也可以通过“民众大会”进入政权核心成为噶伦，从而与保守势力抗衡，推进西藏的现代化进程。
龙厦们的策略与五十五年后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中改革派的做法异曲同工，而结局也相差不大。
不过，西藏的政治历史永远都是靠阴谋来推进和维持，所以其间总是充满各种变数和缺少可预见性。龙厦们没有想到的是，他集团中一个年轻俗官噶雪巴•曲吉尼玛，在准备递交请愿书的头天晚上，向掌握大权的赤门噶伦告发了他们的改革计划。而这位告密者与龙厦的私交很好，并曾不断得到过龙厦的扶持和提拔，他告密的动机仅仅只是：因为他想进入龙厦改革集团的核心而没有得到实现。
告密使摄政热振活佛和噶厦政府噶伦们十分震惊和恐惧，因为这样的改革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在征得拉萨三大寺僧侣集团的支持后，噶厦政府开始了粉碎龙厦及其追随者们改革计划的行动。5月10日当龙厦来到布达拉宫的时候，噶厦政府的侍卫官向他宣布了一纸逮捕令，他在试图反抗无效后遭到逮捕，并马上被关押在之前他的政敌土登贡培被关押过的同一间地牢里。第二天，参与龙厦改革运动的所有重要成员都遭到逮捕并被查封了家产， 其中也包括告密者噶雪巴•曲吉尼玛。
随后成立的“龙厦事件调查委员会”，开始了对龙厦及其追随者的审判。龙厦被指控的罪名为：组织并领导由近百名官员组成的非法组织；该组织计划谋杀某位噶伦，阴谋推翻噶厦政府并建立共产党红色制度；同时挑唆达赖喇嘛和斑禅喇嘛之间的误解和不和，造成噶厦政府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密宗符咒害人。审判中告密者噶雪巴•曲吉尼玛作证说，龙厦集团确实有着计划谋杀和推翻噶厦政府的秘密“内部文件”，但始终没有找到有关这份文件的任何证据。
尽管缺乏各种定罪证据，在指控提出后的两周内，这个“调查委员会”还是对龙厦及其同伙作出了判决：龙厦被判挖去双眼眼珠，同时没收全部财产。据说本来要判龙厦死刑，但担心他的鬼魂进行报复，对正在进行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活动不吉利，才判了他仅次于死刑的残肢酷刑。龙厦改革派的成员全部被清除出噶厦政府，并分别被处以罚款、没收财产和流放的处罚。
而此事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告密者噶雪巴•曲吉尼玛，他在三个月后被释放出狱，没收的财产也得到归还并恢复了他噶厦政府官员职务，一年后他又被晋升为四品官。寺院和僧侣集团对告密者的奖赏丰厚而及时，这样才能使告密通道保持畅通，从而支持以阴谋作为基础的政治统治体系。噶雪巴•曲吉尼玛后来由于其左右逢源的投机才干，十几年后升为噶厦政府的噶伦，在1949年中共进入西藏前夕，因为内部的争斗被大札摄政下令逮捕并流放到山南终身监禁。在中共来到西藏后，他又被重新启用并最终成为中共的追随者。
龙厦改革运动失败，西藏又回复原来的政治生态。今天再来看待这段历史，可以认为龙厦改革运动所提出的如官员选举和任期、“民众大会”对政权的制约和限制等政治目标，都是基于龙厦本人早年在欧洲生活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所产生的理想一旦移植到西藏，就必然陷入中世纪的泥沼之中。
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写道：“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实际上在1934年的拉萨并不存在。当时拉萨没有报纸和电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官员懂一些外语。宗教和以农奴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无疑是形成西藏社会生活的基础，试图组建一个革命政党将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龙厦炮制并实施的一项改革计划，是把他的现代化和改革的见解隐藏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进行的。”
尽管龙厦在他的改革中不得不屈从于这个古老传统的所有规则，但他所采取的和平请愿方式和所设计的实施步骤，是不可能对抗西藏制度结构的巨大惯性，因此他实际上如M•C•戈德斯坦教授所称：“显然，龙厦是在玩一套极端危险的游戏。”
面对发端于二十世纪的现代性趋势，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不可逆转的理性化和自由主义，西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显出了它的虚弱和力不从心。而龙厦们的改革只是代表少数视野相对开阔的精英对此做出的本能反应。但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这个阶层是那么弱小，而当时的西藏社会和制度都不具备应对外部世界变化的资源和能力。
与现代国家不同，一个没有完全独立的西藏，靠寺院和僧侣集团与世俗贵族集团的利益交换和结合为基础支撑。西藏并无其他国家那样广泛而庞大的市民阶级。所有价值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都控制在僧侣们的手中，整个社会缺少甚至没有各阶层利益协商途径和能力。因此任何在这两个统治集团之外的人们，都无法把自己的利益上升到“价值”层面并作为自我信仰去维护，也无从向社会证明自己有资格、有能力和责任感，从而比现在的统治集团更能够担当起领导西藏的重任。
龙厦改革运动失败，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一丝的偶然（如噶雪巴• 曲吉尼玛的告密），而几乎是必然的。M•C•戈德斯坦教授曾如此评价：“龙厦的倒台使噶厦政府失去了一位最有远见且开明能干的人物，西藏也因此而丧失了克服阻碍进行现实变革顽固地坚持宗教保守思想的保守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龙厦的改革计划取得成功，那么噶厦政府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军事力量和国际地位，而且还有理由相信喇嘛王国在1951年消亡的那种局面也有可能避免。”
在惋惜之后，现实却告诉我们：这种“如果”并不存在，在西藏历史上，一旦社会面对重大变故，统治者们总是本能地后退并把自己封闭起来。龙厦天真地以自己西方生活的认识和经历，希望能扭转一个庞大无比的古老体系，不但制度不可能配合，社会也无从加以支持。因此这些改革者们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一种想当然的企图而已。
如同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样，龙厦的改革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被人淡忘，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热振活佛在担任摄政的七年里虽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如修建完成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寻找到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十四世达赖喇嘛，并克服种种障碍，把他顺利带到拉萨举行了坐床典礼等等。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段时期却是西藏政教制度丧失活力并走向衰落的开始。尽管此时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外部变化，似乎对这个自我封闭于遥远喜马拉雅群山中的喇嘛王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