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11）
曾经看过一段很到位的论述：中国没有自身的力量。它是一个只有征服者才能创造的东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中国作为一个自在主体的说法，是一个谎言。“合”只是征服者军事集团创造的帝国，由初兴到秩序解体时的社会崩溃的过程，而“分”则是各种小政治集团，在这个不自然状态下自然地兴起的过程。但是因为中国平均的政治浓度低下的缘故，政治集团相互兼并，外族集团入侵，又会及时创造一个新的“合”的局面。所以，“中国”这个代号，根本不表示一个政治体，甚或一个“民族”，而只能够指称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政治动态演变。反而，在分裂时，这政治浓度更高：北洋时期的军阀政治创造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说构成了我们当代精神食粮的主要部分。在各省自决政治的情況下，大学作为政治的孵化所，能够创造无数新的生命力。但在统一时，正向淘汰結束，逆向淘汰就开始了。
或许有人会问，中共的消亡会在何时，是否有迹可循。其实，中共灭亡的必然是其内在逻辑所决定。中共的流氓基因使其完全不具备任何纠错能力，所以对他人的任何质疑都不能容忍，由此陷入必须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困境。每犯一个小错误，它必须以一个大错误来掩盖，犯一个大错误，再用罪行来掩盖，最后罪行只能以指鹿为马方式掩盖。这种错误和罪行的不断累积和不断掩盖，使维稳消耗的资源无限增加。当维持政权的成本超过体制带来的利益，内部和外部的张力便会达到极限，促使既得利益者开始新的选择，制度结构由此分崩离析。
所以，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前现代政治生态，与人类现代文明是对抗与冲突的关系。因此在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难以长久存在。走向民主宪政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必然大势，二战后存在的三四十个专制国家，至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便足以证明世界大势之不可违。
所以中共的消亡是可预见的，但消亡的时间和方式取决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变化，因而难以确定。时间对于前现代的东方社会的人们，并不具有太多价值，因此也显得极为漫长，因为这里所有的改变都依赖于一代统治者死亡，中国已经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每个时代那些看似无用的过程，都会在不经意地产生变化。
当下中共前所未有之惶恐，源自于前所未有之合法性危机。政治权力合法性即掌控政治资源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有人对此评论：中华官僚帝国的可悲，在于自古及今从未真正存在过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问题，即正义问题与合法性问题。我们解决正义问题的方法是用暴力灭掉正义，解决合法性问题的方法是谁拥有最强大的暴力，谁就是合法并且正当的。
人类历史上，权力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契约，一种是暴力，未经同意的权力都是暴力。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即把暴力伪装成权力，即所谓的“打江山坐江山”。但这种前现代的权力来源，在现代普世价值中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中国民众与中共并未以选票的方式达成权力让渡的契约。中共只好改为以经济繁荣搏得信任，编造出他们养活了十四丄亿人的谎言。而一旦短期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权力则不得不以暴力维持，即所谓维稳。如此统治成本日渐增加，最终难以为继。但只要中共仍然认为合法性来自民众对自己的服从，危机就无法消除。
统治危机日益严重，逆淘汰体制使人才尽毁，庙堂上唯余阿谀颂圣之辈。今天中共的个人崇拜造神原则，是所有的过错都由下属承担责任。为了避免成为替罪羊，中共官员的全部精力和努力，不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防止事情变坏。甚至军队将领的目标追求，也不是如何打胜战，而是如何不打战，由此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大幅增长，整个制度进入恶性循环。
同时，中共坠入了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陷阱，即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坏消息没了，直到敌方兵临城下导致亡国。类似的效应是“狗咬尾巴定律”，审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审查制度的伤害，中共用来欺骗民众的虚假宣传或错误信息，也欺骗了自己。（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