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西藏历史上的地理走向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份：即上部阿里三围（现在的阿里地区西三县）；中部卫藏四茹（现在西起日喀则，北到唐古拉山，东至昌都，南抵印度、锡金、尼泊尔边界的以拉甘肃等省的藏区，“康”的意思是边远地区）。我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部。意在书中分三个部份讲述我在西藏生活的经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及对西藏未来地位趋向的看法。
在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中，西藏被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是在公元13世纪，这个时间要早于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蒙古大军席卷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附带之作，但却改变了这一地区和人民的历史进程。那时欧洲及世界都在为蒙古铁骑的震撼而陷入惶恐不安之中，自然不可能关注遥远的、深藏于世界最难于到达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这块土地的命运。15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了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漫长岁月，西方以世界主义的文明观开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殖民地开拓和奴隶贸易活动。从那时便有不少西方的探险家开始觊觎西藏这片白种人从未涉足的冰雪覆盖、具有神秘诱惑力的遥远世界。从18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西方各国有许多目的不尽相同的人们便采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试图进入这块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一方面是因为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西藏自身内部的和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它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不过，在那以后的几百年中，西藏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坚守住了它地域和精神的疆界。中国明、清帝国的统治者和西藏噶厦政府都竭阻止任何外部世界的人员进入这个地区，而根本不管来人进入的目地何在。因而在那个时期，除了历史上与西藏有传统民间贸易往来的极少数周边地区的商人，能够前往西藏并了解它的人是为数甚微的。而西方人要想堂而皇之的进入西藏，除非用武力打开它那并不坚固的边界（英国人就曾这么干过）。即使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共开始直接统治西藏以后，在近30年的时间内，西藏隔绝于整个世界，除了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那儿获取的少量缺少真实感的信息之外，人们很少得到关于它的消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西藏仍然是一个边远荒凉、流放罪犯的地方。除了极少数以中共的意识形态标准认为是去解放西藏人民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官员和军人，谁要想到那里去工作和生活则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由于偶然的机缘，使我在西藏生活和工作了整整7年时间。也正是在那时，西藏终于在迟疑了千年之后，缓慢地向外界打开了它的神秘之门，并且步履蹒跚地向现代世界走来。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努力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期。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近20年。客观地讲，西藏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变化使得我们依据数十年前对它的了解而形成的观点都显得苍白和不真实。
当今世界，存在许多相互误解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有的还演变得甚为激烈，西藏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类地区。当我们置身事外，观看和倾听各类媒体对这些地区的不同角度的报道时，很容易以我们自身所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固有的价值观来简单地判断其是非与黑白。但是，当我真正置身于西藏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我发现过去我们对它的所有理解和判断都有着太多可笑的成份。
可喜的是今天西藏终于敞开大门接纳那些关心与爱它的人们，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了解这个地区和那里发生的一切的极好机会。但是由于西藏偏远的地理位置和种种政治因素，今天能真正亲临其地去了解它的人还不多。至今为止，西藏以外的人们（包括中国其它省区的人们）得到的关于西藏的信息不外乎这么几个渠道：一是中国政府及中国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这类报道由于宣传的必要，其内容必然是报喜不报忧的，而对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又是空洞无物和千篇一律的；二是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关于西藏的报道，作为政治对立的产物，它恰恰相反是报忧不报喜的。另外由于达赖喇嘛长期远离故土，所以他对于西藏状况的描述，多是在后来西藏前往印度探亲访友或逃离西藏的人们叙述的基础上加上几十年前自己对西藏的理解和判断形成的。由于叙述的人在到达印度后所面临的客观处境，其叙述的真实性是应该大打折扣的；三是各国藏学家发表的各类研究报告及论述，这些报告和论述多是从严格的学术框架出发，对西藏的状况作专题的研究和分析，再加上研究者本人观察角度的差异，因而这类报告及论述反映的多是静态的状况和问题，而对于西藏动态的发展与变化却掌握不够；四是中外旅游者的叙述，由于大多数旅游者感兴趣的是西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从政治角度去观察的很少，因而他们的叙述更为真实和客观。但由于受停留时间和旅行区域所限，他们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使他们无法进入当地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所以这种叙述常常是表面的和零碎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西藏的书籍，因为今天旅游已成为许多人极力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那些把旅游当作时尚和做秀的人们总是如风中的草叶一样轻快地飘掠过西藏，然后急匆匆地把当地的风情和人们的生活用猎奇的手法渲染一番，再把自己旅途的痛苦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加上些许肤浅的抒情和一些路途的流水账。一个粗糙的时代不可能去关注生命的细节，作为后现代一般大众特别是中等阶层市民在富足的生活中日益疏离彷徨并弱智化的反映，许多人把西藏萦绕笔头只不过是潜意识中对都市现代生活一种无力的对抗，而西藏却是一个所有人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的所在。
其实，西藏近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们内心的变化。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藏人已开始用一种现代社会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来观察和思考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是西藏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但并未继续下去的现象。即使是西藏以外的人们，包括中国其它省份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地摒弃了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形成的偏见，而开始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考察和对待西藏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变化对于西藏来说是划时代的，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可以希望看到西藏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同事和朋友都用了他（她）们的真实姓名，也有 一些朋友因为他们现在的地位或者会涉及他们的私人生活而没有提及。但我希望我西藏所有的同事和朋友能够理解我和我的这本书。我深深地知道今后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见到我在西藏的很多同事和朋友了，我只能借这本书向他（她）们致意和问候。感谢他（她）们在我在西藏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快乐与关怀。而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在西藏7年的生活经历已超出了我自幼得到的所有人生经验，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有时奇怪我30年形成的内心世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试图努力地去理解那里的一切。而以后的日子里将这种努力描述出来便成为我的一个梦想。10年来，这个梦想时时在内心深处缠绕着我，因此也使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西藏。而今天，在离开那块圣地后整整12年，这本书终于开始动笔了。但我的这些描述不是游记，也不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更不是关于西藏的政论文章，而仅仅只是在我亲身经历后的一点思考与感受。当然，我非常清楚当今世界关于西藏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处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权力语境之下，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达赖喇嘛，都不会愿意认可我的观点。虽然在我离开西藏的 10年中，我不停地与人们交谈着关于西藏的一切。而这本书的目的，仅仅只不过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上部：高 天 厚 土
对于西藏，汉藏关系是我们听到的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在心平气和的叙述和讨论之外，所有关于西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行永远都是由少数政客们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挑唆并利用的。尽管在西藏仍然有着许多缺乏公平，正义甚至有悖于人道主义的事实存在。但这不是人民的错。在这些争论之外，一种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理想主义和善良宽容的精神使得大多数的西藏普通民众遵循着一种祖先留下的生活方式相互尊重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毕竟，一个民族不可能孤独地存在，我们都需要互相帮助。因此，人类的多数总是用一种共同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的世界，人民是不会压迫人民的。所以，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
还是先欣赏作品了。谢谢！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关于灵魂，马克思这句话，大概是一种业余者的迷信和自我安慰。
灵魂的拯救不是这样的。他是迷信了。把一种精神情绪的抒发、释放，当成了拯救。
拯救远远比这个深刻和根本。
1. 文中：”人民是不会压迫人民的”。人民本来就是个笼统的概念，所谓”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 其实不过是镇压别人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罢。无非是统治者拉大旗做虎皮。文革中群众斗群众，受挑动受洗脑的群众常常可以如暴民、如洪水猛兽。也可去盲目崇拜希特勒或新老领导人做坏事。2. 马克思也信有灵魂？他的误区是迷信公有制可以解决人压迫人，其实是书生之见。公有制下，干部成了新的农奴主，更毫无制约地贪污腐化。你应比其他人更有体会：毛的公有制，人压迫人更惨烈！不单是黑五类、臭老九受压迫，农民压在最底层，最后连他的战友们也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