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12）
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也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按照美国学者的观点，中共自进入习近平时代，总结并实施了一套被称为“新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治理手法，其实无非将之前的一党独裁变成习的个人独裁。目的是为避免重蹈苏俄覆辙。
不过这一切却适得其反，因为流氓基因独有的自噬本能，导致了普遍的、制度性的治理溃败。而这一切并非始于饥荒、疫情等社会失序的特殊时期，它一直存在，只是在危机时刻得以全面暴露而已。如果说经济奇迹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治理失灵则是中共特色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灭亡的前奏。按照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说法，中共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当其内部的良币基本被驱除殆尽，而一个完全由劣币构成的组织，其消亡的必然已是不争的事实。
或许中共并不这样认为，在这场生死赌局中，中共押上的唯一筹码是中国民众的不敢反抗和不会反抗。因为没有强大的外敌，能让中共灭亡的力量只有中国人自己。不过从1949年后的历史看来，中共显然对中国人不会反抗充满自信。即便面对越来越高昂的维稳成本，他们仍然可以把民众的生存需要压缩到最低限度，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自己权力的延续。
历史上人类社会所有专制独裁体制，维持统治基本依靠两个手段，谎言与暴力。1949年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共主要通过不停制造谎言实行统治。尽管谎言欺骗的统治成本较低，但毕竟谎言可以长期欺骗少数人或短期欺骗大多数人，却难以长期欺骗大多数人。因此当中共进入习近平时代，谎言欺骗效应已经递减并趋于无效，中共就只能转而以暴力维持统治。
不过，暴力必须依靠收买，若暴力的范围和强度无限增大，需要收买的打手也会无限增加，当统治成本大到无力支付收买，暴力维稳会瞬间崩塌。对此中共不无担心，毕竟民众的不反抗是有底线的，极权这把双刃剑对准自己的一刃仍在闪烁寒光。倘若经济增长不能保证民众吃饱肚子，再次出现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同时难以维持收买暴力的支出，则整个体制的风险变数难以预测和掌控。
百年前清王朝把汉地十八省之外的边疆民族地区交予中国，中国人以为占了便宜，不料拿了这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却成今天挥之不去的恶梦。当下所谓的“五独乱华”，即西藏、新疆、内蒙、香港和台湾，那里的民众都对中共的专制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这证明他们都感到受到的压迫，所以要以民族主义来进行族群的集体维权。而这些反抗根据“17条协议”，“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联合国《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之宣言》第二条：“所有民族均有自决权，且凭此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原则，都无一例外有着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尽管表面看来，边疆民族地区的反抗在力量对比显得过于悬殊，但反抗的绵延不绝不见尽头，迫使中共不得不每年耗费数千亿资金对这些反抗镇压和维稳，无限推高统治成本，如同永远止不住血的伤口，加剧中共的资源、财富和组织等各种有形无形力量的消耗。一旦失血过多经济不济，维稳力所不逮，这些看似微弱的反抗，可能成为中共亡党亡国的导火索。
中共实行新的民族政策几年来，这种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已然显现，在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暴力镇压、经济吸引和与文化灭绝为手段的洗脑三种治理手段，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效能越来越低甚至无效，而随后而来的每一个补救性政策都在制造更大的灾难。中共现在与现代文明南辕北辙的所有倒行逆施，都在加剧族群之间分裂，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解体。
今天，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已经全面溃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那种边疆民族向中央主流文化靠拢的现象不复存在，边疆民族对中共的疏离和怨恨日益加深，反抗日益增长。甚至港台地区也出现新的族群认同趋势，并由此产生日益激烈的分离诉求。这种愈演愈烈的族群怨恨，已经开始危及到个体的生存境遇。一个从新疆回到中国的打工者告诉自己家人：以后没事不要往那个方向去了，血海深仇，人家迟早要报的。楚虽三戶，亡秦必楚。
史上王朝更替，皆有必然轨迹，即社会主要力量，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力量，都感觉应该抛弃旧体制选择新制度，才能保证自己利益的时候，政治转型就会开始。当然亦有偶然事件，若无陈胜吴广因大雨被迫揭竿而起，便无刘项起义和秦帝国灭亡。前苏联解体也可看出，虽偶然必然本质相同，但外部因素特别是那些看似无用的过程意义常被忽视。关键在于国际社会的共识与努力。至于灭亡方式，无非是手起刀落和扼颈而亡（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的区别。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会目不暇接地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如史上每次覆灭都有的特征，因为红色宗祠的分崩离析已是快进状态。
对中共的重新审视和认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社会之应对，将决定今后一个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中国人和西藏人的个体及整体命运，将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最大变数，每个人的立场选择和价值取向，都不可避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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