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近期，我们的公众号《虚构与未来》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发的关于鹅钨战争的所有文章都无法发出，封县八子的文章也被补删。一切都在无言之中。
为了不使我们的读者太失望，我们发一篇关于电影《爱情神话》和上海的文章。希望您们理解我们痛彻心肺的感觉。聊胜于无吧。
近日看了电影《爱情神话》，感慨良多。我先把话说在前面，这部电影相当不错，是我看过的写上海最好的电影，加不加“之一”呢？还是加伐。这句话讲过了，对得起剧组的工作了，我可以信马由缰了。我想了想，文章题目用，“他们的上海，我们的上海”。
现在，曾经的上海人，包括老克腊、小淑女、而此时身在上海地界之外生活的上海人，何其多啊！出于种种历史原因，或是工厂支援三线，或因为大学毕业分到外地，或是因为上山下乡留在当地没有返回，或是后来走出国门，来到美洲、欧洲、澳洲生活，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多多少啊！他们看了《爱情神话》会怎么想，这是我的上海吗？
“是”，还是“不是”，两种回答，其实都是相同的意见指向！他们凭着以往的记忆，大概会认同《爱情神话》中的上海密码；然而，这些“老上海”可能还会不满意，上海密码就被电影概括了吗？与此同时，祖上和上海从来没有关系的，八竿子打不到的，而现在却跑到上海，一本正经打算住下来的人，又何其多啊！衮衮诸公，熙熙攘攘。
我敢保证，现在上海马路上走的，百分之七十是新上海。有一次，我从上海火车站出来，两个女孩子操着洋泾浜的上海话对我说，旅馆住吗？我笑了，用地道的上海话“教训”她们，“上海话都不会讲，就来拉生意了？”她们哄笑着跑开了，一边对我喊，“我们是新上海！”她们没有说错，她们是新上海。上海在不停地变化，产生时间空间的多维交错，唯独地理位置没有变。所以，从来不是只有一个上海，每个上海人都有自己的上海。上海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身世记忆。
听说编剧是个山西女生，我以为，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来上海生活几年，就一下子抓到了上海人最鲜明、最突出的特征。所以，有人说，上海被山西人写出来了。这话不假，对于上海籍的编剧来说，大概属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我对这部电影产生兴趣，有一个直接原因，它拍的场景五原路、新乐路、淮海中路、复兴中路等，就是我老家的所在地，是我少年时徘徊、嬉闹的地方。我的回忆如喷泉一样涌出！讲点电影中的细节吧：小女孩对老白的对话蛮有意思。老白在一本正经表述了绅士对女人年龄的应有的态度之后，试探性地说，不会超过40岁。女孩却说，我的妈妈38岁。有点让老白始料不及。到了电影尾声，女孩子才对老白说清楚，我的妈妈44岁，她要我对人家讲她38岁。这就是上海人的特点，骗人不害人。
同样是李小姐，高跟皮鞋的跟掉了，老白拿去修，修好了拿回来，却因为老娘不知情被处理掉了，这鞋是鼎鼎有名的大品牌。李小姐却淡淡地说，是200元淘来的。这是上海哲学的又一个特点：贬己不损人。不少看过电影的人都说，喜欢里面的鞋匠。我也喜欢。
这个皮匠和他的祖上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有老克腊精神的手工劳动者，他是上海变化的一个寒暑表。可以讲，这部电影对上海人某种处世哲学的阐述，吃到骨头里了。
这就提出问题了，我为什么要强调，每个上海人都有自己的上海记忆呢？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却又游荡于上海之外的人，我的上海记忆是什么呢？我的上海记忆像万花筒一样，五光十色。
1967年夏天，这个日子像刀一样刻在我的心上。我下乡参加双抢，抢收抢种。等十多天回来，家没有了，门口贴上封条，我的家被虹口体校的造反派扫地出门了。我在马路上游荡，流浪，当时我家在襄阳南路上，也是《爱情神话》中的马路啊。我神思恍惚，脑袋中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一个青年，落到这个地步，是我的罪，还是别人的罪？诺大的上海，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没有愤怒的控诉，没有絮叨叨的倾诉，没有悲哀，没有凄凉，一片茫然。
此刻，我当然知道上海有老古克腊精神，有绅士风度，可我一无所有，到了冬天只有夏天的短裤，能老克腊起来吗？
来到1976年，已经在北大荒度过七年了，彻骨的寒冷真让我受不了，很多人都想办病退回上海，我也加入这个行列。可是我不会装假，一个老医生拍拍我背，叫我弯腰时，我就弯下去了。后来有人指出我的致命错误，“你不能弯下去，你应该大喊痛、痛、痛！”
我接到了不能病退的通知，走出新乐路街道办事处，沮丧得要命。我走在爱情神话的马路上，落叶盘旋着掉下地，像折翅的鸟一样在地下扑腾。我不知走向哪里，上海不接受我这个游子。我悲怆，无语，唯有振作。两天后，我登上返回北大荒的列车。
这些不愉快的上海回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它们势必影响我对上海的总体印象。它们无疑是上海的历史内容，无法遗忘，但不应该归入上海人的处世哲学范畴，不属于上海智慧。我赞赏上海人的处世哲学。我在上海的时候，这种处世方式却因为非正常因素而被武断地抹杀了，我们不得不接受野蛮粗暴的方式，这是一种强烈的痛苦，一种严重的偏差，一种深远的遗憾。
上海在往前走，上海人的处世哲学也不断发生变化。有张爱玲笔下的贵族式的孤傲的上海；有鲁迅从且介亭投出的冷峻的投枪；有郁达夫描写女工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有纸醉金迷的《子夜》；有上海资本家刮骨疗毒的《子夜》；（请原谅我用文学作品来指代时代，因为文学毕竟是历史路口的镜子。）有王安忆处于喧嚣之中的冷静、绵密的叙述，有程乃珊充满布尔乔亚情调的上流区；有严歌苓热烈、纯净之上海；有金宇澄为魔都画像的《繁花》，有夏商的显示上海变迁经纬的《东岸纪事》；还有吾等笔下惊魂甫定、进退维谷的上海……有的随风飘走了，有的面目全非了，有的还留下枯叶败枝……上海从来是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上海的历史密码也一直在变，然而，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见万千绚丽变化之端倪……所以，在上海的新移民们用轻颖的笔触描画上海时，总有另一些人怀着情调，沉浸在上海苦涩的旧梦中。
抛开过往吧，我再概括一下上海人的处世哲学：
上海人的自由意识。大多数上海人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以前在马路上，在弄堂口，经常会看到不少人为一个问题而激烈地争辩。如果一个东北人看见，他会十分疑惑，吵半个小时了，磨叽磨叽，怎么还不打？他不知道这就是上海人的言论自由。契约精神。这怕是全中国的人都知道的，上海人在签合同的时候，和你斤斤计较，锱铢必较，争得面红耳赤，不晓得的人都说上海人小鸡肚肠。但一旦签好了，到执行时，却笃守信用，严格遵守，决不随意违约。不搭介精神。
朋友遇上困难了，我可以帮你，但不会替你托底，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你自己，这是上海人的规矩。和有些地方的人不一样，那些地方的人在酒桌上，杯子一端，哥们兄弟胡乱喊，到真有事情了，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 距离感。上海人总是和周围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们看来，和任何人过度接近都是灾难。他们不时和周围人丈量距离，以前挤公共汽车，一眼就能分出来，这是上海人挤，还是外地人在挤，姿势完全不一样。
当然上海人也有他的缺点。我住在南京，只要我回上海，被楼上一个阿姨看见，她必定问：“上来了？”意思我平时一直在乡下。在不少上海人的心目中，中国分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乡下。我发现，没有一个地方比上海人更热衷比较，经常会听到讲，“你这件衣裳的款色老早过时了，好掼进垃圾筒了。”“隔壁王家、李家、张家，都用这种品牌了，你还勿晓得！”“你这讲法，老早就不行了，新的语言出来了！”一直追求时髦的好处是，社会时常日新月异。坏处是，有时候难免变得浅薄。以前许多上海人房子小，厨房厕所都是几家合用的，所以，常常斤斤计较，形成了小格局的利己主义，被其他地方的人取笑，所谓“上海人精明不聪明”就是这个意思。随着一个新上海的诞生，上海人的眼界开阔了，面向大海，面向世界，这些毛病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所有这些都是上海人处世哲学的丰富内容。是上海人的生活密码。所谓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在人类日益见挤的空间中，一种高明灵巧的处世方法。螺丝壳里做道场，自己惬意，也不侵犯别人。这是上海给我们做的示范。纽约人早尝试了，伦敦人、东京人、巴黎人也做尝试。以我身临其境的观察，得出结论，这行列里，上海人绝对属于做得好的。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它是表率，是方向。电影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影片中许多事情都是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神话和现实，一直在兜圈子，有点魔幻。
老乌是代表，他逢人便讲他在欧洲的各种关系，老白不要听，别人也不相信，以为他就是随口编的。最后，当他过世之后，有欧洲机构的代表来说，因为某个人的缘故，房子要收回了。这等于暗示我们，所谓索菲亚·罗兰和老乌的艳遇，是确有其事。
老白和李小姐的故事也是这样，合适不合适，从来没有确定，反反复复，然而，影片的结尾也走向“真”的结果。我想，假的东西，如果是由真来做底子，由真的东西托起来，那么，这个假也就有它存在的意义。
这种真假参乎，就是生活的乐趣，甚至是生活的真谛。这是写大都市艺术成功的一个典范。想起赵本山的小品，他是个浑身有戏的人，表达一种富有农民智慧的忽悠，狡黠而坦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欢迎，因为它本来就根植于民众之中，我们暂且称它为铁岭意识。那么，《爱情神话》中那种飘逸而洒脱的上海精神，会有多少人，多少城市响应呢？我大胆地说，如果我们的民众都有上海人的处世方式，那中国的城市可能有一个新面目。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 上海人和中国其它地方的人都有很大的不同。
上大学和读研究生都在上海，我觉得我遇到的一些老师属于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谈举止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很幸运，我遇到他们。现在的上海人，我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