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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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越南做顾问
二零零一年五月初，越南第一水产所向NACA发出求援信。说近两年越南北方养殖的草鱼发病严重，初步判断可能是草鱼出血病。希望能派一个鱼病方面的专家来指导他们有关草鱼出血病的工作，特别是进行疫苗制备和应用方面的培训。五月二十四日，NACA把这封信转给我，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认为我在草鱼出血病的研究方面做得较多，派我去做顾问可能合适些。经过几番沟通确定下来后，越南第一水产所的所长发来正式邀请信，请我以NACA专家的身份到他们那里做半个月的顾问。
听到“顾问”两个字，我首先就想到以前在越南的美国顾问。嘿嘿，中国人也可以去越南给他们当顾问啦！觉得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不过，感觉归感觉，还得好好准备一下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NACA的信。这次NACA交给我的任务是：评价越南草鱼病的形势，去渔场调查，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的办法，对人员进行培训，最后还要提交一份顾问报告。我觉得就草鱼出血病而言没有什么问题，都研究了几十年了，应当是了如指掌，随便从哪里讲起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开展工作。我再仔细看了看关于越南第一水产研究所的介绍。这个研究所简称RIA.1，在距河内约二十公里的郊区。这是越南建立最早也是最大的水产研究所，但半年前才成立病毒实验室。从材料上看，病毒研究刚刚起步，对病毒学方面的知识知道得很少，处于初级阶段，估计技术水平相当低。因此我给自己列出几个可能的任务：给他们做几个报告，介绍中国草鱼出血病的研究进展和病毒学技术的基本知识；进行实际操作表演和训练；必要的话，对实验室的建立和正常运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考虑到在那里可能没有必要的实验材料，我准备带各种细胞、病毒参考株等材料过去，还把培养细胞的培养液也带了几瓶。尽量把困难设想得多些吧。
七月十日，我一早就把箱子拖到办公室。交待好工作，就穿着夏天的短袖制服去广州白云机场，顺手把肩章取下来塞进箱子。飞机倒挺准时，下午就到了河内。在过海关时，检查人员打开我的箱子仔细查看，他拿起我塞进去的肩章，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一边笑着一边指着他的肩章说：“就是这东西。不过你是查货物的，我是查动物和病害的。”那人听明白了，也呵呵地笑起来，挥挥手放我过去。
一走出候机楼，就看见几个女孩拿着鲜花站在那里，旁边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看到我出来，高兴地迎了上来，把鲜花塞到我的手中：“欢迎江教授来越南！” 那个中年妇女也走过来，热情地欢迎我，并自我介绍叫Phan Thi Van，是鱼病实验室的头。等他们把我带到一辆商务车上后，Phan Thi Van很小心地对我说：“我们准备跟你在河内市中心定一个酒店。但是我们研究所离河内市区很远，每天来接你在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不等她说完，我就问她：“你们研究所里没有招待所吗？”她有点犹豫地说：“有，不过条件比酒店差多了。”我摆摆手说：“不用住酒店了，就住你们所里吧。这样工作方便一些，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些。”她听到我这样说，也很高兴：“好啊，我们也希望能有多些时间跟你在一起，好向你请教。招待所就在我家旁边。那就直接去所里吧。”
越南的道路不是太好，二十公里走了一个半小时。快到研究所时，路两边都是水稻田。进了研究所大门，穿过好几个鱼塘，才开到研究所的大楼附近。旁边有个大院子，车开进去后，才看到院子里面是一长条平房，顺序有六个门。Phan Thi Van说：“你每天在第一间房间吃早饭，那是厨房。有人专门给你做饭。中饭和晚饭我们带你去食堂吃。你就住在这第四间吧。”她推开房门。这是很大的一间房。里面放了一张大床，一个书桌，还有一个冰箱。里面还有个小屋，是洗手间。我看到床上还挂着蚊帐，书桌上放着电驱蚊器，看来这里蚊子很多。Phan Thi Van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就说：“今天时间不早了，先休息一下，等会带你去食堂吃晚饭。明天再开始工作吧。我就住在最后一个门”这时我才明白“在我家旁边”是什么意思。简直就是隔壁了啊！我不禁笑了起来。要是我再挪过去一间，恐怕她在家里说话我都能听得见。
我突然想起箱子里有给她们带来的实验材料。赶快对她们说：“先去一趟实验室吧。病毒要放在冰箱里，细胞要放在恒温培养箱里，这里气温太高了。放好了再去吃饭。”于是，我们拿着从国内带来的东西来到实验室。实验室就在那大楼一楼，这个大楼看来有些年代了，显得很陈旧。但实验室里面的仪器却很新。不管是否适用，至少都是崭新的进口设备。一看就知道是用国际援助的钱买的。
一个小女孩带着我去食堂吃饭。她说她叫Chi，专门负责在鱼病室搞病毒和细胞，以后和她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可能会多些。她跟厨房的师傅们说了些什么，一会，就专门跟我炒了两个菜出来。原来去食堂吃饭不是和他们一起吃，而是专门给我做的。后来跟大家混熟了，我可以一个人自己去食堂，只要对着厨房师傅笑笑，然后坐在桌子旁等一会，就会有人把饭菜端过来。
晚上，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感到有些无聊，就到外面走走。这里到处是漆黑一片，还有蚊子，只好又回到房间里面。我看到屋子里有个小电视，就试着打开看看，发现居然还能收到中央四台国际频道。虽然下方是越南文的字幕，但声音可都是原声的中国话。看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中国电视。房间虽然安装了纱门和纱窗，但房间里还是有几个蚊子在那里嗡嗡叫。我每天晚上就坐在蚊帐里看电视，算是可以消磨晚上的时间啦。
早上起床后，我走到外面锻炼身体，顺便到处看看。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水泥池鱼塘。看来都是用来做实验的。我拿出带来的温度计测了一下池塘里的水温。才早上七点，水温居然有三十一度！我心里想，草鱼出血病发病温度是在二十度以上，三十度以下，看来现在不会是发病季节。这里是热带气候，应当冬天才会是草鱼出血病爆发的合适温度。这次来恐怕看不到病鱼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我慢慢走回去。一进大院，就看到第一间房的门开了，有个老太太正在里面忙着做饭。她看到我来了，就招手示意我进来，让我坐下。转身去端来面包、煎鸡蛋、肉片、牛奶，还有一盘切好的火龙果。她笑着对我说了几句越南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能明白她的意思。就是叫我吃完后把盘子杯子等就丢在桌子上不用管了。
早饭后，Phan Thi Van到我住的房间来：“今天我们先去见见所长，然后再去实验室好吗？”我们来到所长办公室。所长年纪较大，戴着一副眼镜。他看到我来了，很高兴地招呼我坐下。他先说起他两次去过中国的经历，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十分羡慕，觉得应当好好向中国学习。随后话题一转，谈到这次我来的原因。原来越南近两年草鱼死亡很严重，初步研究认为是病毒病。他们也从国际上得到一些赞助对这个病进行研究。钱是有了，买设备没有问题，但缺乏研究病毒的技术。所以只有向NACA求援派专家来指导。不过他觉得光派人来指导恐怕还不行，就试探性地问我：“江教授，如果我们派人到你们的实验室去学习一段时间，来回的机票和住宿都由我们自己出。你觉得有可能吗？”听到这个要求，我想了想，如果不用深圳局出钱，就是带着做做实验，按理说应当能批准。就对所长说：“我觉得同意的可能性很大。这样吧，我回去后落实一下，尽快给你们一个明确答复，好吗？”所长和Phan Thi Van都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先谢谢你了。”
到了鱼病实验室，我看到这里连Phan Thi Van一共有十个人，据说还有一个在日本学真菌检测，一个在河内学英语。这些人中，三人是搞细菌方面研究，两个搞寄生虫研究，两个做组织病理，两人做真菌检测，一个工人。另外有两人做病毒研究，但都不是病毒专业的。实验室粗看起来什么设备都有，而且质量也很好。但实际上有些设备不适合病毒工作，条件也比较差。例如显微镜只有高倍数的镜头，而观察细胞培养恰巧需要低倍数镜头，无法观察细胞病变。培养箱温度也不太准。电力供应也存在问题。不能保证稳定的供电，电压偏低，离心机无法运行。这些都给病毒研究带来很大影响。在试剂方面也存在问题，细胞培养液是用来培养陆生动物细胞的，对水生动物细胞不适用，需要更换……。总之，这个实验室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仅仅是把人员和设备放在一个房间里而已。迫切需要进行培训。
在Phan Thi Van的办公室仔细讨论了工作计划以后，我回到实验室。先带着她们传了两瓶细胞，把带来的病毒分装成很多小管，叮嘱他们保存在超低温冰箱里备用。那些技术员学习起来挺认真。我在传细胞时，他们就在我旁边仔细观察，甚至还根据我的讲解在做笔记，或者照相。
Phan Thi Van给我送来一大堆资料，希望我在开展培训前先了解越南鱼病的背景情况。我拿着这些资料在她的办公室里看了大半天，了解了很多情况。
原来这个水产所还挺大，有二百三十八人。但搞鱼病的人不多，病毒实验室才成立半年，所以只能做一些很基础的研究工作。而越南的水产养殖发展很快，现在百分之七十是淡水养殖。草鱼养殖很多，但是有一种“红点病（RSD）”严重影响草鱼养殖，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也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有很多数据可以参考。但这些信息有个严重的缺陷：调查只是根据临床症状得到的数据。只能说，症状很像是草鱼出血病。调查显示发病季节不是在夏天，而是初春和深秋，水温在二十至三十度，倒是符合这个病的条件。由于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病原分离，也没有对草鱼进行过实验室人工感染的研究，所以病原是一笔糊涂账。调查的案例中显示有几种不同的病混在一起，说明存在混合感染和继发感染的可能。当然，初步研究的各种证据已经强烈地表明病原很可能就是病毒。而且，这些草鱼大都是从广西进口来的，很可能是通过那些鱼带来了病毒……。
看了这些资料，我心里有了底。看来在这里的工作主要就是两点。一是把草鱼出血病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包括这个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以及免疫防控，特别是疫苗制备。二是对他们进行病毒学技术方面的培训，使这个实验室能够在草鱼出血病研究方面发挥作用。前者是救急，后者是打基础。
七月十二日，我把他们集中起来培训，专门讲“鱼类病毒学和病毒技术”。主要教他们如何在实验室保持细胞培养和病毒检测两个独立的系统。我给他们开出一张病毒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有关技术的列表，和病毒实验室所需要的试剂、材料和设备的最低要求清单。并逐一解释它们的用途。
七月十三日，我专门给他们讲了一天的草鱼出血病。详细介绍了中国对该病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我是用英语讲的，他们的英语似乎不太好。Phan Thi Van就在那里当翻译。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听懂了没有。只觉得一个个都挺认真。
七月十四日是周末。清早我正在睡懒觉，突然屁股上一阵刺痛。我赶忙爬起来，原来我身体贴在蚊帐上了，外面有个大虫子正在叮咬我。我打死了虫子，抚摸着被咬的地方，瞌睡也被吓跑了。
早饭后，Chi和另外两个女孩带我到河内游玩。那里最大的建筑大概就是胡志明纪念堂了。里面跟毛主席纪念堂相似，但建筑物的外部形状很不好看，仿佛像一口棺材的模样。我努力回忆有关胡志明的事情，就问她们：“听说胡志明为了革命，说越南不统一就不结婚？”Chi点点头，但加了一句：“不过据说他留下了很多儿子。”我惊讶地看着她：“嗯？”
河内有不少古迹。她们带我来到一个书院，里面有些人物雕像，还有几块石碑。Chi指着石碑问我：“这上面说的什么？”我看看四周，才发现这些石碑和文物都是中文。仔细一看，上面写的是某某考取了清朝的举人，某某考试得了第几名等。看来清朝时期越南和中国来往很密切。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越南文的说明。
越南的钱叫越南盾。可能通胀很厉害，钞票上印的都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每次买东西时都要仔细数上面有几个零。我总是拿错了钱，搞得哭笑不得。那里卖东西的人很喜欢收人民币，如果你给人民币，他们会很高兴。看到这样我不由得想：“早知道这样，就不用换越南钱了。”
在随后的九天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她们如何传细胞，保存细胞并避免细胞污染。还有各种病毒学技术，如测定病毒滴度，观察细胞病变，细胞培养板的固定和染色等等。
讲课 做演示试验 准备做攻毒试验
慢慢的，大家都混熟了。在做实验的间隙时间，我们就一起聊天。大家谈起老百姓的习俗，Chi突然问我：“江教授，你吃不吃狗肉？”我扑哧一下笑起来：“告诉你，只要是吃进去毒不死的东西我都敢吃。越南也吃狗肉吗？”Chi 拍着巴掌笑着说：“吃啊，很好吃呀！我们怕你不吃狗肉，所以才不敢带你去吃啊。”Chi很高兴地跑去告诉Phan Thi Van。一会，Phan Thi Van走过来问我：“你真的敢吃狗肉？那我们现在就去吃好吗？”于是大家连班也不上了。把东西收拾好，一起到附近一个狗肉餐馆里。一会，餐馆服务员就端来几个狗肉做的菜。还给每人一盅狗肉汤，每个盅子里面放着一只煨得很烂的狗腿。那些菜做的味道确实不错。吃完后，我数了一下，我们一共来了九个人，就是说这一次吃了九条狗腿。就惋惜地说：“哎呀，今天我们吃了三条狗啊。可不能让美国佬知道了，要不然会提抗议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到第二个周末，我刚起床，Phan Thi Van就过来找我：“听说有渔场的草鱼生病了。今天反正也不上班，我安排了一辆车，让Chi她们带你去看看渔场好吗？”前几天我测过水温。现在气温很高，最低温度都是三十度。而草鱼出血病在接近三十度时基本上就不会发病了，所以我估计不会是草鱼出血病。但还是想看看越南的渔场是什么样子，同时采集些样品来教她们如何分离和检测病毒。就点点头说：“好哇，反正也没事，去看看吧。”
渔场离河内大约有一百多公里，和公路平行的就是一条铁路。越南的火车是窄轨，小火车在上面走得非常慢。Chi告诉我：“从河内开到中越边境的凭祥要七、八个小时。”我大吃一惊：“不到二百公里要走那么久？这也太慢了吧？”Chi点点头：“是啊，所以要去中国都是坐飞机或者汽车，很少有人乘火车去。”
沿途公路质量很差，汽车慢慢地前进。在路上，到处能看到坏了的苏制汽车，甚至远处还有锈烂了的导弹发射架，也没有人去清理。我看着这些像文物一样的东西，心里想：战争已经结束多少年了，怎么到处还能看到这些东西呀？
到了渔场，我们看了几个池塘。那里确实有少量病鱼，但没有大批死亡，大部分死鱼也不是草鱼。有几条生病的草鱼显然也不是患的草鱼出血病，可能是细菌感染。于是我给他们一些建议，用石灰给水消消毒，还能改良水质；同时喂些抗菌药物等。不过我还是叫她们认真取出病鱼的内脏，好带回来做病毒分离实验。练练手也是好的嘛。
第二天下午回来后，Phan Thi Van高兴地找到我说：“今晚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丈夫从挪威回来了。”我第一次听到她提及她的丈夫，就跟着进了她家。我们边吃边聊起来。Phan Thi Van看着我说：“我以前接触过好几个中国人，英语都很差，没想到你英语那么好。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啊，其实跟你交流一点也不困难。”我不由得嘿嘿地笑起来：“我们两个非英语国家的人讲英语没有问题，但如果跟英语为母语的人交谈还是感到有些吃力。”我谈到河内好多地方都有中国古代的一些东西，看来以前中越联系挺多的。她把手一挥：“什么古代，就现在，越南什么都学中国。比方说，前些年你们说禁止放鞭炮，我们政府也学着不让我们放鞭炮了。只要你们政府有个什么规定，第二年我们也会那样规定的。”说着，她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跟她丈夫也聊了聊。原来她丈夫是挪威的商人，在做三文鱼的国际贸易，所以经常不在家。他也很希望能和中国做生意，因此问了我很多中国检疫方面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临下班前，Phan Thi Van在实验室找到我说：“你快要回去了。今晚不去食堂吃饭了。我们一起去吃蛇肉，好不好？”下班后，我换好衣服出来一看，实验室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每个人都推着一辆摩托车准备出发了。Phan Thi Van指着Chi说：“她的车大，由她来带你去。”说着递给我一顶安全帽。我坐在Chi的车后面，看看没有地方好抓，就双手扶在Chi的肩膀上。Phan Thi Van戴好安全帽正准备走，看了我一眼，就走过来，一把把我的手从Chi的肩膀上拉下来，放到Chi的腰上说：“应当把手放在这里才对。”
我们的车队朝集市开去。一路上汽车很少，但有很多摩托车，而且都开得飞快。这也算是一景吧。到了那个餐馆门口，Phan Thi Van看到我还是把手放在Chi的肩膀上，就问我：“江教授，你们中国不准男人摸女孩子的腰吗？”我尴尬极了，摸了摸后脑勺说：“嗯，嗯，她的腰太细，恐怕得绕两圈才行。” Phan Thi Van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但马上板着脸说：“江教授，要抱着她的腰。这里的路可不很平坦啊，当心掉下来！”
那个蛇餐馆据说是这一带比较有名的专门做蛇菜的餐馆。味道也算不错，不过比起广东餐馆做的蛇菜还是差多了。大家都吃得兴致勃勃。Chi问我：“你觉得味道怎样？”我笑起来：“等你将来到深圳学习时，我一定带你去中国的蛇餐馆。到那时你要小心不要馋得把自己的舌头都吃掉了。”
这次顾问快要结束了。临走前，我写出一份长达三十多页的咨询报告，准备回去后交给NACA总部。我把初稿给Phan Thi Van看看，想听听她有什么意见。她仔细看后对我说：“江教授，这份报告要给所长看的吧？不能把实验室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要不然所长会杀了我。”说着用手掌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知道她是在说笑话。但也对她解释说：“我说的都是在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支持的地方。你们工作挺努力的，怎么会说你们不好，或者说你们没用呢？”
七月二十四日，Phan Thi Van带我去见所长。我向他讲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以及对实验室建设的建议。告诉他，我估计派人到深圳培训不会有问题，可能年底就可以执行，希望能尽早准备。不过深圳的实验室是专门搞检疫的实验室，建议还去武汉水生所去培训几天，那是搞研究的实验室。而且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可以帮忙去联系一下。所长高兴极了，连连表示感谢。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木雕的鲤鱼，送给我做纪念。
中午，我赶去机场。当我坐上回广州的飞机，靠在舒适的座椅上，才感到一阵疲乏袭来。半个月的顾问生活终于结束了。在越南，我不仅仅要努力工作，还要设计该怎么给他们安排工作。我感到好累。看来这顾问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回到深圳，我赶快向局领导汇报了在越南工作的情况，并提交了接受一至两名越南技术人员来我们实验室培训的请示。很快，在八月底就得到国家局和深圳局的批准。这时武汉水生所也传来了肯定的答复。我高兴地把这些消息告诉了越南水产研究所。九月，NACA根据这些消息来信通知我们，正式同意越南派两人来武汉和深圳各学习半个月。一切费用由NACA的有关项目负担。
越南那边也开始准备了。Phan Thi Van来信说打算派专门搞病毒检测的女孩Chi和正在河内学习英语的那个叫Kang的男孩一起来深圳学习。时间安排从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七日在武汉水生所培训，之后从十一月八日到二十五日在深圳实验室培训，在深圳时安排住在局招待所里。。
于是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我负责列出要培训的内容清单，写英文讲义。你们几个分别按照这个内容各自进行实验方面的准备吧。” 实验室的每一个人都开始紧张起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如何沟通和交流。刘荭的英语很好，其他几个就稍差一些，特别是口语和听力方面平时实践很少。“要是他们讲什么我听不懂怎么办啊？”小史忧心忡忡地问。我呵呵地笑起来：“放心吧，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有很多，语言只是其中之一，没什么可怕的。何况她们又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有些事情稍微点一下就明白了。她们两个的英语都还行，你们把英语好好复习一下，不会有太大麻烦的。”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们从武汉到深圳那天，我正好在外面出差。等我第二天到家，实验室的同事们正带他们游中华民俗村。晚上Chi看到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知道她是人生地不熟，有些担心。就安慰他们：“这几个姐姐很好的。不光会教你们做实验，还会带你们吃好玩好。你就放心吧。”
培训开始了。我每天安排教他们做一个病毒学实验或者分子生物学实验，还跟他们讲了两次课。这两个越南孩子确实很勤奋，也很灵光。很快就掌握了不少病毒学技术，笔记也记了一大本。由于我们实验室承担了很重的检测任务，每天有各种样品送来。这当然给了他们很多学习的机会，但也不得不要求他们经常加班。一天晚上快十点了，突然到了一批活鱼要检测。我赶快给他们打电话：“Chi，睡觉了吗？来样品啦，过来做实验吧。”Chi和Kang赶忙从招待所跑过来。那天我们一直做到半夜十二点。我看到他们两个都有点累了，不住地点头，就问Chi：“你们在越南加班吗？”Chi和Kang都笑起来：“江教授，我们这几天做的事情比在越南一年做的还要多呀。哪里有你们这么忙。”
我们有空也带他们去看看市容，或者去吃广东小吃，让他们大开眼界。有时也带他们到东门小商品市场去买买东西。他们可能觉得中国的东西便宜，很喜欢逛商店，居然还自己去市场“淘宝”。一天下午，Chi兴奋地告诉我们：“我今天买了几件衣服。跟卖东西的人砍了价，好便宜啊！”我们都楞住了。小高奇怪地问：“你们不会说中文，怎么跟别人砍价呀？”Chi笑着比划：“我们看中了衣服，就站在旁边看别人砍价。等别人砍好价买走了，我们就跟老板比划，照这个价买三件……”大家一听都乐开了。我对小史说：“看看，语言根本不是问题嘛，交流的方法多的很哪。不会中文都能砍价，还有什么问题不能交流的？”
十五天的培训很快就要结束，大家彼此都混熟了。Chi和Kang和我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们会用中文叫“高姐姐”、“史姐姐”、“刘姐姐”和“杨姐姐”。临走时，我对他们说：“告诉你们领导，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随时和我们联系吧。”
越南的技术员在实验室加班 和越南的技术员一起合影留念
越南第一水产研究所后来一直在进行草鱼出血病的研究。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至十一月九日，NACA第二次委托我去越南做顾问。希望能给他们传授更多的病毒学技术，尝试做草鱼出血病的疫苗，制定草鱼出血病的检疫规程。为他们研究所的病毒实验室发展提出进一步的建议等。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至十八日，Chi再一次来深圳，进一步掌握检测草鱼出血病病毒的有关技术。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日，我第三次被邀请去越南当顾问。具体指导那里草鱼出血病疫苗的制备和质量检测。这些年来，深圳的实验室与河内的水产研究所就这样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
越南小兄弟这些年发展真快，推行普选制度，开放革新如火如荼、没有了核心、领袖、不喊什么自信。下个十年，真该刮目相看。必定把老大哥摔的满地找牙。
江先生真是学究。如果知道老毛那些烂事，会不会气得把实验室砸了。了解胡志明的黑历史也好，产生点思想免疫。
“听说胡志明为了革命，说越南不统一就不结婚？”Chi点点头，但加了一句：“不过据说他留下了很多儿子。” 这个有点搞笑，跟中国那位刚好相反。
看来还是中国人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