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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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江汉藻生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于二零壹零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多钟，享年整整九十三岁零一天。更离奇的是，他居然和叔叔——他的亲弟弟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去世，只是前后相差十九年。关于爸爸的一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而言一直是个谜。他也从没对我们讲过。只依稀知道爸爸上过燕京大学，学化学工程，成绩非常好。而几十年干了什么，爸爸守口如瓶。在我下乡以前，才开始知道他曾经有过不平凡的经历。
爸爸那一辈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出身于比较富贵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叔叔身体好，喜欢运动，而爸爸则是个文儒书生。爸爸上了燕京大学化学系后，成绩非常优良，特别是英语很好，曾经在学校的英语竞赛中打败了英文系的对手获得冠军。毕业后考出国研究生得第一名。但适逢抗战最紧张的时期，出国的路已中断，出国暂停。此时国家号召爱国知识青年从军。叔叔当了空军，而爸爸则到美军顾问团当了翻译，随军到缅甸、印度一带开辟第二战场。抗战胜利后，爸爸到武汉油脂化工厂当老板，直到解放。转入博医技专（后来改为中南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化学实验室当主任，后转到营养研究室。一九五八年后到湖北省卫生防疫站当副站长，直到退休。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经常出差。有时放学回来，爸爸没有回家，妈妈就告诉我们说爸爸出差了。甚至有一次，爸爸早上正在刮胡子，就有人通知他，湖北某个县城有人吃腌菜中毒死亡，要紧急处理。然后一个解放军开着摩托车过来，爸爸什么也没有带，就被拉走了。过几天回来时，爸爸已经是胡子拉碴，疲惫不堪了。还有一次，公安局的人拿着一根骨头来找爸爸，请他鉴定是公牛还是母牛的骨头。不过爸爸告诉他们目前还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很失望地走了。也有时候，爸爸出差好几天了，突然一天早上，听见爸爸在睡房里说话。妈妈走出来，悄悄地叫我们不要吵，说爸爸半夜才回来的，让爸爸好好睡觉。
在我心里，爸爸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我特别记得在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到实验室里去，给我表演“魔术”。一会儿把一个试管的液体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白色，再加点什么就成了蓝色。这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以至于后来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中学当了化学课代表。后来长大了，对他的渊博学识，如化学、生物学、英语等，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他的英语水平，居然能说某个词典翻译得不准确，实在是胜过词典。小时候，爸爸常会高高兴兴地和我们一起玩。他很喜欢给我们买书，经常给我们带回一堆一堆的书，有的给两个姐姐，有的给我。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好习惯。我记得爸爸有次给我们买了一本书《大林和小林》。讲的是穷人家里的两个小孩，大林后来被富翁收去做了干儿子，衣食不愁，有很多钱，但什么事也不会做，变得很胖。而小林从小劳动，吃了很多苦，什么事都能做。最后两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大林守着大堆的金银财宝没有吃的，而小林则可以自食其力生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爸爸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到了卓刀泉后。爸爸还买了灵格风英语的和古文观止，在暑假期间，晚上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英语和古文。那段时间的确学到了很多知识。
住在烈士街的那几年，爸爸每到周末，就雷打不动的一定要带我们到汉口去看望爷爷。周末多半是愉快的一天。去汉口时坐轮渡也是令人高兴的时候。我从船头跑到船尾，仔细观察每一个地方。然后坐在那里，拉住旁边的人讲话，甚至跟他们讲故事。这一天爸爸也显得特别的和蔼。
但是，爸爸也容易突然地大发脾气，吹胡子瞪眼睛，有时甚至一巴掌。让人感到捉摸不透，难以接近。而且在处罚人的时候很容易“扩大化”：在打我们其中一个人的时候，动不动就顺便把另外一个（多半是很久以前曾经做过什么坏事的）也扇上一巴掌。爸爸的喜怒哀乐以他的心情而变，以他为主，没有商量的余地。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和爸爸做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虽然平心而论，爸爸发脾气和骂人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这种无常的变化让人时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因为我实在无法估计他什么时候会骂人。记得有天晚上，刚刚很高兴地从汉口回来。我正在上厕所，爸爸突然大发脾气，锤着门，骂我为什么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搞得我心惊胆战地赶快跑出来，生怕脑后要挨到巴掌。虽然爸爸心情好的时候远多于发脾气的时候，而且高兴的时候对我们非常好。但由于随时处于神经绷紧的状态，总有点“伴君如伴虎”的味道。
我是老三，经常要用两个姐姐用过的旧东西，如穿不下的衣服改改再穿。这些其实我并不在意，男孩子在这个问题上通常是很马虎的。问题是，这些旧东西显然是不经用的，到了我的手中很快就会坏掉，就为这我都挨了不少的骂。记得有一次，爸爸把他用过的搪瓷碗给我用，结果被我不小心碰掉了一块瓷片。爸爸因此大发脾气，说：“我用了十年都是好好的，到你这里几个月就坏了！”我难受极了，大哭着对妈妈说：“我不要用旧东西了，你跟我买新的。”妈妈想想也的确太过分，和爸爸吵了一架，这事才不了了之。
爸爸非常注重仪表。对外表形象十分在意，有时候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他经常指责我们“不修边幅”，为此我也吃了不少苦头。记得有次我刚洗完脸，就被爸爸发现脖子上有脏东西，喝令我重新洗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洗掉。爸爸大怒，亲自拿来肥皂，在我的脖子上狠命地搓了一通，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是长在脖子上的一个黑痣。这才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走了。把脖子被搓得通红的我丢在那里。
爸爸可能是长期当领导的缘故，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对面子看得很重，对是否正确并不在意。从这点上看，似乎和他的科研生涯很不相称。像我长期在实验室工作，对不同意见，首先考虑的是它是否正确。至于是什么人说的，出于什么目的说的，认为都是次要问题。所以和爸爸谈话，你会感到很艰难。
记得一次家里的鸡笼坏了，爸爸自己一个人用木头和钉子做新鸡笼。辛辛苦苦地做了几个小时，算是做出了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头盒子。我们一看，所有的木板不是横的就是竖的，没有一根是斜的。这里缺乏基本的几何知识：三角形的稳定性。我们很耐心地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斜的才能固定住不晃动。结果爸爸听着听着，脸色就开始变了。最后气呼呼地，拿起斧头就要把鸡笼劈掉。我们赶快挡住，结果爸爸扔下斧头扭头就走了。我摇摇头，拿起斧子。不到半个小时就把鸡笼搞好了。
在六十年代，家里买了一个手风琴。大家都很想玩玩。我发现伴奏的地方有个键不正常。仔细研究了半天，觉得打开看看说不定能修好。我非常小心地走一步看一步，还做了记录，生怕不能还原。结果打开一看，果然里面只是一个螺丝松了，导致簧片无法振动发声，于是很快就把它修好了。那时爸爸正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他，结果爸爸写了两封信批评我不该乱动。我解释说：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每走一步都做了记录，最多搞不好还原就是了，不可能出问题的。但爸爸认为我不听他的话，坚持认为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只好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结束这段辩论，不想和他争吵下去了。
我和爸爸最后一次无聊的争论是在农村。不记得我们为了什么事情争论不休。爸爸最后很凶地说：“难道我还不如你？”我感到很好笑：这也算理由？于是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如果你永远比我强，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爸爸瞪着眼睛看了我很久。从此，他就不再采取这种横蛮的方式和我争吵了。
爸爸在我心里是个很矛盾的形象。对他的学识，我敬佩不已；但在父子关系上，却多少显得生硬。记得大四做毕业论文时，有次和同学一起来防疫站的图书室查资料，有些问题请爸爸帮忙。事后同学很惊讶地对我说：“这是你爸爸吗？我看一点也不像。看你们的关系，倒像是老师和学生。”我苦笑：这就是我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