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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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兽医公共卫生工作坊
二零零四年底，我正在实验室里检查最近一段时间的实验记录，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里面传来带有广东腔调的普通话：“是江教授吗？”我很奇怪地问：“你是哪里？”那边很客气地说：“我们是香港食环署。想请你在今年举办的兽医公共卫生工作坊上做一个学术报告，不知道行不行？”我一听是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就很小心地问：“能详细介绍一下情况吗？”对方告诉我。香港食环署和香港兽医学会每年会举行一次工作坊，请几个专家就当年感兴趣的问题做几个报告，今年打算请美国、法国、荷兰和中国大陆的四位专家来讲课。听说我对水产病害方面比较有经验，想请我来做水生动物病害和诊断方面的报告。时间大约是三到四个小时。希望我能接受邀请。
原来是这样！我嘘了一口气，这不是那些喜欢偷窥的记者们的电话。于是我说：“没有问题。你告诉我有什么要求，我来准备吧。”那人说：“好的，我过两天把有关信息发给你。”
第二天，那边又来电话：“江教授，你可以用普通话做报告，我们有同声翻译可以翻译成英语和广东话。”我一听不禁笑起来：“我又不是没有在国外做过讲座，讲英语有什么不行？不必为我一个人准备同声翻译。”那人赶快解释：“不是这个意思。那几个外国人的报告我们也需要用同声翻译转成广东话和普通话，不是单单为你一个人准备的。”我一听原来是这样，就说：“那好，那我就用普通话做报告吧。”
十二月六号，食环署发来工作坊的海报。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四个人做报告：美国农业部FSIS处长Armia Tawadrous，讲的题目是《介绍美国官方兽医在食品安全和兽医公共卫生方面所担当的角色》；法国驻北京的兽医代表Etienne Bonbon，讲的题目是《针对动物源性食品的食品安全控制组织：法国的例子》；荷兰食品部门的首席兽医代表Aad van sprang，讲的题目是《荷兰有关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管制》。他们都是讲的食品安全问题，只有我讲的是鱼病：《中国和东南亚的常见水生动物病害及其诊断与检验方法》。时间是十二月十六至十七日，每个人安排讲半天。于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准备讲稿，最后一共做了二百二十多张幻灯片。嗯，讲三、四个小时应当足够了。
十五号是全国水生动物疫病检疫协作组在深圳开年会的时间。上午，我介绍了今年的SVC监测情况，以及江苏新沂的SVC爆发与处理情况。然后赶快赶到香港食环署报到。
晚上，食环署的头招待我们到跑马场隔壁的餐厅吃饭。我们坐在紧靠玻璃墙的桌子旁边，能清楚地看到外面跑马场的一切。主人介绍说，其实跑马场主要并不是看别人赛马，而是赌博的地方。先让你看看每匹马跑的情况，然后公布将要比赛的几匹马和骑手的名字。等你下了注后，就开始比赛。根据你预测的准确与否决定你是赢钱还是输钱。食环署的头问我们：“你们愿意下注吗？十分钟后就能兑现。” 我们都摇摇头。只有那个法国人比较浪漫，拿很少的钱试了一次，不过十分钟后就显示他输了。我们都笑起来：“看来赢钱的机率很低呀！”食环署的人说：“这个不能光看哪匹马会跑，哪个骑手会骑马。也有时候好骑手被收买了，故意跑慢的。这里面水很深啊！”
第二天，工作坊在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演讲厅举行。临开始前，主持人过来对我说：“江教授，虽然在海报上是把你安排在第一个，但有很多对你的报告感兴趣的人明天才能来。我们临时做了调整，把你安排在明天下午最后讲，行吗？”我耸耸肩说：“无所谓啊，哪天讲不都一样吗？”
第一天是法国人和荷兰人做报告。我闲的无聊，把同声翻译的耳机拿来听了听。满耳的广东话啊，还不如直接听英语还能多听懂一些。不过转念一想：我讲普通话，他们再同声翻译成广东话，每个香港人都能听懂，这样也不错啊。
晚上，会务组带我们去吃烤肉，还去港岛看夜景。那半生不熟的烤肉真难吃！他们都要的大份，还吃得津津有味。我要的小份，只吃了一半不到就放下了。我感到很郁闷。听到他们在谈论大陆的一些八卦，不想参加他们的谈话，就装作打瞌睡。可能他们认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吧，也就不来打扰我。
第三天下午，我用普通话做了三个半小时的讲座。考虑到翻译们不一定懂专业，我的幻灯片全部是用英文做的，这样他们听听中文再对照着看看英文就能明白了。那天下午会场里好多人啊，坐得满满的。报告结束后，我们四个人都坐在最前面，等待听众的提问。美国人坐在我旁边，他在提问结束后惊讶地说：“我发现中文的信息量好大啊！”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对我解释说：“你看啊，当别人用英语问了半天，同声翻译一句话就讲完了。我开始还以为翻译一定是漏掉了一些内容没有翻译，但是听到回答完全和问话对得上去，说明翻译是准确的。而且中文回答时又是只讲了两句，翻译又是用英语讲了好半天。中文真的好了不起！”我不由得大笑起来，这个美国人心挺细的！
我刚从演讲厅走出来，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原来都是刚才的听众，他们问了我好多专业上的问题，还希望我将来能有机会多来香港，给他们讲讲鱼病问题：“我们香港会搞鱼病的人真的很少，也很少听到你这样的报告啊。”我只好说：“我没有问题，但是要你们请我过来才行，我自己不能来呀。”也许就是这次工作坊后，我的报告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零零八年九月，香港食环署邀请我加入那一届的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任期两年。渔护署则在二零零九年通过NACA邀请我从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去那里做了三个月的顾问。
工作坊下午就结束了。由于深圳局邀请那个美国人顺便来深圳做个食品安全方面的讲座，而法国人和荷兰人想顺便去中国内地看看，我则十八号下午要赶去北京，我们几个都要马上去深圳。食环署派了一辆面包车送我们过去。可能是出于礼貌，还派了几个人陪同我们一起走。
车很快到了落马洲，对面的皇岗口岸灯火通明。下车后，我们发现香港居民和其他人要从不同的通道过关。食环署的几个人都从那边走了。我们几个刚朝前走了几步，我发现前面只有法国人和荷兰人，没看到美国人在哪里。回头一看，只见那个美国人正一瘸一拐的，在很艰难地前行。原来他的腿部有残疾！我赶快返回去扶着他说：“来，慢慢走，不着急。我帮你拿箱子吧。”他四周看看，大家都跑到前面去了，就一把推开我：“你先走吧，不要管我。这箱子的把手断了，不好拉，我自己慢慢来。” 我一看，箱子上面的把手断了。不能拖着走，只能推着或者从另外一边拎起来才能走。天呐，一个残疾人带着一个坏了的大箱子怎么能自己走？我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丢下自己的朋友一个人跑掉。我们一定要一起走。”他看着我的眼睛，过了几秒钟才慢慢松开拉着箱子的手。我们费力地走到关口。我先来到过关的窗口，递上自己的证件后对值班官员说：“这个美国人是我们请的客人。他是残疾人，箱子又坏了。我必须跟他一起！”那个官员看了看那个美国人，点点头，朝他招了招手。我返回去把他扶过来，一起来到窗口。值班官员查看了我们的证件后笑着对我说：“好了，过去吧。”
深圳局的领导和同事们早就在皇岗口岸等候多时。实验室里的刘荭也来了。明天的报告安排她来做翻译，这样她也能在接待中有机会先跟美国人接触一下，熟悉熟悉口音。由于已经很晚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就先把我们带到餐馆，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吃饭时，刘荭就坐在美国人和食环署的人之间。大家都很放松，在那里很愉快的交谈。过了一会，食环署的人问刘荭：“你的英语说得真好，是在哪里学的？”刘荭指了指我：“他是我的老师。”那人一听呆住了。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一只螃蟹腿含在嘴里半天没动。我装作没有听见，赶快把头扭到另一边，跟别人讲话。我心里感到有点好笑：他是不是觉得昨晚自己说话有点太放肆了？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局里的大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动检处的黄处长看到我来了，就走过来对我说：“江老师啊，那个美国人对你印象真好，很感激你啊。”我惊讶地问：“怎么啦？”黄处长说：“他把昨天你们过关的事情跟我说了。当时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他几次把你推开，叫你先走，但你始终不肯丢下他，坚持要一起走。他很感动。他说，这样的人是值得信任的。”我摸摸脑袋说：“这事啊，我都忘记了。不就是顺手的事情吗？”
讲座开始了。讲了有一会，我发现在报告中反复出现safety和security这两个词。估计听的人不大注意这两者的差别，就对那个美国人说：“稍停几分钟好吗？我想对听众解释一下你的报告。”接着我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请大家注意这里两个单词的区别。food safety这个词组是把食品当作被害者看待的，是在评估食品被污染的可能风险。而food security则是把食品当作害人者看待的，是在评估这些有问题的食品对食用者的有害可能性及程度的。虽然中文都翻译成安全，但所指是相反的。”不少人听后恍然大悟：“我是说啊，两个单词意思差不多，为什么有时用这个，有时又用那一个。”
等美国人做完报告，我立刻出发去机场，赶往北京去了。
香港人真瞧不起大陆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