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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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水生室，我豁出去了！
自“三检合一”后，原来的商检、动植检、卫检三个单位合并成了一个，各地的检验检疫局都自然地变得非常庞大且分散。至少，每个局原先都是分布在三处不同的地方吧。如果原先一个局就是分散在几个地方的话，那现在就更加分散。因此各地的检验检疫局纷纷开始新建大厦，以便把大家聚拢到一起。深圳局相对比较有钱，当然更不会例外。
二零零三年初，我们才从旧实验室搬到新实验室没多久，就传来深圳局要建一个新大楼的消息。据说有三十多层楼高，能把所有的部门都装进去。二零零四年还公布了电脑的模拟效果图。好宏伟的一座大楼啊！不过我们仔细看了看关于大楼结构的介绍，发现每层楼的房间都是环状分布的，中间有个大天井。这种结构是典型的办公楼格局，做实验室并不是太合适。因为这样的布局不好隔断和封闭，也不好控制样品从进到出的单向流动。实验室的人不由得窃窃私语：怎么设计成这个模样呢？旁边有人笑话我们：“人家肯定是把公务员摆在第一位，你们实验室是事业单位，那只能是放在其次考虑了。”
二零零五年底，大楼的框架基本完成。此时张局长已经退休，原来的胡副局长成了正局长。局领导们请深圳设计院的人来设计实验室。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实验室应当做成小间的，这样能避免交叉污染。提这个建议的是搞动植物检疫的人，包括水生室。而另一种意见是要把实验室做成大开间，这样很多同类仪器能放在一起，便于操作。提这样建议的是食品、化矿等实验室。本来这是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的合理建议。但是作为领导当然喜欢后者，因为这样好看。我们当然是反对了，并提出要参考香港食环署和渔护署的实验室。于是领导安排了几个实验室的人陪同设计院的人一起去香港考察。
在去香港的途中，我问设计院的人：“这个大楼的房间是环状分布的，好像不适合做实验室啊？”那人闷闷不乐地说：“是啊，这种结构就是专门为坐办公室的人设计的。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来安排实验室。到时候很不好设计，我们也感到很棘手。”
我们先到香港食环署的实验室一看，那里都是明亮的大开间，一排排设备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后勤的人拍着手笑着说：“看，局长说的对，这大开间多好！看得都很舒服。”但是到渔护署的实验室一看，那里的实验室都像鸽子笼一般。每一间都非常小，里面还用无菌室分隔起来。进出都穿着无菌服，戴着口罩、帽子和手套。后勤的人呆呆地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啊，看来不同专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呀！”
但领导们并不这样看。他们只是简单地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法调整。二零零六年夏，各实验室开始自己设计实验室的装修和布局。到了年底，胡局长突然通知食检实验室和动植检实验室的人在一起商量，能否把几个搞细菌检测的实验室合并在一起，集中放在一层楼：“既然都是在检测细菌，做一样的试验，用一样的试剂，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大家都感到很无语。
动检实验室的人觉得无所谓：“只要食检实验室同意合并就合并好了。不过先把话说清楚，我们搞的是病原菌，可能会碰到有人畜共患的细菌，如炭疽杆菌。你们要自己注意防护啊！”食检实验室的人吓坏了，跑去找胡局长：“我们虽然也是搞细菌检测的，但跟动植检完全不一样啊。他们是搞感染的，不需要定量，对人有威胁。我们搞的是污染，需要定量检测。二者虽然用的试剂一样，但内容、方法和执行标准都不同，怎么可以合并呢？”于是，这个主意就被迫放弃了。
从二零零七年起，随后的事态发展就越来越奇葩。我们这个技术中心有动检、植检和水生三个实验室，原先给了三层楼，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经过局党委研究后减掉一层，只分给我们两层。拿到图纸一看，大家都楞住了：每层楼粗看起来面积很大。但走廊、电梯、楼梯、天井，开水房、厕所、机房等占用了很大地方，走廊也很宽。两层楼的使用面积加起来最多也就是二千平米。而现在我们在和平路的三个实验室就用了四层楼。面积也和这差不多，可能略小一点点。但由于结构合理，比这要好布局，利用率也高很多。更何况如果要求我们按照高标准建什么“正压”和“负压”的实验室，有效面积会缩小一半，那最后实际的使用面积会比现在要小很多。那我们为什么要搬过来呢？
技术中心的领导几次向局领导反映说，我们的地方太小，特别是这两年又增加了不少新设备，如果这样安排有些设备连放都没地方放了。但局党委一点也不松口。
无奈之下，中心只好叫大家就这样安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各个实验室设计的图纸一次次地报上去，又一次次的被退回来，要求再次修改。理由是“局党组通不过”。想问一下是什么理由，则无人告知，靠的是自己去揣摩上级的意图。
终于有一天，当我出差回来，刘荭告诉我，技术中心决定水生室和动检实验室全面实现“资源共享”。我感到莫名其妙：“什么叫资源共享？”她解释到：就是说，水生室一间实验室也没有了，全部跟动检实验室共用。我当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打电话把动检的小秦叫过来，对照图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核实，最后我又问了一句来确认：“那么，水生室没有一间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了？” 小秦明确地告诉我：“是的”。我当时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回去吧。”
那天吃中饭的时候，我站在食堂里破口大骂“王八蛋！”。虽然我没有指名道姓，但全食堂的人都知道我在骂什么。没有一个人敢应答一句。
第二天，技术中心的领导们重新开会进行调整，决定给水生室三间房：一间做病毒室，可能他们也知道把水生动物病毒和陆生动物病毒放在一起做试验实在是太无知了！一间做准备间，就是杀鱼用吧，大概是嫌我们杀鱼太脏了。一间做组织病理。总共约一百八十平米。而且这三个房间是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这将来怎么工作呢？
我跑到办公室去问中心的姚主任：“总局现在正向农业部申请国家水生动物的微生物保存库。但将来水生室连十几平方的毒种库都没有了，和禽流感、口蹄疫的病毒材料放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农业部来评审，如何能够通得过？”她满不在乎地回答：“将来水生室只能是这个样子。” 我又问“水生室现有的这些设备怎么放得进这三间房子？”她很干脆地说：“我们有大把的房子，水生室只管用就是了。”我愤怒了：这个兽医专业出身的人是真不懂科学还是在装疯卖傻？在设计“共用部分”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征求水生室的意见，由动检的几个人自作自画，改动后也从不给水生室看。我不由得想：“这是真正想共用吗？”我又问：“能不能把给水生室的三间房子调到一起，便于工作？”回答则是：“基本方案已定，就不要再麻烦调整了。”后来，看到我还在为水生室的事情到处说，居然在背后告诉实验室的其他人：“你们不要跟江老师那样闹，和动检实验室合在一起有什么不好？”我向中心领导再三诉说，也向几个副局长反映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局党委讨论决定的事情，不能再改变了。”
我感到非常失望。但几天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激起我的愤怒。那段时间正是总局在评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时期。总局科技处的人来深圳审查，水生室自然是要申报了。我在起草报告时，实事求是地写上：“……4.2条：在未来的新大楼中水生室有独立的三间房约一百八十平米，其余的功能区和动检实验室共用。”并附上新大楼的图纸。然而，当六月一日在局里试讲时，中心领导背着我强迫刘荭把幻灯片改为：“未来的水生室有上千平方米的面积”，并把动检实验室的图纸放上去。我当时几乎要站起来点破这个胡说八道。我心想，如果中心领导认为合并是对的，为什么不敢说真话？为什么不敢把实际情况告诉别人？这说明中心领导心里也清楚，把实际情况说出来会有负面影响。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想到我从武汉来深圳之前，原水生所的所长，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老师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问我：在深圳有没有你发展的条件？他花了半个多小时仔细询问深圳局的情况，最后说：“我给你一年时间。如果你发现那里条件不适合你，告诉我，我把你调回中科院”。当我到了深圳后，贺方军局长问我要什么条件。我告诉他： “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水生室。我不可能在动检实验室里搞水生动物检疫。”他又问：“你需要多大面积？”我说：“不论大小，独立就行。”于是他给了我四个房间。而就是这四间房，给当时的深圳动检局撑了多少门面！几次禽流感风波，香港记者蜂拥而来采访，都是在水生室接待他们。我们把水生室的牌子摘掉，局长和动检处长们就在这里接受采访，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而不敢带他们去动检实验室。因为实在是拿不出手。即便是今天，动检实验室除了有几台几百万元的设备可以吹吹牛皮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叫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其实，一个实验室跟人一样，能打动人的是他的气质和风格，而不是漂亮的仪器。农业部好几个省级实验室的设备都比水生室强，但在水生室面前都不得不低头。而现在，竟然有人想把水生室取消，跟动检实验室合并！能容忍吗？
该怎么办？我仔细掂量了这整个过程。要保住水生室，第一就是要把姚主任赶出技术中心，至少要让她在技术中心没有发言权。第二要把事情捅出去，让外面都知道这件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当然，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我已经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局长会把我怎么样？开除？撤职？我想他不敢！最多就是给我穿小鞋而已。我已经快退休了，有什么可怕的？最多不过在退休时给我降一级工资而已。
就这样，为了水生室，我豁出去了！
六月的一天，水生室的同事们正在一起吃饭。我知道刘荭跟姚主任关系不错。就对她说：“姚主任跑到中心来当主任不就是想混个副高职称吗？请你务必帮我转告她：我是评委。有我在，她不可能评上副高。叫她赶快离开中心回去当她的公务员吧。”刘荭惊讶地看着我：“为什么？”我愤怒地说：“不为什么，就是希望她快点离开这里。”
随后几天，姚主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上班时我不接，下班后我告诉她：“下班不谈公事。”然后挂掉。当面来找我谈她又不敢。几天后她终于放弃了。她的活动能力很强，一个月左右她就调到动检处去了。我扫掉了第一个障碍。
随后，我凡是出差，不管到那个局，或者到了总局，我总是要找机会打开电脑，向大家显示我们新实验室的图纸。告诉他们，深圳局是如何准备把水生室撤消掉的。我把图纸如实地给大家看，想听听他们的看法：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所有看过图纸的人无不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可理喻。都在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而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则是：“胡局长他知道吗？”我只好摇摇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多次口头或书面向上面反映过这事，这些东西到哪里去了？胡局长看到没有？我不知道。直到某一天……
七月二十日，我出差到江苏。江苏局的同事们请我吃中饭。在饭桌上我们又谈起水生室的新实验室来。他们说：“你最好直接跟胡局长打个电话。不行吗？”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胡局长的手机号码。”他们呆了几秒钟，“轰”地笑了起来。其中一个人忍住笑对我说：“我这里有胡局长的电话。我发给你。”我拿着号码看了半天，试着拨了过去。刚刚听见一声“喂”，我就问：“请问这是胡局长的电话吗？我是江育林……”话没说完，那边就大叫起来，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江老师，你能不能不到外面到处讲新实验室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恨不得有几张嘴来解释。你能不能回来说？”声音如此之大，周围的人都能听见。看来胡局长是真着急了。我从耳朵上拿下手机看了看，向他解释：“我没有讲什么啊，就是把党委讨论后定下来的图纸给别人看，这个保密吗？”“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回来反映啊，不要在外面说，回来我们商量好吗？”胡局长着急地说。我说：“我跟中心领导口头和书面都反映过几次，跟几个副局长也说过几次。大家都说这是党委讨论过的事情，不能改变。”“谁说不能改？我说能改就能改。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叫谢局长来跟你商量调整实验室的事情，行不行？江老师，就算是我求你了，行吗？”胡局长显然是再也无法忍受。于是我说：“我后天回来。到时候来找你吧。”
在我通话期间，周围鸦雀无声。我一放下手机，周围的人都笑了：“江老师，看来解决问题有希望了！不容易呀！”我头上的汗都出来了。苦笑道：“谁知道呢？要到手才算数啊。咱们走着瞧吧。”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我想了很久，提笔给胡局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我详细告诉他这段时间里在新实验室规划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写到：“……情况就是这样。胡局长，我这个要求过分吗？你所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吗？？？……这些年来，每当你带着上级领导和客人来参观水生室，很自豪地介绍：这是我们的水生室，是全国，也是亚太地区的重点实验室…时，我心里也很高兴，感到是为深圳局脸上争光。如果按照这个样子，当我们搬到新大楼以后，你怎么带客人到水生室来，又该怎么来介绍呢？……一个科学家要能发挥作用，是需要环境的。正如有人戏说：愤怒可以出诗人，但愤怒不能出科学家！……看到我们经营了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在全国甚至亚太地区都有影响的这个平台两年后即将被某些人淡化和弱化。胡局长，你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吗？换了你，还能安安心心地工作吗？”最后，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胡局长，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对你的郑重承诺：我不能保证对你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保证每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你在辛勤地为深圳局工作。作为下级的一员，有责任把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想法告诉你。尽管有时可能会使你感到暂时的不快。我想问你：水生室象这样安排，搬过去后会比现在留在和平路要好吗？那为什么要搬过去？如果你辛苦经营十多年的地方被人搞得不像样子，你还愿意在深圳继续工作吗？这就是我现在的真实想法。”我看着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才封上信封。
两天后，当我回到深圳。谢副局长马上来到我的办公室。她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很坦率地告诉她：“实验室是做事的地方，不是越大越好，合适就行。我只希望能有个独立的水生室，而不是像某些人试图把水生室给吃掉。真要是那样，损失最大的是局领导，而不是我手下的那些人。你们将会失去用以撑门面的实验室！”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新上任的陈代主任召集各实验室的头开会。他告诉大家：“局党委开会研究后决定给我们技术中心增加一层楼。现在大家提提意见看该怎么分配。”会议室里一阵嗡嗡声。陈主任看着我：“江老师，你们水生室要多大面积？你们先说吧。”我点点头说：“实验室面积合适最好，不是越大越好。我还是按照原先的想法，给七、八间房足够了。也就是半层楼吧。”有人笑了起来：“江老师拼死拼活，费那么大劲给我们搞来了一层楼，其实只多要了几间房子啊。好死动检和植检的那些人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是啊，多了一层楼，面积肯定足够了。多好！于是大家决定：水生室半层，动检实验室一层，植检实验室一层半。大伙的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就这样，我们这个技术中心的新实验室方案终于得到彻底解决，避免了后来可能出现的很多麻烦，让大家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而我，不管局长们对我是什么看法，反正一年后就要退休了。管他呢？
悲哀！！
悲哀！！
几个月前不是这样子的。
敬佩江老师、忧伤我母国。
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胡局长的手机号码。”
这是沟通问题。江先生真是一点都不想搞人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