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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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检疫
检疫实验室的工作就是把送来的样品按照要求进行检测，然后根据结果出具检测结果报告单。然而样品的来源从管理角度看分为完全不同的两大类：法定检疫样品和委托检疫样品。前者是由口岸送来的。检疫费由口岸收取后上缴总局，而实验室的日常费用由总局下拨。这叫做“收支两条线”，即收入和支出是相互不受影响的。而后者则不同。如外地各口岸局因能力所限不能做而委托我们检测的样品、农业部委托我们做的监测样品、有些单位要求我们帮忙检测的样品如海关样品、公司预检样品等。这些样品需要有委托单位出具书面的委托书并盖有公章，我们则按照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这样一说大家也许就明白了。不管什么样品在实验室里都是一样的检测，不同之处就是一个不收钱一个收钱而已。而这，正是很多人特别“关心”之处。
水生室刚成立时，委托任务并不多。然而几年后，由于名声在外，凡是别人做不了的检测项目，几乎都会想到要送往深圳。特别是从二零零二年起，韩国要求出口到他们那里的鲈鱼一律由深圳的水生室出具检测报告。因此委托量激增，到后来甚至超过了法定检疫的工作量。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不过在某些人眼里，则只看到是水生室收入的钱越来越多了！
外地送来的样品多是通过空运送来。每当来了一份样品，我不得不自己先掏一百二十五元钱请送快递的人帮忙从机场把货取出并运到实验室来。其中一百二十元是运费，五元是提货的手续费。等货主把检疫费和运费寄来后，我才能把那一百二十五元还回自己口袋，把剩下的钱交中心的财务开发票，再将发票寄回去。由于出口商有公司，也有私人。因此有些单位在汇款时就给我电话：“发票我们要了没用，不用寄了。”我也乐得省下几块钱的挂号邮寄费。没有寄出的发票就夹在样品记录本里，时间长了，本子里就夹了厚厚的一沓发票。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烦恼的工作。我几次打报告要求样品室或办公室能把委托检疫收费和车费、邮费等支出的工作接下来，以便让实验室能全心全意地做实验。但谁也不愿意沾手这个事情，反而引起一些人的妒忌和猜疑。中心的领导看到经常有大把的钱在水生室进出，可能心里发痒。杨主任几次对我说：“江老师，你们那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要来查账。”我看着他：“你要查账就来啊，最好你们把这个收钱的工作拿过去。我们可以省点心。”
没有想到杨主任的话是当真的。在我出差在外的日子里，技术中心真的派人来水生室查过两次帐。当我回来听说此时后，对查账一事倒觉得没有什么，而对背着我查账心里有些不舒服。于是我跑到杨主任的办公室里当面问他：“杨主任，听说你们到水生室里查过帐了，有什么问题吗？”杨主任没有想到我会如此直率地跟他谈这个问题，不由得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嗯……嗯”看到他那一付不置可否的样子，我不由得笑起来：“莫名其妙！查账的怕被查的，搞的什么名堂？”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间，深圳局出了个“冻肉事件”。 即有大批不合格冻肉非法走私入境。这里既有一些不法分子违法乱纪趁机大捞一把，也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因失职而造成漏洞，还有一些人虽辛勤工作但因经验不足而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而造成失误。结果是大量问题冻肉从深圳进来，而不法分子捞到了大量金钱。事发后，据说由于走漏了风声，有两口子捞了几千万后逃往加拿大，也有几个被逮捕法办。剩下的涉案人员或被开除，或被降职，或被记过……。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冻肉事件”。
二零零四年夏天，监察局派人来深圳局调查。他们来到技术中心查了几天后，说要找人谈话。人心惶惶。我听了不由得好笑：“你们贪污了吗？没有？那怕什么？嘿嘿，只有小偷才怕警察，没偷东西怕什么警察。”但有些人还是皱着眉头对我说：“江老师，不是这样的啊。”
终于开始找人谈话了。没想到第一个就通知我去面谈。我不禁感到有点诧异：在这个技术中心里我既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官，怎么就首先点到我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去就去呗。
我推开门走进房间。里面有三个人，一个年纪大的，两个年轻些的。我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他们在商量着什么，过了好久，才开始问我：“你们委托检疫收了多少钱？”我解释说：“这是有规定的，收入的20%给干活的实验室，20%给技术中心。其余的钱就上交。”那人继续问：“那你们实验室到底分到了多少钱呢？”我摇摇头说：“这谁记得清。你们到财务室一查不就知道了吗？”那人看了我一会，又问：“那你拿到钱后是怎么分配的？”我笑笑：“财务室在四楼，实验室在八楼。我们实验室有六个人。我拿到钱后一边走一边除以六，走到八楼后就把钱分掉了。除不尽的数就留着，找个时间吃饭用掉。”那人连忙问：“你根据什么这么分？”我反问他：“那你说该怎样分？有文件规定吗？”他想了想，也摇摇头说：“嗯，倒也是没有什么规定。”我说：“是啊，没有规定。我是实验室的头，当然我说了算。我说怎么分就怎么分，没有错吧？”那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分钱有记录吗？”我摇摇头：“没有记录。”“为什么不做记录？”那人瞪着眼睛问我。我说：“为什么要记录？有规定分这钱一定要记录吗？”接着是一阵沉默。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年纪大的那个开口了：“看来你们也没有分很多钱，那就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什么问题再来找你。”
我立刻站起来告辞，走出房间。一到门外，发现有几个同事正在门外偷听。看到我出来，赶快闪到两边。我问他们：“怎么啦？”他们惊讶地问：“他们问你什么啦， 你怎么敢那样大声地对他们讲话？”我不由得呵呵地笑了起来：“他们是来找我调查的，所以应当对我客气点。如果是来审问我，就要提供证据或文件。这可要分清楚啊，不要把自己当犯人看。”他们连连摇头：“江老师，不是这样啊。看到他们我心里就发慌呀！”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是啊，在文革初期我遇到这种事情，不也是心里怦怦跳吗？现在我之所以不在乎，不过是经过十年文革“久经沙场”的老油条了而已。
自从“冻肉事件”之后，深圳局的大小领导们似乎都被吓破了胆，纷纷采取宁可不搞工作也不出任何主意的做法。做不做事是次要的，能推卸责任的尽量推卸责任。慢慢的，深圳的业务量就变得越来越少。冻肉几乎完全不从深圳进口了，而从广州和上海进口的冻肉则开始增加。在深圳局，一旦出现问题，领导们要么就等待上面的指示，要么就叫下面出主意，他们点头。但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意，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动口不动手”成了领导们惯用的发号施令方式。然而，由于水生室是面向全国的，所以在深圳局业务量大大下降的情况下，水生室还是保持有大量的委托检测样品。这不但使领导们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由于监察部的人来技术中心调查时提出了委托收费的问题，这下把中心的领导们吓的够呛。当我们问头头们该怎么操作时，没有一个人敢回答问题，居然反叫我们提建议，看该怎么办才好。看到这个情况，我感到非常愤怒：这些领导们，开着公家的车，吃着公家的粮，拿着公家的钱，不做本该他们去做的事情！于是，我于九月三日给技术中心的领导们写了一份报告，阐明了我的观点：“……水生室是事业单位，也是单纯的技术部门，一切应按照上面的要求执行。希望有关职能部门能切实负起责任，搞清楚应当怎么办，告诉我们，以便遵照执行。不要由我们提出意见，出问题后把责任推给我们。……在此，水生室明确表示，拒绝提任何建议，仅按照上级指示执行。出了问题水生室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收到我的报告后，领导们完全无语。一直拖到二零零六年初，才起草了一个关于实验室收费问题的征求意见稿，算是开始壮起胆子处理收费问题了。
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是到深圳好几年以后才知道制服是上班才穿的。从来也没有谁跟我说过这个规定。不过，检疫部门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不仅是四季的外衣外裤，连长短袖的衬衣、皮鞋、皮带、毛衣、毛背心、领带、大衣、风衣和羽绒服等都发，直到今天退休十二年了，还剩几件衬衣和裤子，怎么也穿不完，也很难分清楚上下班。其他同事好像也有下班穿着制服的，不过就我穿的时间最长吧。因为我来深圳后把原先的衣服都拿去扶贫了。也没有不是制服的衣服穿了。所以后来我就学着别人，进餐馆时把肩章取下来，免得说是吃霸王餐。平时把白大褂往身上一裹，也看不见。就这样混了十几年。
不过深圳当时可能是比较……。讲个笑话。刚来那年，有个公司请我们吃饭，说过年了，每个人送个100元的购物卡，表示表示。想想一百元也没有什么，就没在意。同桌子的领导拿着我的卡，开玩笑说：“你的卡是几个八，好吉利啊！”我想也没想就说：“那就换个卡吧，我不信这个。”领导连忙把自己的卡收到口袋里，旁边人踢了我一脚：“你怎么可以跟领导换卡？你知道他的卡里是多少钱吗？”我这才如梦初醒。呵呵，碰见我们这样的木瓜脑袋，好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我在深圳发展比较快，得益于有前几十年的积累。没有我在工厂和水生所得的经验和教训。有些事情不可能应付得那样得心应手。
至于问我在深圳还有没有搞人体特异功能的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作声了。能看到也不说了。刚来时有人告诉他们我会透视。结果我讲课时，女孩子都躲在后面听，不敢坐到前面。我听说此事后哭笑不得，难道我看人就是刚好看到把衣服脱光？不可思议！所以后来谁叫我看都不干了，看到什么也不说了。不过随着年龄增大，看起来越来越费劲，更多的是感觉，或者直觉了，但事实证明这些直觉都是对的。
好像回忆录快发完了。我也松了一口气。我写回忆录写了六年，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解中国这几十年的真实情况。这本回忆录在国内发表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所以只可能在国外的网站上发表。能这样让大家看到，我已经很知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将来还能继续保持联系！并祝大家在疫情期间身体健康！
江育林
202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