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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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洪湖蹲点
九一年底，潘老师要去广州中科院南海所当所长，陈宜瑜老师当水生所所长。所里的年轻人都对陈老师非常佩服。陈老师不仅搞研究很有水平，而且说话很有条理，也很有说服力。一次在召集室主任开会时，我惊讶的发现他有一口气不间断地说很长时间的本事。记得有次我和二室的刘汉勤特地在陈老师讲话时拿着手表测量了一次。最后我们都一致认为：他一定是在某个时候换了气，否则绝对不可能一口气讲那么长时间。但什么时候换的气，怎么也看不出来。
有次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情，我去陈老师办公室找他。我是第一次找所长，心里还有点紧张不安。不料陈老师非常热情：“小江，坐啊。你好像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吧？怎么当了这么久的室主任也不来几次？”我非常尴尬：“没有事来做什么啊。有时候有点事情想找你，但经过你窗户时，都能听到有其他人在里面，我怎么好进去呢？”陈老师听了，幽默地说：“不要紧，有空来坐坐嘛。以后你要是来找我，我就把别人赶走。好不好？”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陈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小江啊，你搞科研没有问题，我很放心。但是你要知道，鱼病研究是个应用性很强的领域。最后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要能看病和治病。光在实验室里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到实践中去学习。文革时把知识分子往农村赶，不让他们搞科研是错误的。但完全就在实验室里不出去，同样也是不对的。你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到下面去，才能做出成绩来。你说是不是？”
我呆呆地看着他。这个问题我确实考虑得很少，平时下渔场多半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病可以研究。陈老师的话里提出一个观点：研究成果有些对生产有用，有些是没有什么用的。尽管这些成果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定意义，但作为鱼病室，不能只搞那些纯基础理论的东西。
陈老师的这番话对我考虑问题的思路无疑是影响巨大的。此后的几年里，我有相当多的时间都放在渔场。特别是九三年全国虾病大爆发后，我几乎把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放在水生所之外。事实证明，这样做受益匪浅。在实践中，我不仅学到很多东西，也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同时，也给了我很多深入思考问题的机会。一些鱼病综合防控的理论就是在这些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九二年夏天，为了完成鱼病室的课题《洪湖及其周边地区养殖鱼类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决定鱼病室的人轮流去洪湖蹲点。即在疾病多发季节不间断地保持有人在那里，一旦有渔场发病，就会有人找来求医，这样就能了解鱼病的流行情况。同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渔场作为监测点，探索鱼病防控的方法。我和搞药理的李爱华第一批去。想到在那里大部分时间一定是闲得没事干，那时江苏淮正在放假，干脆把他也带去算了，也让他有机会看看农村是什么样子。
我们到了洪湖后，就在洪湖宾馆定了一个长期包间，以便大家轮流来住。白天如果没事，江苏淮就抓紧时间做暑假作业，晚饭后就带着江苏淮去看电影，逛马路。如果要出去看鱼病，也把他一起带着，到洪湖里坐船，看荷花。江苏淮也感到很有趣。我们这一批在洪湖住了两周多，也看了一些鱼病。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引起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天，有两个渔场的老板来找我们看病。我们分别到现场看后，发现这两个渔场面积几乎相同，养殖的鱼数量和品种也几乎一样，刚好也都是得的同一种叫“淡水鱼出血性败血症”的疾病，但是发病的情况不一样。因此，我们给了他们不同的处置方案。这两个渔场的老板相互看了看，问道：“我们两个场不是一样的病吗？怎么处置方法不一样？我这个场用的药要比他那个场几乎多十倍啊！要多花很多钱呀。怎么回事？”我耐心地跟他们解释：“那个渔场生病的原因是因为喂草鱼的谷子没有泡软，吃进去把鱼肠子划伤了，感染细菌发炎生病。你看，他们主要死的鱼是草鱼，所以我只要求他们把谷子换成其它饲料，并掺进一些药物，就能控制住了。而你那个场的鱼是因为水太脏，细菌太多导致鱼感染生病。这个场主要死的是鲫鱼和花白鲢，它们多是吃浮游生物，不吃饲料，也没法喂药。只有对水进行消毒。那用的药就要多得多了呀！”
那个老板又问：“书上只是说什么病用什么药治疗，没有像你说的这样复杂呀。”看来他是读过书的，我一时语塞。是啊，水产的教科书里就是说什么病用什么药，甚至还教别人“预防减半”。看来这书写得也太简单了一些。我想了想，对他说：“肯定要因人而异啊。否则，还要医院做什么？只要开些药店就行了，什么病吃什么药。为什么还要医生呢？鱼病跟人病的道理不是一样的吗？”那个老板听后，搔搔脑袋，也笑了。
看过一些病例后，我慢慢发现，这些年来一直在搞高密度养殖，池塘里的鱼密度越来越大，环境也变得越来越恶劣。但渔民们都不以为然:“没有问题吧？鱼不是都还好好的吗？”“鱼没有死，就说明没有问题啊！”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不由得摇摇头。觉得这样的推断未免太荒唐。养殖环境是否合适的标准是什么？难道鱼不死就认为是合适的吗？显然，二战时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住在豪华酒店里的富人的抗病力完全是不在一个水平上的。一旦感染病毒或细菌后，发病率和死亡率显然也会完全不同。怎么可以用不死作为判断标准呢？
我把这个想法试图和渔民们沟通。他们都摇摇头：“鱼病了肯定是有病毒或细菌吧？你把它们杀死了，病鱼就恢复了吧？环境再差，如果没有病原，怎么会生病呢？”
这个说法真有道理吗？由于我们的养殖环境不可能是无菌的，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种细菌和病毒在水里，没有这种病原可能会有那种病原。如果鱼体质太差，总会有某些细菌会引起它们生病。换句话说，环境恶劣或者体质差时，鱼会得什么病是偶然的，但一定会生病则是必然的。另外，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其实在水里存在很多“条件致病菌”。就是说当环境条件好，或者鱼的健康状况好时，这些细菌对鱼是没有毒力的。而在恶劣的条件下，这些细菌就可能危及鱼，造成疾病或死亡。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提出“健康养殖”的新概念。但这些现象已经让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鱼的体质显然和生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进而不得不逐渐形成健康养殖的意识。
洪湖水产局的人希望我们给当地渔民讲讲课，这是一个宣传健康养殖的机会。我站在讲台上，下面坐满了渔场的人。我说：“同志们，你们家里都养过孩子吧？如果你们家的孩子生出来后就扔在垃圾箱里，当他生病了就拎出来找医生看看，看好了再扔回垃圾箱去，你们觉得这孩子能养好吗？”大家“轰”地笑了起来：“那当然不行！”“怎么能这种养法。”我接着问：“那你们养鱼为什么不考虑一下，鱼是否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下呢？如果环境恶劣，能够养好吗？仅仅生病了去找鱼医，你们觉得行吗？”大家都不做声了。
我接触的渔民越多，越发现渔民对鱼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并不在意，而只要鱼病了就希望我们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解决，再三问有没有药到病除的法子，至于为什么鱼会生病，他们并不去想。换句话说，鱼病了，你只需要告诉他是什么病用什么药就行，至于他怎么养你不用管。甚至有人希望我用一句话把十几年学到的知识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企图一劳永逸。我不禁啼笑皆非地想：这又不是什么武功秘籍，一句话就可以泄露天机，学到真功夫。我只好对他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好好学习！”
我开始意识到：渔民的要求不能一味迎合，需要提高养殖水平。泛泛地提所谓“努力去满足渔民的需求”的提法是有问题的。渔民希望什么？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水产养殖中，有时候养殖户的个人利益和整个养殖业的全局利益是有矛盾的。如有些养殖户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破坏环境。有些养鱼苗的人在鱼苗有病时，不希望告诉别人，否则卖不出去。至于是否会把病原到处传播危害他人，就不管了。
后来，在跟渔民接触的过程中，我反复对他们说，对疾病，光靠医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在人医是这样，在鱼医也是这样。九三年全国虾病大爆发后，大量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对的。光就事论事治不好病，必须把健康养殖和健康管理一起抓，才能对疾病进行有效的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