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了
妈妈这几年有了明显好转。能整天坐在那里,有时还能扶着走走,说话也逐渐能清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大家都觉得很高兴,每个人都希望妈妈能多活上几年。
然而,事情并不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从九一年底开始,妈妈的情绪慢慢地变得低沉,经常一声不吭地坐好久,我们还以为她有什么心事。再过一段时间,连久坐也不能坚持,坐一会就慢慢歪倒。爸爸开始有点不耐烦:“你怎么变得像面条一样,这样软绵绵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妈妈变得完全不能坐了,整天躺在床上。爸爸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他背着妈妈问我:“育林,你看妈妈这样了,该怎么办?”我早就注意到了这种退行性变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看来脑子里是有问题,恐怕是不行了。”我把大娘娘请过来看。她仔细看后也说:“看来大脑在萎缩和坏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看发展的快慢吧。大家尽心照顾就是,有些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爸爸心里明白了,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元旦后,妈妈开始陷入昏迷。后来连饭都无法吃了,爸爸只好用纸卷了个漏斗,把煨好的鸡汤慢慢从口里喂进去。大娘娘看到了说:“这样很危险!给昏迷的人喂东西很容易呛到肺里,然后就会感染发烧,很快就完蛋了。”于是,我们只好向医务室求救,每天给她输液维持生命。但每个人都明白:时间不会太长了!
春节前,妈妈开始出现褥疮。我和小樊赶快拿来泡沫,做成像游泳圈一样的圆圈,然后把我以前用过的大床单剪成一条条的,把泡沫圈包上,做成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软垫,给妈妈垫起来。但效果并不显著。整个春节期间,家里都是处于沉闷和失望的气氛里。
二月十八日是元宵节。我带着江苏淮来到爸爸妈妈家。这些日子。妈妈已经陷入深度昏迷,而且有些发烧。但那一天突然变得非常平静,脸色也有点微红。看起来似乎明显好转。爸爸问我:“今天情况怎么这样好?”我没有吱声,脑子里有种不详的预感。现在好转没有任何道理,我想起以前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回光返照。
第二天清早,我刚到办公室,爸爸就打来电话:“育林,你赶快过来!妈妈好像不行了!”
我赶快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赶到爸爸妈妈家。妈妈呼吸非常急促,有出气没有进气,心跳也非常紊乱,甚至时断时续。我赶快给大娘娘打电话,告诉她妈妈可能不行了。大娘娘急得在那里直跺脚:“天哪,今天有个会,我得过一会才能过来,怎么办哪!”我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爸爸说:“你去医务室叫个医生过来看看吧。”我出了宿舍大楼,刚走了几步,小保姆突然追了出来:“爷爷叫你赶快回去,妈妈没有呼吸了!”
我立即返回家里,妈妈呼吸突然停止了。我用手撑开眼皮,妈妈的瞳孔已经开始扩大。接着我又摸摸妈妈的脉搏。爸爸看着我问:“还有脉搏吗?”我随着妈妈的脉搏告诉他:“一下,又一下……没有了。”妈妈的体色已经开始发黄。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妈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
爸爸开始大哭起来。我赶快把爸爸扶到客厅里:“不要大声哭!妈妈现在还能听到,听觉是最后才消失的,不要打扰她,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我回到妈妈床前,朝妈妈鞠了三个躬。然后拔掉输液的针头,给妈妈擦洗后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再跑去医务室,几个医生正坐在那里聊天。我对他们说:“妈妈走了。”他们大吃一惊,有几个人赶快去拿药箱准备出发。我朝他们摆摆手说:“不用了,我已经把针头拔了,你们只去一个人把输液的一套东西搬回来,然后开一个死亡证明就行了。”
一个医生跟着我来到家里,看了看情况,给我们写了一个详细的死亡证明。她还想向我们解释什么,我摆摆手说:“不用了。我们都是懂道理的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段时期有你们的关心,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绝对不会找你们任何麻烦。”
联系完第二天火化的事,跟两个姐姐和小林也打完电话,大娘娘也赶到了。她一看到妈妈已经去世,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就放声大哭起来。后来防疫站派专车去潜江接两个姐姐,大娘娘也随车去了。
大娘娘走后,爸爸哭累了在隔壁房间休息。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妈妈的床前,看着她那用被单从头盖到脚的遗体,没有一点惧怕的感觉。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坐到上半夜。我见过好多次死人,而这是我第一次亲历自己亲人的死亡,很多往事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听爸爸讲过,妈妈年轻时到处逃难,大学学的是经济,但从事的是图书管理。一辈子胆小怕事,在外面从不多言,但文革期间仍然被整得死去活来。我不知道她会怎样评价自己这一生?幸福,还是不幸福?
到下半夜,大娘娘才带着两个姐姐赶了回来。天快亮时,小林和唐婴也赶到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
早上,有几个以前跟妈妈特别好的人过来跟妈妈告别。八点,去火葬场的车来了。爸爸的学生李伯伯看到我们要把妈妈抬出去,就劝爸爸是否要等等。我们都摇摇头说不等了,随即把妈妈抬上了车开走了,把爸爸留在家里。据说我们走后不久,就有很多防疫站里的同事来我们家,有的还按照武汉的习俗送来一些被面之类的东西。但武汉还有个习俗:死人离开家后是不能给死者家里送东西的,好多人带来的东西又只好带了回去。这样也好,免得将来别人有什么事情,我们又得送东西回去。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爸爸被小林带去平顶山休息了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适应一下。随后,爸爸给防疫站打了个报告,要求把唐婴从平顶山调到防疫站来。小林则自己找到母校的老师,也在武工大找到位置。年底前,全家都搬回了武汉。
小保姆依然留在家里照顾爸爸,而爸爸将面临一种全新的生活。
看看现在国内,可以把母亲活埋,不能说和文化大革命,毁掉中华文化无关。大家从文中看起来,妈妈偏心小林,
作者也颇有微辞,但最后是小樊和l江先生,在尽孝,小林呢?(也许我没看清楚)这不是在我们华人中经常看到
的吗?越是疼爱的越不孝,我个亲戚,现在照顾她给她养老的是被她丢弃的女儿,,咳,我还是相信,古人言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当初看到江先生数落父母的不是,心里还不是滋味,越发感到江先生能把这些写出来
真的不容易,为了保持这个环境,有个打手也不错。
江老先生受的创伤很大,这就是江先生母親担惊受怕的根源。如果老先生有更大点的担当,一个人默默承受,江母可能不至于那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用同样的方法维持其统治,饿、吓、杀。民主不能当饭吃?民主比饭还好!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