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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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坐火车回国
研讨会结束后，我在Ahne的实验室里停留了一天，跟他讨论了下一步的计划。然后用了一天时间去逛商店。我看到那里卖的充气橡皮艇很便宜，两米长的橡皮艇带双桨和脚踏打气筒一起还不到八十马克，在东湖里划船应当挺不错的。就买了一条，把箱子给塞得满满的。然后，到德意志银行换了一些东德马克和苏联的卢布。最后又跑到附近的拼车公司去，约了一辆第二天晚上出发去柏林的便车。只要二十马克。而坐火车要近一百马克，便宜多了。
第二天上班后，我到实验室告诉Ahne教授：“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Ahne教授问我：“怎么不多住几天？有什么事情要赶回去吗？”我跟他解释：“不是的，火车票有时间限制。回去还得十天啊，我还想顺便去莫斯科看看。这来回一下子就一个多月了啊。”Ahne教授想想也是，但当他听说我是搭便车去柏林，还买了一条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什么便车？安全吗？”我把拼车公司的派车单给他看，他还是不放心，把单子拿去复印了一份留底。还问我什么时候过去，他要亲自去看看。
下午五点，我到了拼车公司。过一会Ahne教授也到了。他仔细看了看这个公司的业务情况，当他看到这个公司把每辆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证件、信息和联系方式都有备案，才放下心来：“唔，看来这个公司是靠得住的。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在慕尼黑住了几十年都没有发现这么个好地方啊。”接着问：“你的船呢？”我指着大箱子说：“在这里面。是充气的，充好了有两米长一米半宽，能坐两个人。把气放光了就能折叠起来成一个小旅行袋大小了。”他这才明白过来：“我还以为真是一条小船呢。”
Ahne教授笑眯眯地拿出一包热狗来递给我：“喏，给你带在路上吃吧。这次很高兴你能来参加会议。如果明年第二期项目能批下来，我就又可以来武汉和你们见面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经常到武汉来！”
那辆汽车到晚上七点才来。这车一共带了四个人，有个胖子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好在另外两人的个头都不大，我们三个就一起挤在后面了。
西德的道路质量很好，车也开得很平稳，几个小时后就到了东西德的交界处。我们把各自的证件从车窗了递出去，等了几分钟还没有动静。我有点不耐烦了，就把头探出去：“我去问问是怎么回事。”车上其他人都吓坏了，拼命把我往回拉：“拜托，千万不要惹麻烦啊！”我莫名其妙：“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吗？”这时边检官员听到动静，把头伸出来看看，正好跟我打了个照面。他看了我一会，一声不吭地把头缩了回去。大家都安静下来，仿佛气也不敢出。不一会，我们的证件被递了出来。大家才舒了一口气。
在路上，他们还心有余悸地问我：“你怎么不怕他们把你扣下来？”我不以为然地说:“怎么会呢？我们中国人去东德连签证都可以不要，不会扣我的。”进入东德，路况差了很多，坐在车里感到有些颠簸。又走了几个小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气温也下降了很多。大家开始感到有点凉。我把Ahne教授给我买的几个热狗分给大家吃，才感觉好像舒服了一点。
等我们进入西柏林，到达去东柏林的边界时，已经快四点了。我就靠在墙边迷糊了一会。七点，卷帘钢门打开了，两个东德的女边检官员站在那里。她们一看见我，就叫了一起：“啊呀，今天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个中国人！”她们笑嘻嘻地跟我聊天，还帮我把大箱子搬到安检的机器上。
进入东柏林，我赶快到火车站签好去莫斯科的车票。接过票一看，给我签的那趟车又是晚上十一点半开。我拿着票，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突然，我想起东德的鱼类寄生虫教授Orderling先生。
Orderling教授是东德科学院的教授。去年夏天曾经访问过水生所，他对孢子虫有较深的研究。虽然他不是研究病毒的，但由于我刚从德国回来，用英语和德语都能比较容易和他交流，所以整个接待过程中都是我在当翻译，彼此都比较熟，相互都留有地址和电话。
我按照他留下的名片在火车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很快，他开着小车就过来了。Orderling教授高兴地带着我吃了早饭，还带着我到处兜风。可能是晚上没有休息好，我感到在车上很难受，一下子就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Orderling教授赶快把我带回了家，让我在床上休息一下，我一下子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时，Orderling教授正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没有睡觉。”他笑了笑说：“是啊，看得出来你非常疲倦。”他问我：“休息好了吗？想不想再到哪里去逛逛？”我想了想说：“我拖箱子的行李车来时在莫斯科车站坏掉了，想再买一个。”于是，他带着我到商场。我看到一个黑色的行李车，就指着它说：“就买这个吧。”Orderling教授看看价格:“这个好贵哪！”我刚想说不贵，突然想起来我这钱是在慕尼黑银行换来的，比他们的要便宜十倍，就把话吞了回去。摇摇头说：“没事，就买这个吧。”
我们回到家里继续聊天。晚上十点我开始清理东西，发现自己还剩下一百多东德马克，反正也没有什么用了，就一古脑地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这些钱我也用不成了，就都留给你吧。”Orderling教授看看钱，吓了一跳：“这是很多钱啊，你怎么不要了？可以再兑换回去啊。”我只好跟他说了实话：“我这是在慕尼黑银行换的，不可以再兑换回去的。上次我们来东柏林时，没有用完的钱都是扔到垃圾箱去了。你如果不要的话，我只有再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听后有点啼笑皆非地说：“我们东德的钱不能自由流通就是这样的？你们中国的钱也是这样的吗？”我点点头：“嗯，也差不多。”
Orderling 开车把我送到车站。下车后，当我把大箱子放在行李车上，才拖了几十米，行李车就开始变形。我忍不住用中国话骂起来：“怎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都是这样，像豆腐跟屁做的？”Orderling没有听懂我在骂什么，看了看我的箱子说：“你的箱子可能太重了？”我摆摆手：“哪里，我在慕尼黑跳蚤市场上买的旧行李车，我儿子都能站在上面让我拖来拖去，那比箱子重几倍啊。”我们两个一起费力地抬着箱子，他把我送进车厢。一直等到火车开了，才挥挥手离开。
第二天下午，火车又到了波兰和苏联的边界布勒斯特车站。车刚一停稳，立刻上来了一群士兵。和上次路过这里时相比，他们的态度可要凶狠多了。只听见他们在车厢里叫唤着，不一会，就赶下去好几个阿拉伯模样的人。随后丢出来很多崭新的纸箱子，好像都是日本电器，如电视机、录像机、收录机之类的。看样子是些倒爷。对我倒没有什么，只是板着脸叫我们打开箱子看了看就走了。
九月一日下午，火车到了莫斯科，我用那个坏了的行李车拖着箱子，艰难地走着。还好，去中国大使馆还算方便，坐几站公共汽车，再下来走几步，就能看到那个大楼房了。
大使馆前面站岗的苏联小兵看到我来了，检查了我的护照后，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能不能等会进去，教我做做气功好吗？”我愕然地看着他，心里想：“他是不是觉得每个中国人都是气功大师？”但也不好说什么，就回忆电影上打太极拳的模样教他做了一下。小兵把枪丢在地上，认真地学习。过了几分钟，我就不耐烦了：“我要进去了，以后再教你吧。”
大使馆里有个很大的招待所。里面还有餐厅和帮忙办理签转火车票和机票的办公室，确实能省心不少。我对办公室的人说：“请帮我签三天后回北京的火车票吧，我想在莫斯科玩几天。”他们接过车票，跟我办好了住宿手续，随手递给我一张纸：“好好读读吧！”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注意事项：不要在房间里谈论机密事情，不要把机密文件放在桌子上……。我奇怪地问：“要这么小心吗？”那人认真地说：“这决不是吓唬你。这栋大楼是苏联人建好了才让我们搬进去的，里面安装了无数个窃听器，窗户对面也不知道有多少监视器。你们在房间里说什么都能听见，放什么都能看见。”我吓了一跳：这不是掉到间谍窝里去了？那人看到我很紧张，安慰我说：“也不用紧张，你只要不在房间里说什么保密的事情就不要紧。”
我进到房间，里面已经住了三个人，就空了一张床。关上门，门背后贴着一张纸，用很大的字写着：“请不要在房间里谈论保密的事情！”回头看看桌子，上面也贴着一个大标签“请不要把保密材料放在桌子上！” 看来形势挺严峻的！
第二天，我来到红场，这是我最先想到要看的地方。不料到了那里，让我吃了一惊：它和天安门广场完全没法比，还不到天安门广场的十分之一！广场的地面居然是石板铺成。我原先还以为应当是用水泥铺得平平整整的哩。广场北面是克里姆林宫，前面有列宁墓和观礼台。西边是像洋葱头似的东正大教堂，南面是莫斯科第一百货商店，东面则是广场的入口。
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墓
我在红场里漫步走着，看到那边有人排着长长的队。过去一看，才知道是参观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的。我顺着队伍往后走，天啊，这队伍足足有一公里长！我一直走过了烈士纪念碑那里的长明灯后才看到了队尾。不过队伍移动得倒挺快。在移动过程中要经过三次安检，由于我的口袋里放着一条面包，每次都被士兵叫我拿出来，打开看了半天才还给我。快到列宁墓前，当一个士兵又叫我拿出来时，我干脆把面包递给他，顺便摆了摆手，表示不要了。那士兵检查了一下，给我咕噜了什么。我呆呆地看着他。他示意着命令我举起手来，然后把面包放在我的胳肢窝的位置，再命令我放下手，把面包夹住。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
快要进列宁墓了。墓门前有两个站得笔直的仪仗兵，连眼睛都没见眨一下，仿佛是蜡做的。据说有一次，一个西方的女人突然上去抱着那士兵照相。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人也不敢动弹，还是旁边其他的士兵上去把那女人拉下来的。
列宁墓里面光线很暗，只有列宁遗体那里才有灯光。我慢慢地走过去，看到列宁的遗体保存的很好，仿佛是一个人正在那里睡觉一样，看来比毛主席的遗体保存的好多了。我正在那里看着，一个小兵走过来，很有礼貌地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快些走。我朝他点点头，赶快离开了。
接着，我又跟着长长的队伍参观克里姆林宫。里面有沙皇时期的大钟，还看了看那里的办公室，其实也很普通。我心里想：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在哪里？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能到中南海去看看那里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吗？
逛完红场，我就到处乱跑起来。我坐了几趟莫斯科的地铁。那里的地铁非常气派，非常宏伟，全世界恐怕只有莫斯科的地铁最大气了。而且布局也比较科学，很多条线路都是从红场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然后以红场为圆心有一路环形的地铁把其它的地铁线路连接起来，这样通过这路环形地铁就能转乘其它任何线路的地铁了。
在一九八八年，莫斯科的交通非常便宜。不管是坐到哪里，也不管是坐公共汽车还是坐地铁，都只要五个戈比。所以那里没有月票，人人手里攥着一小本车票，要乘车就撕一张下来。
一天逛下来，我才发现这里不仅仅是坐车便宜，买东西也很便宜。街上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卖一种叫“格瓦斯”的饮料，你只要丢几个戈比进去，就能接上一大杯。
第二天，我来到莫斯科大学。大学位于列宁山，是俄罗斯最大的大学，也是最大的学术中心。据说里面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大学的主楼是那里的标志性建筑，我看了一下前面的说明，连主塔在内总高二百四十米，有三十六层。确实非常雄伟。
美丽的莫斯科大学
在大学广场的主路两边各有一排雕塑。我沿着那排雕塑慢慢地看过去，那都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雕像。我边看边想：遍布中国的雕像几乎都是各个朝代的皇帝和政治家，很少看到有什么祖冲之、鲁班、李时珍这些学者的像被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开始重视文人和科学家，也许中国就真正发展起来了。
我在莫斯科大学看了很久，一直转到天黑才回去。
第三天，我去莫斯科的超市和自由市场，买了好多俄罗斯的纪念品和工艺品。像俄罗斯套娃、刺猬状的烟灰缸等。中午，我大包小包的拎回房间。大家看到我买了那么多东西，都惊讶地围了上来：“啊呀，你买了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很贵的啊！”我不解地说：“没有啊，很便宜的。你们看，这个俄罗斯套娃才两个卢布一个，这个烟灰缸才三个卢布……”不等我说完，他们就叫起来：“还说不贵？差不多要五十多元人民币呀，太不划算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那时的卢布很值钱。一卢布相当于一点七美元，而当时国内美元的黑市价大约是一比十，即一个卢布相当于十七元人民币。而我在慕尼黑的银行一点七美元能换到十个卢布。即一卢布相当于一点七元人民币。所以在我心里，那个俄罗斯套娃就只要三点四元，而烟灰缸也只要五元左右，能不感觉便宜吗？
他们听到原来是这样，一个个都感到好羡慕啊。我笑着对他们说：“好吧，我请你们吃烤鱼，行吧？”于是，我们一起走到街上吃了一条很大的烤鱼。真好吃，而且只要一个多卢布。我想，在国内怎么也吃不到这么便宜的烤鱼啊。
回北京的火车是晚上十二点出发。晚饭后，大使馆就用大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大巴坐满了人，看来每天要坐这趟火车回国的人不少啊。上车后，和我同一个包厢的是一男一女两个挪威的年轻人和一个日本女孩。很快，安顿好行李，火车就开了。
火车飞快地向北京跑去。估计车上大多数人都是坐火车来的，所以对外面的风景也不再稀奇。大家都留在包厢里，走廊上没什么人。只是一进到九月，西伯利亚的气温很快下降，晚上火车里居然要生炉子取暖。我们这些南方人不习惯，几天下来，好多人都上火了。
第五天深夜，火车就过了苏蒙边境。蒙古的海关官员登上车，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海关申报单。我拿着单子看了看，心想：我是路过蒙古，又不下车，填什么申报单？火车刚一开，我就把申报单揉成一团，从窗户扔了出去。那两个挪威人看到我扔了，也把这单子扔了出去。剩下那个日本女孩看到我们都把申报单扔了，楞了一下，也把它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第六天中午，我们去餐车吃中饭。餐车已经换成了蒙古餐车。我们四个中国人坐在一张条桌两边，等着服务员来送餐。谁知那些服务员把其他老外都服务了，就是不来我们这张桌子。我叫来了服务员，问他为什么不来这里。服务员说：“这张桌子已经被人预订了。我们很客气地说：“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标记啊。那么能否把饭卖给我们？如果来了人，我们可以把饭带回包厢。”服务员装作听不懂我们的话，不理我们。这时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站起来说：“我会俄语，我来教训他们！”于是，她叫来那个服务员，对他说：“你在这张桌子上放了标记吗？根据什么说被预订了？火车上的餐车也可以预订座位？谁预订的？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就欺负我们？”那个服务员看着我们几个，有点心虚了，赶快跑去厨房。一会，给我们送来了四份饭。坐我旁边的小伙子生气地用中国话骂了起来：“他妈的连老毛子都没有这样对我们，你们这些二毛子怎么这么混帐！”旁边站着的另一个服务员显然听懂了这几句骂人的中国话，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但一句话也不敢说。毕竟，这是趟中国列车，而且再过十几个小时，就要到中国了。
半夜，火车在二连浩特前面的边界上停了下来，又有蒙古的海关官员上车来。他们朝我们几个伸出手来，示意我们出示海关申报单。我装作不知道，摊开双手，摇摇头。其三个人也学我的样子摇摇头。蒙古官员感到莫名其妙，看看这四个人又不是一个国家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嘴里咕哝了一个英文单词：“忘记了？！”摇摇头从包厢里退了出去。看到他们出去了，大家忍不住都“噗哧”一下笑了出来。
很快，火车越过国境线，到二连浩特停下来了。这次是中国海关的官员上车检查了，好像查的还比较仔细。他看看我打开的箱子问：“带了烟酒之类的吗？”我很干脆地回答：“我不抽烟喝酒，也不喜欢给别人带烟酒。”那人看了我一眼，说：“那把箱子关上吧。”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可能是铁路线出了什么问题，火车在居庸关停了好久。大家都在走廊里聊天。不远处，一个年纪有点大的妇女在大声抱怨什么，旁边有人在安慰她。过去一打听，原来她也是刚从德国回来，有同事托他捎带一个吸尘器回北京。她好心帮他带回去，谁知那人偷偷在吸尘器里面塞了一台照相机，被海关官员发现了。结果不但被没收，还被训斥了一通。她有苦说不出。就在那里大发牢骚起来。
听到这个事情，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是啊，不能随便做好人呀。这是回中国，如果是到其它国家去，那麻烦就大了。”“哪里，这是照相机啊，如果是毒品，连命都要赔进去！”“以后遇到这种事情要谨慎些，即便是熟人带东西也得打开看看才放心。”……嘿嘿！
九月十一日下午四点，火车开进北京站。这一个月零两天的漫长旅行，除了在慕尼黑停留了九天，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其它时间几乎全都是在火车上。真累啊，以后再也不想坐火车出国啦！
啊，不管怎样，我终于回来了。
在大学广场的主路两边各有一排雕塑。我沿着那排雕塑慢慢地看过去，那都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雕像。我边看边想：遍布中国的雕像几乎都是各个朝代的皇帝和政治家，很少看到有什么祖冲之、鲁班、李时珍这些学者的像被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开始重视文人和科学家，也许中国就真正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