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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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背水一战
一九七七年九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换句话说，是个人都可以报名。但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岁以下。
自九月份发出恢复高考的通知以后，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准备。弟弟小林还专门让我在江苏出差时给他带了一些参考书，以便复习时用。刘松年喜欢画画，也打算报考艺术学院试试，天天拿张纸在那里涂鸦，据说可以练手。由于通知把年龄限制在二十五岁以下，除了六八届的部分初中生还有可能赶上这班车，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被排除在外了。不过我们对此并非那么失望，而是冷眼旁观。因为这些年来，受到的欺骗和捉弄太多。就拿我来说，六六年正准备参加高考，伟大领袖一挥手，高考就成了泡影。七三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那阵，正在荆门农村的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满怀希望地报名参加考试。我们这些六六届高三的学生面对小学水平的试卷简直是目瞪口呆。结果，张铁生一张白卷，吹醒了我们的高考梦，原来考试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我的心被伤透了。从此发誓再不参加高考，只盼望这辈子能当个工人，等脱胎换骨当上红五类后，让我的儿孙再去参加高考吧！因此，大多数老知青对此次高考都比较冷静地对待，只当是没有这回事的。
然而，形势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十月二十一日，报纸上又发出通知：老三届的知青年龄可以放宽到三十岁，并且婚否不限。这次真的把我们都包括进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会不会又是骗局，让我们做门面？再说，自己已经二十九岁了，犯不着去“范进中举”，再让年轻人看笑话。所以仍然没有理睬。
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李新新和吴恒乐突然匆匆来到我家。一见面，李新新劈头就问：“听说你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我笑着反问：“呵呵，要去范进中举吗？”李新新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我看这次是真的。大家都盼望这一天啊！你学习底子又好，稍稍复习一下就起来了。你应当出来报名啊！我们都希望你能争口气，不要躲在家里装熊。”我不由得楞住了。李新新的一席话勾起我多少回忆，我又想起过去一次又一次的“高考梦”......。上！我咬咬牙，就这么决定了！我要考给那些人看看。就是不能录取，也要让他们看看老三届的水平！
于是，在武汉市高考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向厂里递交了高考的申请。此时离考试还有大约四十天。就这样，我被好朋友们推上了考场。
本来我想在技术室里会有条件好好地复习一下。可不知是碰巧还是有意安排，报名后第三天，就赶上了厂里的“大战四季度”，我和刘松年都从技术室调去支援抛光班。我们又回到了二车间，而且是上深夜班，每天从半夜十二点干到第二天八点。工作内容就是八小时不停地用手捏着手表外壳，在用布做的轮子上用力抛光，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后来又交替到浅夜班，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十二点。开始干活的头几天，觉得整个时间都颠倒了。清早回来就要睡觉，醒来就要吃中饭，晚饭后就得准备上班，否则太晚公交车要收班了。然后等到半夜十二点又开始干活……。这怎么复习啊！我有点着急了。
后来我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条件还是不错的。首先，和厂里白天的日常工作完全隔离，少了很多会议和杂事的干扰。其次，每天下午是睡好觉精神十足的时候，头脑最清晰，能安安静静地复习整个下午半天，比上常白班效果还好些。关键看你怎么安排了。
于是，我仔细分配了一天的时间。我先把要复习的内容分成要记忆的和要理解并动手做的两类。凡是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就带到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默默地背诵。反正抛光也不用动脑筋，埋头用力就够了。下班后抓紧时间睡觉，上午不用想做什么事，休息恢复为主。中饭后就是整片的重点复习时间，做那些要动手做的练习题。晚饭后赶到厂里，还能抓紧时间看看书，一直学习到半夜十二点。后来换成上浅夜班时，我和刘松年干脆在车间办公室的桌子上搭了个临时铺盖，下班后就睡在那里。清早起来再头脑清醒地赶回家看一上午的书……。这样下来，一天能复习十六、七个小时，时间还是蛮多的嘛。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其实，说起来我们基础扎实，但已经荒废了十年，要把这些知识都捡起来，谈何容易！特别是现在年纪大了，经常会胡思乱想。刚开始复习时，看到书上什么东西就会联想到一大串故事，始终静不下心来。我使劲告诫自己：“大敌”当前，头脑一定要简单。过了近一周才逐渐适应这种气氛。一个月来，我上班是边抛光边背语文和政治。睡觉起来，抓紧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 直到上班。功课一门门的捡了起来，过去的知识一点点苏醒，在头脑里一步步形成了知识的网络。我的信心也逐步增强。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夜深人静，只有车间里的布抛光轮在呼呼地响。由于轮子是由很多层粗布做成的，随着不停的抛光，布轮被逐渐磨损消耗，逐渐变小，房间四周则到处是纤维和粉尘飞扬。即便戴着口罩都呛得人感到难受，而且很容易着火。屋子里只要有一个火星，马上就会“轰”的一下子燃烧起来。而抛光时由于摩擦力很大，产生的热量也多，即便在寒冷的冬天，有时也难免擦出火花。所以厂里把抛光班和其它班组隔开，里面除了几台抛光机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一旦有火星出来还是挺吓人的。
那天我和刘松年上完上半夜的班，正在办公室睡觉，突然一声“失火啦！”的喊声把我们惊醒。我呼地一声跳起来，跑出办公室，只见抛光车间里到处是火苗。我赶快拿起一个灭火机，和大家一起灭火。好在没有大块可燃物，火呼的一下起来，把纤维和灰尘烧完，一下子也就熄了。我和小刘这才提心吊胆地回到办公室继续睡觉。
刚躺下，刘松年突然问我：“你怎么起来得那么快？”我莫名其妙：“你不是也起来了吗？”小刘摇摇头说：“哪里，你都穿好衣服出门了，我还不知道裤子在哪里，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在农村时怕猫把油灯碰倒，临睡前都收起来了。所以上床时必须把衣服翻正摆好，顺手就能穿进去。鞋子也是顺着放，下床脚往里面一套就进去了。已经成了习惯。”刘松年嘿嘿地笑了：“难怪你那么快的。这要好好学习！养成好习惯。”
在考试前的一个多月里，抛光班里大小失火三次。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用功，埋头用力太大所致？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复习归复习，心里总是有块阴影。因为当时我的父亲尚未平反，仅仅是恢复工作，总觉得“政审”未必能通过。特别有时候我走出家门，隔壁一些“红五类”看到我边走边背书的样子，公开地就在背后冷笑：“他们这种人也想考大学？！”我听到就感到后脊梁凉嗖嗖的，这个包袱太重太重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了退路。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复习，再复习！直到考试。
时间过得飞快。一个月过去，准考证发下来了。湖北省是十二月六号考语文和数学，十二月七号考理化和政治。我们的考试地点在司门口那边一条胡同里的实验中学。
恢复高考后的准考证
考试前一天，我跟同事换了一个上半夜的班，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和刘松年他们一起赶往考场。考场里人山人海，有许多是和我一样胡子拉茬的老三届。在农村像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已经在制造第四个或第五个“接班人”了。而我们没有资本，连对象都不敢找，被戏称是“猪不啃的烂南瓜”。而考场或许是能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这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除了拼搏，别无选择。
由于十年浩劫刚结束，知识荒废多年，高考题目比起现在要简单许多。老高三们不禁又犯了疑：“莫非又是幌子？”但大多数人把这事扔在脑后，干自己的事去了。
谁知等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吴欣娟就打来电话：“小江啊，你快来厂里，这次可是真的招生了呀。好多学校招生的人都来了，你要赶快去体检啊！”到这时候，我的心才真的“砰砰”跳起来。我的大学梦真的要实现了？第二天我赶到工厂，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已经体检过了。年轻人都在七嘴八舌兴奋地谈论。厂里给我开了一张证明。叫我去找武昌区招办。招办的人一看证明，惊讶地抬起头，仔细地看着我：“你就是江育林？！”几个人都围上来，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怎么能不去体检？这么好的成绩，真的太可惜了啊！“我只好跟他们解释：“我到北京出差去了。昨天才回来”。他们翻了翻日历：“考大学的体检都搞完了。后天，你就跟考中专的一起体检吧。”
就这样，考试、体检都搞完了，大家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通知。从春节后开始，每隔几天，就有一张某大学或者某中专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厂里来。一个月下来，厂里一共收到了九张入学通知。其余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厂长和书记似乎也很紧张。
然而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我的通知。即便后来报纸上说要扩招一批走读生，也仍然没有我的消息。厂长也似乎松了一口气。一天晚上，操书记召集大家为考上大学的人开欢送会。他很诚恳地说：“你们录取了的人到学校后要好好学习，没有考取的不要灰心，留在厂里好好工作。”眼睛却不经意地朝我瞟了一眼。我不禁问自己：“如果告诉你，是因为没有考好才没录取？你相信吗？”
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每个考生都可以到招办去查自己的分数。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偷偷地溜出厂，来到汉口的市招办。在等待查询结果的时候，我感觉那十几分钟好像有一年那么长。当时因总体水平较低，四门课只要总分一百多点分就能录取。我忐忑不安地想：我会是多少分呢？查分的人出来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数学100，理化90，政治70，语文54，总分314。在场的人都被惊动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谁有这么高的分数。我问招办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招办人员爱莫能助地说：“那一定是政审没有通过。”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立刻明白，一定是因父亲的问题，“政审”被卡下来了。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第二天，我揣上成绩单来到省招办。也顾不了许多，指着那些人的鼻子大声问道：“你们是招生办的？啊！看看，我考试分数这么高，我年年都是武昌区的先进标兵，我的身体壮得像头牛。请告诉我，在德、智、体三个方面我有什么地方不合格吗？是的，我父亲是有问题，但你们是招我上大学还是招我父亲上大学？”看我火冒三丈的样子，几个招办人员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过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婉转地告诉我：“对不起，是市招办政审不合格，材料没有送到这里。”我还能说什么呢？气也出了，还能怎样？我无可奈何地走出招办大门，仿佛天也变得灰蒙蒙的...。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何况，招生已经结束，所有大学都已经开学好久了。
我突然想起，李新新的爸爸在省招办。傍晚，我来到他家，把查分的结果告诉他。李伯伯看到这个情况，安慰我说：“不要急，我来给你想想办法。”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怎么能不急呢？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他又能想什么办法？
谁知几天后，李新新突然满面春风的跑来：“有希望了！邓小平有电话指示：考试成绩在二百八十分以上的考生，不论什么情况一律要录取。你就等着通知吧。”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真的吗？
三月底，武汉市计划要开辟大片池塘养鱼，要各单位派人去挖养鱼塘，我被派去东西湖挖鱼塘。傍晚，我闷闷不乐地在工地上散步。突然，广播里传来郭沫若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说得真好啊！
啊，都开完科学大会了，我的前途还是八字没有一瞥。我的春天在哪儿？
三天后的中午，厂里送东西的大卡车来了。突然，来人送来了一张纸条。我低头一看，是刘松年写的：“你被录取到武汉大学生物系病毒专业，厂长想找你谈话，劝你留下来。赶快回来拿通知单。”我呆住了，纸片掉在地上。
我跟着大卡车赶回工厂，一路上不停地做出很多设想，看如何能说服厂长“高抬贵手”。到工厂后，已经快三点了。没想到一进厂，迎面就碰见梅厂长。梅厂长看到我走进厂门不禁一楞，犹豫了一下，用嘶哑的嗓子说：“小江，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通知书递给我，随即把头扭过去。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梅厂长眼里的泪花。我不由得被震撼了。是啊，厂领导多么希望能有几个有能力的青年人作为帮手留在身边啊。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已经落后了，更需要大批青年去学习，将来为国家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在感情和理智的较量中，后者还是占了上风。
我默默地看着梅厂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向他敬了一个礼，转过身，大步朝工厂的大门走去。天色已暗，但我感到阳光灿烂。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一座科学的大山。我也知道，要攀上这座山的峰顶，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登上峰顶，就能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一定更加精彩！我仿佛听到呼唤：“江育林，你多年的大学梦，就要实现了！”
就这样，直到四月三号。大学已经开学好久，才接到录取通知，五号才去武汉大学报到，到下周一即四月十号才正式入学。
此时，离武汉大学的期中考试还有九天。
后记：据说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最后，我成了其中的二十七万三千分之一。
本人也曾经过目成诵，高考26年后仅凭记忆复原77级高考语文试题，感觉语文应该得80-85分，其实才得65分。
本来对高考也没有特别起劲，因为当时一个上海工厂的钳工太吃香了，家里人怕大学毕业后会分配到外地。名是报了，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复习，直到高考前两星期，厂里的技校老师把所有报名的人集中在一起突击一下，讲一下什么是一元两次方，什么是两元一次方，什么是牛顿三定律，什么是化学元素和最基本的公式等。临阵磨枪，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听说，但好像一说就明白，不觉得有什么难的。两星期把整个高中的内容都学了一遍。
也没有请过一天假复习，因为根本不知该如何复习，复习什么。无知者无畏。考试那天，轻松上阵，能做的就做，不会做的就乱做。考好之后就不再去想了。
结果厂里十几名考生，录取了3人，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也是我家里的第一位大学生。不记得当时的考分，因为我根本没在意。
人生从此改变。
我还真担心作者会自我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