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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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门电管所的日子
荆门电管所紧靠在荆门县城南，荆门长途汽车站的对面。在一个小院子里，面积并不大，院子里堆放着各种架线的器材。东西两面各有一个大门，南北两边各有一排平房。办公室、车间、宿舍、食堂等都在这两排房子里。
到了那里，接待我的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他见到我就说：“啊，我知道，你就是革集公社的知青，来培训的吧？到这边来。”他带我来到工具房，给我发了老虎钳、扳手、起子、还有个手拿的钻子。然后给我一根很粗的皮带，上面连着一个皮工具包。当腰里扎上皮带时，工具包就在屁股后面挂着，这样能腾出手来爬电线杆。虽然把工具都放进去后，屁股后面沉甸甸的，但挺神气。像个“工人阶级”的样子。然后，他带我到最西边的一间屋子里，那里有两张空着的木板床。他叫我把带来的行李放在那里：“你就睡在这里吧。”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电管所培训的生活。
中午，外线班的人一个个骑着自行车回来了。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青年人，由于天天在外面架线，身体都挺好。个个都用很大嗓门讲话，非常活泼。在食堂里，他们一听说来了个培训的农村人是武汉知青，立刻很好奇地围了过来，像看怪物一样。还七嘴八舌地说：“你叫什么？”“是哪一届的学生？”“那个学校的？”“啊，高三的，还是个秀才啊！”“有没得力气啊？”“会不会爬电线杆？”大家肆无忌惮地在我面前评头论足。不过看得出来，大家没有丝毫的恶意。我的心也慢慢放松下来。
这时一个个头很大的人走过来：“我是外线班的班长，姓王，以后就天天跟我们一起上班吧。对了，你有自行车吗？”不等我开口，旁边有个小伙子就叫了起来：“废话！他天天在农村挖泥巴，怎么会有自行车呢？肯定没有啊。”王班长说：“这样吧，下午我先带着你，再想办法给你搞辆车。这天天往外跑，带的工具和器材又多，没有自行车怎么搞？！”我点点头说：“谢谢王班长！”他把手一摆：“不要那么客气。我们都是大老粗，混熟了就好了。”过了两天，真的不知道从哪个人那里挤出来一辆自行车给我，我就完全和他们一样了。
一会，又有一个年纪较大，很斯文的人端着碗走了过来：“你就是那个姓江的知青吧？我叫卢声镐，也是从武汉下来的。你知道武昌的电校吗？”我大吃一惊：“你是电校的老师？我家就在电校背后。我跟李新新和娄建华他们都很熟的。”他笑了笑：“他们家里都是领导，我们是一般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原先就是电校的老师，她爱人叫丰得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因为成分问题吧，分到荆门百货公司工作。他们两地分居，没有办法调到一起，所以他就自己申请来到荆门电管所。这样，我们之间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平时我就叫他们“卢老师”和“丰阿姨”，周末也常去他们家玩。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从武工大下来的老师，据说是“右派”。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和卢老师平时就在内线班上班，一般不出外线。
在文革时期，象这样因各种政治情况被“下放”的人数不胜数，大家通常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没有谁去打破沙锅问到底。比如像我，在荆门就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没有被招工上去。
我开始在这里上班了。电管所，全称是“电力管理所”。有的地方也叫供电所、供电局。这里有一个外线班和一个内线班。其实绝大部分任务都是外线任务，就是树电线杆、架线、安装室内线路等。只有很少几个人搞内线，就是造变压器、安装配电柜之类的工作，基本上只是安排少数几个女同志和老同志来做。另外每天还要派一个人在配电房值班，监督县境内的线路安全和控制限电拉闸等，电管所还管理着县境内的几个水电站。我在这里主要是学习外线和电站运行，不过偶尔也在配电房里值一天班。
刚开始上班，简直感到是进入了共产主义。睡在四面是雪白砖墙的瓦屋里，吃饭在食堂，拿饭票就行。干起活来，和农村的农活强度根本不能比，真舒服啊！可他们还都在叫累，领导也觉得外线班天天在外面跑，确实是累，所以对他们也特别好。门口有个“三八豆腐店”，一些妇女在那里打豆腐。每天晚上，我们拿着自己的碗去打豆腐脑，店里的人看到我们来了非常客气，不论多大的碗都是两分钱一碗。因为万一把电管所的人得罪了，把他们的电闸一拉，豆浆就要坏了。那个年代，到处供电不足，想拉谁的闸都是可以的。所以任何单位都很怕这个管着“电老虎”的电管所。有时听说来了新电影，大家就一起把皮带一系，屁股上挎着工具袋，跟收电影票的人打个招呼：“里面的电气坏了，叫我们进去修。”然后大摇大摆地冲进电影院里坐下来看电影，谁也不会管我们。
最叫人不习惯的是每个星期天都休息。刚刚工作了几天，就到周日了。于是坐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好。哪里像在生产队，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喘一口气，要是农忙就更没有指望了。在这里洗衣服只要半个钟头就足够了。逛街吧，县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几个破房子，一个大商店，一个天天放老三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的电影院。所以我除了到小妹那里去看她外，大多数周日时间都是坐在桌子旁看书。
这段时间大概是我在荆门六年里最舒服的日子了。
在电管所上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爬电线杆。本来，在学校广播站我也爬过电线杆。但那是木头的，而且只有五、六米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架个梯子上去，要是能在脚上套个钢爪子自己爬上去，已算是很神气的了。但是在这里，最矮的电线杆也有九米，然后是十二米、十五米和十八米，再高就是铁塔了。最要命的是这些电线杆都是水泥做的，很光滑，用脚上套钢爪的方法是爬不上去的。必须借助一个叫做“踩板”的工具。这踩板是一块非常结实的，约一米长十五厘米宽的木板，用一根很长的粗麻绳牢牢地系在木板的两边，绳子中间还套有一个铁钩。当你把钩子绕过电线杆再回过头来钩在绳子上时，整个麻绳就在电线杆上绕了一圈。利用这个摩擦力，就能把挂在下面的木板拉住不往下滑，人就可以站在这块“挂”在电线杆上的板子上。然后再拿第二块这样的踩板，往更高的地方挂上去，人就可以爬到第二个踩板上。然后弯下腰，把下面一个踩板的钩子松开收上来，再往上面挂……。这样交替进行，人就可以一“步”一“步”地登高到电线杆的顶部。下来时，也是这样交替地挂着两块踩板慢慢下来。
刚开始看到他们在一根那么高的杆子上面迅速地爬上爬下，我的头都大了。要说力气，这绝对不是问题。一只手抓住绳子，一只手去干活都不在话下。问题是这些动作都是要在悬空的状态下进行高空作业，这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要克服恐高的心理障碍。于是头两天清早，我就拼命练习，希望能尽快和大家一起工作。早上卢老师看见我在练习，也过来教我，如何用巧劲来迅速爬杆。看到连他都能如此轻松地爬上爬下，我的胆子也大了许多。慢慢地，我逐渐学会了爬电线杆，而且越爬越高。第一次爬到十二米高的电线杆顶上，是在十里牌的一个工地。我感到视野好开阔，心里感到真舒坦。还没笑出声来，突然发现地平线在左右晃动，立刻惊慌起来，死死地抱住电线杆一动也不敢动。好容易爬下来，吓得汗把衣服都打湿了。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并没有取笑我，而是很耐心地告诉我：“这很正常的。电线杆这么高，肯定会有一点点晃动，所以看到地面一定会有点左右晃动的。如果电线杆一动也不动，则说明它可能马上要断，这时候就就得赶快下来。”啊，原来是这样！
另一个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是：在高空要双手作业。以前我在电线杆上面都是一只手牢牢地抱住电线杆，用另一只手操作，所以有时候不得不用牙齿来咬电线。在这里，有许多很重的体力活要在高空进行。如把电线吊上去，并架在绝缘的瓷瓶上；或者在高空把两根很粗的电线接起来；或者在上面用工具调节电线的松紧度；或者在上面安装横担和路灯等很重的设施等，都必须双手用工具来操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皮带把自己栓在电线杆上，腾出双手来工作。其实这就是在考验你对皮带的信任度。如果皮带断了，或者没有拴牢，肯定会出事故。然而即便是安全的，是否敢把手松开，则是对心理的一个考验。在团林冷冻厂工地架线时，我爬到电线杆上，把皮带栓在电线杆上后，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确信没有问题。我慢慢地松开了抱住电线杆的那只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高兴地把双手高高举起来，给大家看。他们都很高兴，夸奖我说：“小江可以和我们一样工作了。”
渐渐地，我适应了高空作业。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下来，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从挖坑竖电线杆子，校正电线杆的垂直度和调节拉线的松紧度，在电线杆上安装横担和其它设施，架线，接线，到安装高压开关、变压器和配电盘等等，基本上把外线的工作全部学了一遍。一九七三年正是荆门县大发展的一年，焦枝铁路、炼油厂、水泥厂，几个大工程都在荆门展开。荆门县马上要升级为荆门市，到处都是工地，而路和电必须先行。所以架线的任务特别重，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我的物理基础比较好，有关力学和电学方面的问题一讲就能明白，他们也很愿意教我。
学会了爬电线杆，我不但不怕了，还特别喜欢爬到上面坐着。一方面视野好，很舒服，而且这时候多是下面的人为上面服务，自己坐在上面等着，不必跑来跑去。一天，我们去团林冷冻厂工地架线。一到仓库，就看到里面有一大麻袋花生。大家谁也不吭声，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口袋里装满花生，爬到电线杆顶上，坐在那里吃起花生来了。等班长过来安排工作，没见到一个人。正感到奇怪，花生壳落到他的脑袋上。抬头一看。每个电线杆上像猴子一样坐着一个人，地下一片花生壳。于是大骂：“你们这些贪吃鬼！都坐在上面，谁在下面干活啊？都给我滚下来！”于是大家才嘻皮笑脸地爬下来开始干活。
平心而论，外线班的工作和其他工种相比是比较辛苦的。经常要在野外作业，跑来跑去，劳动强度也比较大，而且高空作业和与电打交道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我在那里的几个月期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故，但后来发生了好几次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
一次是大家正在检修一条线路。快要结束了，王班长正在最后一根电线杆上作业。不知是哪个工厂突然打电话到值班室，问怎么没有电了。可能值班的人正在看小说，忘记了检修这码事，二话没说就把电闸推上去了。刚推上去，又想起来检修这事，就立即把闸刀又拉了下来。就这样，正在电线杆上的王班长被一万伏的高压电狠狠地打了一下。幸好那天他穿的是新电工鞋，承受了大部分电压，只把他的手和脚烧伤了，在半昏迷中他不得不抱着电线杆滑下来。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送到医院后切掉了半个手掌和两个脚趾头，成了半残废。最后不得不提前退休。
还有一次是在竖一根十五米高的水泥杆的时候。电线杆刚一竖起来，小汪就爬上去开始安横担，其他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安装固定电线杆的几根拉线。由于大家只顾埋头收紧拉线，没有相互照应，一根拉线已经拉得很紧了，对面的拉线还没有开始收紧，导致两边受力严重不平衡，这样把电线杆拉断了。所幸的是，那天小汪没有按照操作规程系安全带，结果就从上面被甩到旁边的河里，否则被水泥杆压在下面就成了肉饼。小汪的腰受了重伤，只好从外线班退出来，当了工会主席。
在那个年代，做事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也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人人都在抓阶级斗争，谁讲技术就有可能会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因此事故是经常发生的，甚至认为事故是工作中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从九月十三号到十二月二十四号，我在电管所过了三个多月。也和外线班的工人师傅们慢慢混熟了，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们个个都很朴实、也很直爽。虽然有时也会打骂，但大多没有恶意。在每天跑来跑去的工作中，很能相互照顾和体谅，从来不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有任何歧视。相反，他们看到我是武汉知青反而对我特别好，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感到很温暖。
外线班里年龄最小的工人叫赖平。估计当时还没有十八岁，满脸的稚气。有时也有点小脾气，但干活决不落后。由于他年纪小，所以其他人常常开他的玩笑。赖平年纪小，但个头并不算小。由于腿很粗，大家有时叫他“象腿”，或者眨眨眼睛叫他“大象”。这时赖平就会气得满脸通红，好久不理人。于是大家就哈哈大笑起来。但赖平和我很好，总喜欢和我在一起干活。我有什么困难也总是主动来帮忙。所以在这些人中，我和赖平的关系非常好，这种关系一直到几十年后都是这样。
来到电管所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外线班原来还有一个副班长叫李德贵。在今年招生时被推荐到武汉上大学了。赖平告诉我，他死活不愿去，领导开导了好久才很不情愿地去了。我听后真的好羡慕，也不由得叹息：不想去的非要他去，而想去的又不让去，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谁知道有天晚上，李德贵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令每个人大吃一惊。原来他实在无法忍受天天坐在那里上课的煎熬，偷偷跑了回来，连行李都丢在那里没有拿。我跟着大家到他住的房间里去看热闹。只见一个脸稍有点黑的小伙子坐在那里，他就是李德贵了。领导们正在那里批评他：“你怎么可以这样逃学呢？说不去就不去了？”只见李德贵坐在那里憨厚地笑着，怎么说也不愿再回武汉了。领导们叹了一口气，只好随他去了，还得派人去把他的行李拿回来。在后来一起上班时，我发现他对人很和气，从来不骂人。不像王班长是从部队下来的，有时急了会骂两句。在这里，班长从来不摆架子，不偷懒。相反，在很多场合下都是干最累和最危险的活。我感觉这可能就是他们心很齐的原因吧。
在电管所期间，我去小妹那里要方便很多。掇刀离县城二十多里，而且有公路直通，而我又有辆自行车。在当年“俺们的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那感觉不亚于今天有一辆小汽车时的心情。甚至在下班后吃完晚饭，我都能骑自行车去她那里聊聊天。甚至可以聊到很晚，再骑自行车回来，也不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
因此一到星期天，我就跑到小妹那里。有时候在那里玩，帮忙做点事。有时就用自行车把她带到荆门县城来玩，或者带到电管所里休息休息，到食堂里打几个好点的菜给她吃。玩够了，再用自行车把她送回去。要是县城里放映什么新电影，我一定会去把她接过来看，哪怕看到半夜都能把她送回去。那段时间小妹也是开心极了。
荣兴的同学来荆门时，也常常路过电管所来看我。有时来这里休息一下，吃餐饭。如果晚上需要在县城过夜，也可以在我这里挤一挤，起码不用花钱去住旅社，方便多了。十二月二日，王孟颖回武汉，因为回去的火车很晚才到荆门，也是从这里休息后去火车站的。
在这几个月里，我跟着他们爬遍了荆门四周线路的电线杆：从水泥厂、冷冻厂、食品厂、二零六厂、虎牙关、到十里牌林场、展览馆、木材公司、车队、机械厂……，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通过架设那一条条线路，我看到了荆门在发展，国家在发展。但看看自己，有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知青们在农村无聊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而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似乎没有人为之惋惜。其实大多数人对他们都是同情的。
有一天我们在团林架线。天黑了，大家吃完晚饭，准备乘大卡车回去。我正准备爬上去，突然有个人拉着我，低声哀求到：“师傅，我母亲病危了，要我马上回武汉。我现在赶不上火车了，求你把我带一段路好吗？” 我看着他：这是个知青。就说：“上去吧。” 那个知青喜出望外，还拿出一张小纸片递过来：“你看，这是我家里发的电报……” 我一把推开：“不要来这些玩意，我也是知青！”。那个知青不知所措，呆呆地，也有些迷茫地看着我。等我们上了车，电管所的师傅们问：“你认得他吗？”我摇摇头。“那你怎么把他带上来？” 我望着他们说：“他是知青。”大家都沉默了。车就这样一直开到了县城，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想：此时每个人可能都在想自己家里或者亲戚朋友中的某个知青吧。
下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闲着。通常是到县城里面的单位，如县委、水利局、物资局、武装部等，给他们安装室内线路。室内线路不仅要安装正确、安全，还要美观。也有的时候在所里做横担、变压器和配电盘。每一天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记笔记，到处问。
在培训的三个月里，我回革集了好几次。除了拿米拿钱以外，更多的是看看水电站的情况，好带着问题学习。经过比较，我发现外线部分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恐怕在发电运行方面还有些没有搞清楚，于是我就把发电机的图纸拿到电管所来仔细研究。师傅们看到我那样爱学习，都很喜欢我，毫无保留地教给我很多知识。几个月下来，我感到有把握多了。
那天上午，我在房间里正和卢老师研究公社发电机的接线图。卢老师把手指到图纸上的一条线，刚准备说什么，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低沉而又持续的隆隆声。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不由得呆了一下。突然，我们不由而同地叫了起来：“地震！” 卢老师和我立刻跳起来，朝外面冲去。我一出门，看到空地上堆了一垛稻草，立刻跳了上去。一坐上软软的草堆，我的心情立刻就平静下来，接着就像看西洋景似的看着四周：屋顶的瓦片仿佛是鸡毛做的，在那里轻松地飘荡。人们到处逃窜，一片鸡飞狗跳的样子。地震持续了大约三十秒。其实也没有什么建筑物倒掉，但整个县城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一片。几天后我回生产队，只听说倒了一个小仓屋，其它房子都还安然无恙。据说这次地震只有三级。天哪，三级地震就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报上说是七点八级地震。我能想象，那里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
有一天，我们在架设通往荆门变电站的干线。我看到即将挂上去的电缆，用心算了一下，觉得似乎没有必要用那么粗的线，就奇怪地问卢老师：“为什么要用这么粗的线啊？”卢老师笑了起来：“刚来时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要考虑的因素不只是这一个啊！你想啊，根据电流大小计算出来的电线粗细仅仅是决定了电线的最低要求。就是说，如果比这细的话会不安全，并不是说不能比它粗啊。如果用更粗一些的线，第一，多留一些余量，会更安全；第二，几年后发展了，用电量增加，如果要超过负荷怎么办呢？难道再全部更换吗？那不是更浪费啊？第三，这么大的铁塔，如果挂得太细，也很难看。挂那么高，经常被风吹得摆来摆去，粗些的电缆机械强度也高些，能更经用。你说对吗？”我恍然大悟：考虑问题不能只顾一个方面，要全面考虑才比较合适。对人，对事不都是这样吗？
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刚下班回到所里。突然听到班长在外面喊到：“外线班的紧急集合！”大家以为是哪里线路出了故障需要抢修，纷纷跑了出来。班长告诉大家：由于冬旱，水库开始放水。在那个年代，缺电是个常态。人们经常面临是拉闸限电的日子。因此，团林那边三干渠上的水电站要利用这个机会启动，并网发电，以减轻电网缺电压力。电管所叫我们外线班立即赶往团林，尽快将电站启动运行。估计放水要持续几天，我们也就得一直呆在那里。所以需要带足必要的生活用品。
原来是这样。我高兴极了！正好能学习一下电站运行和管理，多好啊！这些年轻人都是单身，在哪里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大家带上随身物品，嘻嘻哈哈地就出发了。
我们赶到电站，天已经黑了下来。大家顾不得安排住宿，把行李往临时做的稻草地铺上一丢，就开始工作。随着水闸慢慢打开，水轮机开始转动，发电机也开始发电了。但电怎么也送不出去。大家到外面一看，原来先前做的地线由于年代太久已经烂掉了，接地电阻很大，被送来的大电流烧得像个几百瓦的大灯泡一样雪亮雪亮的。大家赶快把那里挖开，深深地打了一个大铁棒，还往里面灌了很多水。问题就解决了。
电站开始运行，大家松了一口气，才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这里没有宿舍，就在厂房的空地上用厚厚的稻草铺了一个通铺。大家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睡觉，轮流值班。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值班的人就是在维护运行，而不值班的人就在那里玩，或者去团林集镇逛逛街。班长安排我值下半夜班，因为此时大家都在睡觉，有异常情况可以随时叫他们来处理。如果是白天，万一大家都出去玩去了，会比较麻烦。这个安排正合我意。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水电站是怎么运行的，有空还可以看看书。
半夜，班长悄悄地叫醒了我：“小江，该你上班了。”我揉揉眼睛爬起来，跟着班长来到控制台。班长交待了一下，还特别告诉我，有什么情况不要慌，赶快来叫他们就行，然后就离开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控制室，逐渐搞清楚：其实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电站的控制主要就是调节两个旋钮。一个是水轮机的进水阀门旋钮。它控制水量，决定水轮机也包括发动机的转速。即控制送出去的电的频率，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每秒五十周的供电频率。另一个是一个电阻调节旋钮。它控制发电机转子的电磁强度，最后影响电压，即我们平时说的二百二十伏的电压。这时我才明白，对电的质量而言，最最重要的参数并不是电压，而是频率。电压偏低，用变压器可以轻而易举地调高。而频率偏低，会严重影响用电器的工作效率，甚至会造成电器的损坏。当用电量增加时，发电机会感到阻力大，自然就会减慢转速，带来的变化就是供电频率变慢。这时就需要开大进水阀门，同时相应调节电阻，使电的频率和电压达到要求的指标。在大型发电厂里，这一切都是自动控制的。而这里是小电站，就只有靠手动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些变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生动的科技演示，一下子让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学着，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那几天，我们除了值班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团林距离掇刀很近，所以白天我睡了一小会，就骑车到小妹那里，把她接到团林电站来玩。小妹从来没有看过电站是怎么工作的，刚开始还很害怕，站在那里东瞧瞧西看看，觉得什么都很新奇。我说：“想看看怎么发电的吗？干脆今天不要回去了，晚上就陪我值班吧？”小妹高兴得跳起来。我想也只能这样了，这里没有让她睡觉的地方，干脆就和我一起熬夜吧。晚上，我坐在控制台，小妹就坐在旁边，看我怎么“开”机器。我告诉她电站是怎么运行的。我告诉她：现在我们发的电可以供好几个厂用哩。不知不觉，一晚上就过去了，我们好像都不困。直到吃完早饭把她送回生产队后返回，我才觉得眼睛睁不开了。
几个月培训下来，我感觉：应付一个公社里的小水电站应当是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