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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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站的情结
虽然我离开了广播站，但我的心一直在那里。怎么可能忘怀呢？广播站是我走向社会的起点。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远远超过了在班上学到的东西。很久以后我回过头来看，我在广播站里干了很多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应当是广播站里最笨的一个！广播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班上、团支部或者学生会的干部，在处理社会活动、协调人的关系方面绝对是我的老师。他们以宽容的态度容忍了我做的一切，对我非常好。虽然我当了一段时间的站长，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社会知识。
四年来，广播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真、敬业地工作。文革开始，把大家冲散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个又重新聚集起来，投入战斗，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不管多么困难和危险，没有一个人退缩，而是互相鼓励和支持。在那段日子里，彼此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以致几十年后重逢时，都感到分外亲切。虽然大都不是一个班的，甚至不是一个年级的，但亲密程度远远超过了同班同学。
后来有人在开玩笑时问我：“你们广播站里的人关系那么好，怎么没有一个谈恋爱？”的确，广播站里有好几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除了王晓林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外，韦琪、娄建华、姜都几个确实都漂亮又可爱。我想也许：第一，广播站里的人都是干部，素质比较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比较“正统”。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干革命”，很少想到这方面的事情。其次，大家年纪都还小。我下乡前才刚二十出头，而几个女孩子才十五、六岁，韦琪最大，也不过才十九，就是乡下人谈婚论嫁也还早了些。也许，如果这样的形势再保持几年，说不定会打某个人的主意。而最重要的是，文革的残酷性能把人与人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四十多年后，我和姜都到王晓林家做客。大家谈起往事，王晓林突然问：“江育林，你怎么没有和娄建华谈恋爱啊，我看你们关系挺好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娄建华印象确实最好，特别喜欢和她在一起。我感到她大方活泼，很有才气，不仅学习好，脾气也好。说话做事也很稳重，明显要比同龄人要成熟。跟她在一起总感到非常高兴，也很想和她呆在一起。或许，这就是二十岁的青年人那种“朦胧”的感觉吧。
然而后来，爸爸妈妈都成了“反革命”。现实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多着了，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开始时爸爸挨斗，挂黑牌，劳改，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好，说他是“走资派”也好，不过是一群人在冲击另一群人。即便有人因此而丢掉了性命，这会让人痛苦，让人胆寒。但那种害怕，就像日本鬼子的飞机从天上扔炸弹掉到自己头上的那种害怕。一种受摧残的害怕，一种觉得自己命运不好的害怕。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则是把你放在和人民对立的位置上。从此以后，我将以“人民的敌人”的子女自居，这个感觉和前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如此残酷，让人感到一个反革命的孩子没有资格和女孩子有什么缘分，所以就极力压制这种感觉。这也是我在父亲成了“反革命”后就一直不愿去广播站的根本原因。虽然没有去会很难受，但去了只会使自己更加难受。我只希望能让自己慢慢地把这份感觉淡化下来，但是很难很难。那时我经常远远地看着广播站，想象着她们在那里做什么，在谈论什么。直到我准备下乡了，才又回到广播站，和朋友们告别。
我笑笑对王晓林说：“我的确很喜欢她。但是，我父母当时都是反革命，而她爸爸虽然在电校也上过大字报，那不过都是学生没事乱骂而已，毕竟还是革命干部。在那个年代，这个鸿沟能跨得过去吗？”王晓林又笑着说：“那你和姜都谈恋爱也行啊。”姜都和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回家后，我打开照片本，看到姜都以前的照片，的确很可爱。我怎么没有想到和她谈恋爱？在农村里，特别是大招工后，留下的知青大都是有各种问题的，这点连农村人都明白。大家都走了，姜都独自一人留在那里，生存都受到威胁。我抽时间去看他，实在是担心她的安全，哪里有功夫想那些事！试想一头正被老虎追赶的公羊决不会对旁边的母羊有任何想法的。母羊也是这样。这是当时的残酷现实逼迫所造成的。我们这一代黑五类结婚都很迟，也是于此啊！
从东西湖农场劳动回来后，一天吃中饭时，我远远地看着广播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突然我感到楼上大喇叭发出的声音有些异样。广播站楼顶上有四个大大的喇叭，每天发出很大的声音。我天天听着，仿佛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稍微一点变化就能察觉。我围着大楼转了两圈，断定一定有什么问题。赶快端着饭碗跑到广播站：“你们不要停止广播，我上屋顶检查一下喇叭！”说完就爬上屋顶。果然，有一个喇叭的变压器被人偷走了，只有三个喇叭在响。我爬下来，告诉他们赶快补上新变压器。韦琪很惊讶地说：“江育林怎么能听出四个喇叭只有三个在响呀？”陈宣美不紧不慢地回答：“这种事只有江育林能够做到！”
要下乡了。李植年打算第二批走，只有我和娄建华是第一批下乡的，其余的人暂时留在广播站里。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陈宣美送我一个灰色的笔记本，上面写道：“愿你成长为一只雄壮的公鸭！”作为赠言。我没有什么送的，就把文革时期一首造反派的长诗中的两句摘录下来，写在广播站的黑板上，作为临别的话：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战士，
我们的岗位永远是战场。”
再见了，广播站的战友们，我想念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