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二附中高三 （二）的班集体 ( 13 )

高中的班集体

 

华师二附中高中分班的过程极其简单：按照入学时的考分排序，然后一班一个地分配，这样一分为二地分成了两个班。我被分在二班。我们班上有三十八个人，其中十三个女孩。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住在附近单位的子弟，只有几个是从武汉郊区的石咀中学考来的，据说在那里班上还号称是“化学大王”，“物理大王”，但到了这里化学和物理却考得一塌糊涂。看来学校之间的差距的确很大。后来在同学会上统计：到上世纪末，已经有四位离开了人世。

我们这个班是比较特殊的班级，集体主义的精神比较强。文革期间，很多班都散得七零八落，而我们班基本上还是比较完整，而且经常聚会。直到一个个成家后才稍微冷了下来。而孩子长大以后，大家的联系又密切起来。不像有些班，不知道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是缺乏热情和动力，很少在一起聚会。

张崇武，是和我最熟的同学和朋友。从初中起就在一起，经过文革，下乡也在一个组里，上大学后也都在武汉大学。他和我的关系非常密切，连我们的爸爸妈妈对我们两人都很熟，只是双方的家长没有见过面而已。

张崇武是个老干部，从小学开始就在当班长，入团后就当了团支书，到高中当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当了校分团委副书记。而正书记是专职脱产干部金昌林老师，可以说是做到顶了。因此从社会经验上讲，或者说在做领导的经验上讲，和我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其实做人和做事真的是有差别的：做人考虑的是利害关系，而做事则考虑的是是非关系。这也是后来人们在笑话里讲的：两个人吵架，谁对？如果是两个领导，官大的对；如果是两个商人，钱多的对；如果是两个学者，则由实验结果来定。我的学者思维在我后来的生涯中让我吃够了苦头。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思维方式。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张崇武缺乏平民那种自由扩张的思维方式。严格遵循领导的指示，绝不越雷池半步，连表情都不能自己。他曾经很正经地教我：一个好的领导要能控制自己的表情，无论是高兴还是愤怒，在面部表情上都不应当有任何流露。我听了后觉得活得太累了。不像我，没有虎气，但却充满了猴气。想骂人就骂，骂完了心情舒畅，骂错了当面赔礼道歉，从没感到“丢了面子”。特别是我最不喜欢按照规矩出牌，比较喜欢自己独自做一套。这种风格在一生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中使我受益匪浅，但也让我在社会这个熔炉里吃尽了苦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张崇武的仕途也许会非常顺利。从他一贯的表现和工作能力来看，的确是个当干部的好材料。不幸的是这次运动历时十年，一切都颠倒过来。我们这些人必须学会从平民做起，从创业开始。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在泥泞的路上前行。这是我所具有的：我从小学到高三，除了在高三当了广播站的站长外，连值日生都没有轮上过，被有些同学嘲笑是“一好生”。而张崇武不是。从大学开始，就看出毛病来了。他学习完全按部就班，学校怎么安排就怎么学，而我几乎多学了一倍的课程。恰恰就是这些多学的课程对我以后的科研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后来武汉大学在进行回顾性调查后采纳了我的一些建议，为病毒系的学生增开了一些课程。后来在工作中他的表现不错，但好像总是平平常常，没有大的成绩，直到退休。我相信，在环境条件适合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干得很好。但是当环境条件不够好时，如何创造出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那就是个问题了。

他在我的进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他把我带到广播站，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把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人调教成在一段时间内对政治几近狂热的青年。我有时自己在想：如果没有张崇武，没准我会变成像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

李植年，好像在班上没有当什么干部，但绝对在班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和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他不显山不露水，但越是到后来，我才越是感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李植年的脾气很好，我很少见到他发脾气。他很早就有深厚的无线电功底。所以当我参加学校的无线电课外活动小组时，他是以教员和师傅的身份在那里的。记得当时做一个单电子管收音机，其实就是用一个电子管，把几个电阻电容焊接上去就行了。不过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这并不容易。第一次装配好了，开机试验，什么也接收不到。仔细检查，才发现电子管的七个脚的顺序本来应当是顺时针数的，结果被我数反了。当然焊接位置几乎都错了。老师在那里发脾气，李植年连忙说：“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强调这个问题。”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他的电学知识很扎实，但从没有吹嘘过，或者瞧不起别人，而是很耐心地告诉别人想知道的事情。记得在农村里，我自学自动控制，对书上关于“与门”、“或门”、“非门”等逻辑电路方面的理论不太懂，觉得书上用电灯开关做比喻是不是太荒唐。李植年听后没有指责说我错了，书上是对的，而是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说不定人家说的是对的呢？”在后来我自己做电视机时，他也是很耐心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从不强迫别人接受，而是让别人自己思考。

记得有一年我们在荆门县城送同学招工回城。他和杨瑞丰是一个队的，所以吃完饭后应当是一起回去。等他出去上厕所回来，我们恶作剧地把杨瑞丰藏起来，骗他说已经先回去了。他先很恼火地说：“丰子这家伙怎么招呼也不打就先跑了！”过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过丰子还是不错的。”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要是我，早就大骂起来，其实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发泄一下而已。骂完了还是好朋友。不过很容易造成误会。李植年就很懂做人的艺术。因此后来当了电子设备厂的厂长也是意料中的事。

贝恩渤，家住武汉体育学院。乐于助人，是个非常正统的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有道理，因此在很多事情面前头脑比较清醒。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体院的教授。他的妈妈和我的爸爸还于一九六四年一起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当时在白石桥）学习了一年，所以有时也戏称：和我爸爸是“同学”。他妈妈很活泼开朗，而他爸爸则比较沉稳。贝恩渤应当是继承了他爸爸的性格。

文革开始。老师被学生殴打非常普遍，也是很“正常”的情况。我们都处于极度亢奋之中。而他却很明确反对：“现在还要不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说不虐待俘虏吗？”这种话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在当时连国家主席都可以揪出来胡乱批斗的日子里，能说这样的话，叫人听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此，他是一个很正统的人，不像我，什么都要看一看。连法国巴黎的红灯区都要抓紧时间带着老婆孩子去开眼界。不过就我看来，总感到贝恩渤认准一个道理后转弯比较困难。

雷全贤，从初中起我们就是同学，好像当了很久的学习委员。她学习非常认真而且扎实。不光学习好，还会跳舞。总之，是个非常规矩的学生。她很注意关心同学，特别是对班上的女生。记得有次劳动，好像是挖泥巴挑土。班上有个女孩的鞋子破了，干脆就打赤脚。雷全贤一定要把自己的鞋子给她穿，最后宁可把自己的鞋子也脱下了和她一起打赤脚劳动。那天我看着她们，心里想：如果是我，恐怕不会这么干的。

那时候的女孩子是非常保守的。初中毕业后，我们洗照片课外活动小组挨家挨户地给大家送全班合影照片。走到雷全贤家门口，她看到我们来了，低着头出来，拿了照片就走，连一句话也没有。我们几个忍不住偷偷笑起来。到了高中，班上经常叫几个学习较好的人办墙报。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边办墙报一边聊天，我说到防疫站办夜校，解剖死人，非常可怕。她问我那个尸体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想也没想就回答：好像是个老太婆吧。她马上瞪着眼睛，很认真地问我：那你不是什么都看见了？！我尴尬极了。天呐，且不说一股刺鼻的药水味老远就让人眼泪直流，一想到那里有个死人躺在那里，背上就感到凉飕飕的，哪里还敢凑拢去看。

总之，她在我心里就像一列准点运行的火车，就是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形象，从来没见过她做过什么让我感到印象不好的事情。

张桂芬，是继张崇武后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其实我平时跟她打交道很少。我不是团员，她学习不是很好，我们之间没有很多的交流。我的感觉是她没有什么主见。后来不记得是谁告诉我，她居然说：“看见江育林就紧张得讲不出话来了。”我听到后非常惊讶。晚上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觉得自己似乎没有那么可怕。

周建明，也是个老班干部了。说话稍微有点口吃，是班上的大文豪，文笔很好，写文章又快又好。到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我后来和他一起到新疆去了一趟。我才发现：他虽然是个老班干部，但却非常忠厚老实。

还有很多同学就不一一描述了。总之每个人个性都很明显。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初中的同学，因此关系都比较深。虽然其中也有几个我不喜欢的人，或者不愿意多打交道的人，但大多数在我的心里都还是很好的。

班上的十几个女孩子，都对我不错。不过她们都把我当作小弟弟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记得有次上晚自习，快下课前，大家闲得没事，就站在讲台上比高矮。我才发现：女孩子总是显得比男孩子高些，其实仔细量起来并不是如此。我在班上算是矮个子了，但要是认真背靠背的比起来，班上的女孩子好像都比我矮些——尽管分开看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那天晚上我着实得意了一把。

那时候每年元旦前几天学校都要举行文艺演出。而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则各班自己要开联欢会，闹个通宵。文艺演出时每个班都会努力拿出最好的节目来展示。我们班在演出文艺节目方面是典型的阳盛阴衰：高一的霸王鞭是男女各半，而高二的板车号子和高三的大刀舞则全部是男生出场。不过我是例外，实在是缺乏表演才能。记得有一年在班上联欢时，大家要求我演节目。我想了半天：既不会唱也不会跳，就变个魔术吧。于是就用氢氧化钠在瓷片上写了几个字，等到干了以后，用酚酞一喷，就显现出红色来了。本来很有趣的实验，但我笨嘴笨舌地说不好话，下来后自己都感觉到不像是在表演，而是在做演示实验。

我初中时是俄语课代表，但到初三后我的化学很好，也很感兴趣，所以到高中成了化学课代表。所谓课代表，一般是由这门课成绩比较好的同学担任。就是收发作业本，帮老师准备实验，向老师反映同学们的要求，出出墙报等。也算不上是什么班干部。我从小到大，兴趣是在不断改变的。小时候喜欢画画，小学时喜欢天文，后来喜欢诗歌，初中喜欢外语，化学，到高中对物理，特别是电学感兴趣。慢慢地，兴趣就集中在无线电和自动控制方面，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即便我的专业是病毒学，但是仍然对电子设备和控制设备有特别的爱好。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如很多大型仪器设备坏了会自己动手修理，知道如何发挥它们的最大效能。还会自己编辑有关检测病毒的程序……。这无疑给我的事业插上了翅膀。

 

高三（二）班的部分同学合影

 

六十年代中期，中学教育很重视体力劳动锻炼，每年高中学生一定要进行一个月的停课劳动。由于那时已经开始宣扬“以擂功 (武汉话：努力用功学习的意思) 为光荣”了，所以也是想方设法地减少劳动量。时间上基本只有二到三周，而且劳动内容也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记得高一劳动的任务就是把旧操场挖低两公尺，形成一个大一些的操场。再把挖下来的土运到下面铺开，再形成一个更大的新操场。要移动的土方量还是很大的。头几天，大家累得够呛。晚上，梁华盛就来找我，说要是用炸药炸是不是会快多了？我们商量找教化学的贾老师要点硝酸钾做炸药。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所以就一起去找老师。我们跑去找到贾老师，说了我们的想法，满怀希望地看着他。贾老师听后连话也不跟我们说，扭头就走了，把我们撂在那里。

一天，我正在努力挖土，只感到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一下子就被打在地上。原来范镇峰在我的背后抡起洋镐挖土，一不小心撞到了我的背。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抬到华师医院检查。还好算是命大，只是撞了一下，差一点就挖到脊椎骨，没有大碍。

六四、六五年是军事大比武的年代，我们的民兵训练也搞得热火朝天。每天早上要起来集体跑步，而且跑到最后一段是冲山头，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训练我们的是空军司令部的兵。他们是伞兵，所以训练的内容很强调单兵战术。如一个人怎么对付四周的敌人，对协同作战方面教的很少。因而后来练习刺杀的强度很大，天天就拿着木头枪练习。每天累还不算，个个手和肩膀都有伤。好在没有护罩，不敢真干，没有人受重伤。只有一次汇报表演，在表演了刺杀动作后还表演了一次双方对打，那才真的是热闹非凡，不过几分钟就结束了，没有闹出什么事来。暑假还集中搞了几天的民兵训练。半夜里紧急集合后急行军，在关山绕了一大圈，又在山上摸爬滚打了一阵。结果衣服和裤子都挂烂了，狼狈得很。

我真的很留恋我们这个班集体！

[HBW]

“做人考虑的是利害关系，而做事则考虑的是是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