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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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病室里的病毒组
刚来时，张书记给我介绍情况，告诉我病毒组有七、八个人。但我到病毒组后，那里好像没看到这么多人。除了陈老师外，只有一个女孩在那里洗瓶子。陈老师说是招来的实验员，叫李正秋。过了几天，人才慢慢地多了起来，原来春节都回家探亲去了。这个组里人好多啊。有搞免疫试验的李万维老师，专门搞疫苗的高汉娇老师，还有两个工农兵学员王迎喜和刘建平，实验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他们告诉我，原先这个组里人还要多，已经调走几个了。像现在物资处的王精豹老师，图书室的欧阳老师，还有几个已经离开了水生所。这原来是个很大的组啊。
由于这个组太大，人多，一天到晚都能听见有人在里面哇啦哇啦地大声讲话。平心而论，在那个年代，实验室里的条件不是很好。冬天没有暖气，每个房间还得烧煤炉子取暖。我们几个年轻人隔三差五地还要一起去煤堆那里去铲些煤抬到实验室来。不过大家都还是乐呵呵的。
每天中午，年轻人都在那里打牌，聊天。我感到很无聊。想到自己很缺乏鱼类和水产方面的知识，就自己坐在那里看看鱼类生理和鱼类解剖的书，想增加自己对鱼的了解。一天中午，突然看到那里闲着一台打字机，不由得眼睛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啊。学会打字，是一门本事，还可以熟悉英语。多好！于是我每天中午就滴滴答答地练起打字来。还好不是太难学，不到一个月，我就能比较流利地打字了，而且错误很少。学会打字对我后来用电脑有很大的帮助。很多人都要看着键盘打字，而我一直是坚持盲打，速度比他们要快很多。
看到我每天中午在看书和练习打字，刘建平就笑我：“你用不着那么卖力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过几年提一级，大家都是一样一起往前走的。”旁边的苏老师听见了，摇摇头，很严肃地说：“不是这样的啊，年轻人。走得快和走得慢还是不同的。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五年十年就不一样了。”那几个年轻人都不以为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老师的话是对的。水生所这一年一共来了十个大学生，我是最先被提前特聘为副研究员的，并且当年就成为职称评委会的委员。而我参加的第一次职称评定会议，就是审查其中最后一个大学生的中级职称申请。这就是差距！
水生所对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抓得很紧。不久，就通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进修《水生生物学》这门课程。从三月一直学到八月，每周上两次课，都是各个研究室的老专家亲自给我们讲课。水生生物学包括很广，如水环境、水污染、水生态、水生生物分类、水体的渔业利用等等。虽然有些课程对鱼病而言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学习了老前辈的思想和研究作风，这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讲课内容本身。最后还要考试，如果是研究生，必须要达到七十分以上才能毕业，而且不能补考。大家都很紧张。还好，我考了八十七分，比有些研究生还高一些。
进实验室的头半个月，我边做实验，边熟悉和了解这里的情况。这里做细胞的条件不太好，无菌室里细菌污染比较严重，似乎还不一定比学校的无菌室强。不过实验室里仪器设备倒挺全的。有超速离心机、高速离心机、荧光显微镜、电泳设备、紫外扫描设备、层析系统、甚至还有部分收集器……。虽然拿到现在来说都算不上什么，而且有的仪器据说有毛病，或者不太会用，但在八十年代初能有这些仪器已经很令人羡慕了。我高兴极了，几乎把所有的仪器都拿来试了试。对我这个在工厂里工作了几年的技术员来说，再难弄的仪器，只要看看说明书，鼓捣几下，就能把它们整得运转起来。我对这个实验室开始有了兴趣。
刚上班不久，指导我做毕业论文的张楚瑜老师来实验室看我。他看到这里搞研究的条件很好，也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干。临走时，张老师看着我，想了想，问我：“小江，我想把东湖水病毒研究展开了做，去申请一些项目。我能用你毕业论文上的数据吗？”我不解地问：“你不是我的导师吗？怎么不可以用呢？”张老师摇摇头，很认真地告诉我：“这些是你通过劳动得到的数据，虽然我是你的导师，但要用你的数据还是应当征求你的同意才行啊！”我看着他，心里觉得老一辈搞学术的人做事都是这么认真，这么正直啊！我应当好好向他们学习这样做人的态度。于是，我把毕业论文期间的所有原始数据和照片都给了张老师。听说后来张老师在水病毒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是我国比较早开展水病毒这方面研究的人了。这确实令我敬仰。但我更钦佩和看重的，是他为人的人品！
李万维老师是病毒组的副组长，专搞免疫方面的试验。看到我来了很高兴，经常过来和我讨论各种问题。他问我：“你会做免疫沉淀反应吗？”我说：“做过啊。很好做的。”李老师苦笑了一下说：“嘿嘿，现在我们做这试验很不顺，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随手拿起一篇英文的文章给他看，一边解释到：“你看，人家做病毒的免疫学检测都做得挺不错的。他们先……”我还没有说完，李老师就呵呵地笑了起来：“我们还是来看中文的吧。我们以前都是学的俄文，看英文比较吃力。”我才想起这个问题。是啊，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学的六年俄语。他们年纪比我大，再经过文革，可能看起英文文章来是有些困难。我想了想，就建议说：“我去过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免疫化验室，那里经常做免疫沉淀试验，也做得很好。我爷爷原先在那当化验室主任，我们可以去学学。”陈老师一听这话，立刻尖叫起来：“你们要去外面学习吗？我们是中科院的一级所，到外面去学也不怕别人笑我们？”我不以为然：“古人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去看看有什么丢脸的？能者为师嘛！”陈老师不高兴了：“不要去！”
又过了一周，来了一个老师。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王精豹，原先是这个组的……。”没等他说完，我就想起来了：“啊，我知道，那篇关于病鱼肾脏切片里发现病毒的文章是你写的吧？”王老师笑了笑说：“是啊，但是我们对病毒都不熟悉。所以走了很多弯路。”王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他们研究草鱼出血病的情况。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是学病毒的，陈燕新原先也是研究线虫的，所以对这个病我们搞了很久都没有搞清楚。你是第一个病毒专业的人。来了快半个月了吧？大家都在观察你，总的说来大家对你印象不错。老同志对你的评价是：英语很好，基础很扎实，动手能力比较强。希望你能在这个病毒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王老师留给我几本他们的试验记录本，好让我对过去的工作有所了解。我拿着这些记录本看了好几天，才对草鱼出血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草鱼本来是个人们喜爱的品种。长得快，肉又好吃。但是多病。特别是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称之为“草鱼出血病”。专门引起五、六寸长的草鱼苗大量生病死亡，以至于能长到商品规格的草鱼不到百分之二十。渔民损失很大，都不敢养草鱼了。水生所的鱼病室对这个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发现用抗菌素治疗没有用，认为不是细菌病，初步怀疑是由病毒引起的。前年，通过电子显微镜在病鱼的肾脏里观察到大量的病毒颗粒，并初步命名为草鱼疱疹病毒。他们用病鱼内脏作为原料，制备了组织灭活疫苗，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取得了很好的预防效果……。
我听说还有些记录本在科研计划处，就又去那里借了几本出来。看到老前辈们的记录本，我一方面感到非常钦佩。他们在不懂病毒的情况下能展开如此艰难的研究，并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但另一方面，从记录的情况看，由于对病毒不了解，也没有遵循病毒学研究的规律，有些试验的方法不对头。一些试验的可信度很低，还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
我又找到王精豹老师谈了自己的看法：“你们这些实验方法好像不太符合病毒学研究的原则啊，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做感染试验，怎么就只是做死亡率是百分之几十就行了？这样得出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应当做半致死量试验才能说明问题呀。”王老师摇了摇头：“我以前也曾经这样考虑过，但说出来后被倪先生骂了一顿。他说：我们搞的是鱼病学，不是病毒学。你认为呢？”我一听就怔住了，仔细想想后回答说：“鱼类病毒学是鱼病学的分支，同样也是病毒学的分支，必须在遵循鱼病学规律的同时也要遵循病毒学的规律，否则一定会栽跟斗。”王老师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才说了一句：“小江，道理是对的，但说起话来一定要小心啊！”
我心头一震。晚上，我坐在那里思索。是啊，搞科学要坚持真理，这没有错。但是否一定要指出别人的错误，跟别人争个是非来？我回忆起文革时的大辩论。那时候可以吵得你死我活，但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吵赢了的，最多把对方说得无话可说而已，从来没有听说过辩论会上有谁会承认自己错了。要让人家认识到真理在哪里，只有通过事实，让他自己认识到才行。在这里，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必要告诉大家，你们都做得不对吗？我只要坚持按照对的去做不就行了吗？
水生所的鱼病室在当时是全国鱼病研究的中心，鱼病研究也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这些年大量的研究内容都是以寄生虫病研究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到研究细菌病，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病毒病。因此，病毒学研究基础显得非常薄弱，几乎要从扫盲开始。我开始感到了未来工作的艰辛。
鱼病室里多年来做感染试验，就是把病原注射到鱼体内，然后观察死了几条鱼，计算出百分比，就是死亡率。这种试验方法很容易掩盖病原的真实毒力。所以在病毒学试验中，一定要求把病原按十倍比系列稀释成一系列不同浓度，再分组感染动物，看稀释多少倍后能刚好让一半的动物死亡。即半数致死量。看起来好像只是做法不同，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本质的差别。
而鱼病室的养鱼房就是几个大池子，根本没法这样分组做感染试验。要按照这种方式做试验，首先就必须改造养鱼房！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东边的仓库里隔了一个房间作为新养鱼房。先把门窗用厚厚的棉絮挡住，这样可以加热，控制温度，就成了一个恒温房。考虑到做感染试验的草鱼苗都是十到二十厘米长的小鱼，觉得用稍大一些的玻璃标本瓶就足够了。我们在武汉市跑了几天，找了好几个医药商店，算是买够了几十个方形的标本瓶。然后还得把他们摆起来。于是，我跟李正秋用板车把这些缸一次次地拖过去，又像捡垃圾的人那样到处找来一些木板，才把这个试验场地搞得有模有样了。陈老师叫我们把一台三千瓦的电热器带过去加温。我安装了接线板，接通了电源。几天后，温度慢慢地上去了。大家都挺高兴，我们终于有一个能做试验的恒温养鱼房了。那里面有五、六十个小缸，每个小缸里只放一条小鱼，想怎么分组就怎么分组，还能用记号笔在玻璃缸的表面写上有关的信息，真的方便得很。于是我们开始做感染试验。李正秋则负责每天照看，做做记录，加加水，把死鱼捞出来。陈老师拿出在不同地方收集来的两个毒种，分别感染了一些鱼。果然，一周后，两个毒种在没有稀释前注射到鱼里，死亡率都是100%，但是其中一个稀释一百倍后死亡率就明显下降，鱼基本上就不死了。而另一个稀释到一万倍后仍然有80%的死亡率，显示出明显的差异。陈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说：“嗯，看来这个方法是好。如果不拉稀释度，这两个毒种看起来一样，其实毒力相差好远啊。”
不料，有一天刚上班，李正秋就惊慌地跑过来叫我：“快点，养鱼房里在冒烟啊！赶快去看看是什么问题！”我吓了一跳，连忙跑过去。屋子里满是烟雾。我赶快拔掉电热器的电源插头，打开窗户。等烟雾散开，我才看到可能是有人在挪动电热器时不小心把发热的线接头碰到一小块木头了。金属线接头发出的热量烤焦了木头。虽然没有明火，但出来好多烟雾。好在周围没有其它的可燃物，即便烧起来也不会有大火，但仍然很危险啊！看来李正秋吓坏了，我告诉她：电热器功率很大，会产生很多热量，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尽量不要移动，一旦移动后应当检查一下。所有的接头不要碰到可燃物，周围也不要放木头之类的东西，这样就没有关系了，不要害怕。李正秋点点头。
谁知陈老师知道了，像发疯似地对我叫了起来：“江育林，这是你安装的，出了事归你去坐牢！”我一听就气坏了，有这样当领导的吗？但我没有和她争吵。我拿出试验记录本，丢在她面前，冷静地说：“你看看试验记录，这电热器是十天前安装的，已经用了十天。今天出了问题是安装的问题吗？啊！你是实验室的头呀，到时候公安局来抓人，你觉得是应该抓我还是抓你？”陈老师脸一下子就发白了，低着头一声不吭。我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一会，李正秋很小心地走过来：“江育林，陈老师叫我们去把养鱼房再搞搞，弄安全一点。”我扭头看到陈老师远远地站在那里。就大声说：“人只要做事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要想不出事，最好就什么事也别做。出了事首先要想想该怎么解决，怎么避免再出事。特别是当头的，怎么可以一出事首先就推卸责任。这样以后还有人做事吗？”陈老师远远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事后，高老师听说了哈哈大笑：“小江，你胆子真大，还敢骂陈燕新啊。我们都不敢说她。”但后来我慢慢感觉到，陈老师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不讲道理。是每个人都觉得她有心脏病，有意让着她，才把她惯成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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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珊瑚，你好：
看到你的留言，虽然你说的是“我们插队”，但我仍然估计你不是知青，可能你家里有人是知青，所以知道一点点。
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入学是1978年初，而插队算工龄的文件是十年后即八十年代末才发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空文件，很多单位都只是口头承认，可以在填档案时填上，但分房子时不算。即便在我1982年大学毕业到单位填写档案时，在填写《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这一栏时，也只能从当工人或者上大学开始填写，插队是不能算是“革命工作”的。确实很荒唐，是毛主席叫我们下乡的，但不能算革命工作。所以林彪才说：知识青年下乡是变相劳改！知青能得到这个所谓算工龄的文件的好处可能就是退休时算工龄能多拿点钱，仅此而已。
工厂里规定，要连续工作三年以上才能带工资上学。我是1975年4月19号进厂报到，1978年4月5号我才进入武大读书。如果厂长高抬贵手，把我算三年也说得过去，但要认真算，那就是差一个月。这个厂是集体性质的，工资是工厂自己发的，不像全民所有制的厂，工资是上面给的，无所谓。我去武大读书毕业后又不会回厂干活，所以当然不会给我带工资去读书了。
这就是历史！
江育林
201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