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不是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这句话有点语法错误，正确的说法是“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前者的用法已经约定俗成，理解上不会有偏差。
过去填写履历表时，有两个特殊项目是一定要填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面目”有三种：党员、团员、群众。 此处的“群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是指把党员和团员剔除后与之并存的一个群体，总让我觉得犯了把一般名词当作特殊名词使用的语法错误。政治面目不仅要填自己的，还要填所有家庭成员的。在父亲那个栏目里填上“群众”时，我总是有些遗憾，爸爸因为脱党而变成“群众”。脱党在白色恐怖时期并非什么大事情，可是按照“解放”后的政治标准就非同小可，説轻了是革命的动摇性，说重了是叛党。对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爸爸颇觉遗憾。那时共产党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入党是我们最高的追求，入不了党也要誓把一切献给党。想起当初的愚昧与狂热，真是对不住爸爸。
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不“在党”，爸爸一直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他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把红色的苏联文学介绍到中国；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抗日游击队；他背离了整个家庭一个人坚决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一切即使不能说与党“同一战壕”，至少也是和党平行而战吧。
爸爸一到大连解放区就开始申请重新入党，到北京后也多次申请。多少次，记不清了，但始终没有得到批准。
我不知党组织是因为什么看不上爸爸。客观来说，那时的政治空气对于爸爸这样又被捕又脱党的人来说，重新入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爸爸大概自己没有意识到，仍是执着地心向往之。后来党组织跟他说，让他先加入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一样可以为党工作，于是爸爸就加入了“民主促进会”，给党作“帮手”。一帮就是几十年。党也不亏待他，还让他当了几年民进中央委员，但是这就是爸爸的理想吗？不是的。他有他的理想和目标，正如给大学同学余士铭的信中所说：“共产主义是咱们青年时期就有的理想，也是咱们追求的目标。”
因此，爸爸在入党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爸爸经常和大学同学余士铭叔叔通信。他去世后，余叔叔给我寄来了许多爸爸的信件。其中一封信谈到在重新入党似乎根本无望的时候，爸爸两个朋友的入党对他的触动。
一个是同事王家骧。八十年代初，王家骧去世了。他出差回家后突然觉得不适，去检查，竟然是肝癌晚期了，很快就离开了人世。爸爸非常难过，他忘不了当年他们在大学西迁的路上，王家骧在一棵竹子上刻下“朋友，战斗”几个字，多么浪漫的革命情怀！
王家骧早年由爸爸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也是因为工作流动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之后多次申请未果。得了绝症的王家骧在弥留之际再次提出了入党的问题，并终于在病榻前得到了批准。爸爸于此十分感慨，在信中说：
“想起王家骧的重新入党，简直可笑，当他弥留之际，才批准他入党，向他宣布组织决定的时候，他奄奄一息只有一丝生命迹象。好像为了使他死后瞑目才批准的。你说当时入党难不难！可是另一方面，不知有多少不够条件的都入了党。”
另一个也是爸爸的朋友和同事伍孟昌先生。他的情况和爸爸也很相似，大学时就是地下党员，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经过了四十多年苦苦申请，终于在八十岁时重新入党。这件事再次触动了爸爸，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的情况似乎好一点，所谓好，是说知识分子入党不那么难了。我是不是要贯彻始终，善始善终呢，这是我近日思考的问题。
问题是：
一，但是今非昔比，真使我犹豫不决了。在这里只对老朋友说一句，我对今天的党实在失望。金玉的外壳，里面尽是蛀虫、吸血鬼。坐在家中，孤陋寡闻的我，听到一鳞半爪的情况就够令人吃惊，令人思虑了。何况我亲眼看见那场……，实在难以下笔重新入这样的党。
二，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即使入了党还能做什么奉献呢？挽狂澜于既倒吗？我不做唐吉珂德！”
爸爸说的“亲眼看见那场……”是指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六月对中国人民反对贪污腐败运动的血腥镇压。在大屠杀的那两天爸爸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６月３日
凌晨北京发生大屠杀，死难者一万多（注此为当时民间所传数字），多半是外地学生。
消息是封锁的。
一小撮人变成疯狗了，见人就杀就砍，他们豢养一群无理性野兽。这群疯狗没有好下场，等着瞧吧。他们不灭亡，没有天理。
６月４日 星期日
路上一堆一堆的人，议论纷纷，有各述见闻的，有表示愤慨的。
1日晚玉珍（注：爸爸的保姆）在西单小姑处探望，至今未归，可别发生什么意外。呼家楼有一上班的青年被枪杀，打太极拳的老头和另一散步老头都中弹身亡。
野蛮，愚昧，原始社会。
爸爸的心彻底凉了。一次和刘衡（爸爸的大学校友，《人民日报》记者，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自始至终不承认右派罪名，甚至文革中被假活埋，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说起不要党籍一事，刘衡不赞成：“为什么不要，你当然应该要求恢复党籍！”爸爸说：“都快到八十了才提出要求，还能起什么作用？”刘衡说：“正是因为八十了，才应该要，难道你等死了才要求？人生完成了最后一幕，才能谢幕而去。”
刘衡的话爸爸听着有理，他应当再申请一次，不在于批不批准，而是要表明一下“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已。”
在整理爸爸的信件时，我发现一封给党组织写信的草稿，写于一九九二年。信的开头说：
“我已年近八十，来日无多，趁我的智力尚未十分衰退，我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我的一生，并请组织审查我是否够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条件。”
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我一九四六年到大连解放区光华书店工作时曾申请重新入党。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曾数次申请入党，都没得到批准，这说明我不够入党的条件，如今我年事已老，请党再次审查我是否够入党条件。”
爸爸的申请信件究竟交给组织上没有，已经无从得知。爸爸到去世时仍是“白丁”一个，也可能是因为他猝逝，连“病榻”都没来得及躺，党就来不及做什么了。
具有讽刺性的是，1994年台湾的妹妹刘长兰到北京探亲时，和爸爸谈起国共两党。长兰姑问爸爸：“北京哥，两个党的统治你都经历了，你认为这两个党相比怎么样？”爸爸的回答是：“两党相比，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
九十年代后叶，爸爸台湾的侄子来京探亲，临走时爸爸请侄子到他父亲的墓前代为祭奠，并替他转告父亲一句话：“父亲，我不是共产党。”当年爷爷曾迫使爸爸离开共产党，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爸爸选择了后者。时至今日爸爸却用这样的话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绝大的讽刺呀。
上述的事情似乎显示爸爸争取入党的行动和他的对党的真实想法的断裂。但是我了解爸爸，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申请与权力名利全无关系，与具体的共产党也无关。他从年轻时就笃信共产主义，在生命即将到头的时候，他想给自己的一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其实也不遗憾。对于现实共党组织来说，有无他这样一个人，无足轻重；而对爸爸来说，只要守住心中那块领地，有无那个名分也无足轻重。他只是想表明，他一辈子都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他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了。
我不想苛责爸爸，共产主义是上代人或上几代人的理想和局限，爸爸也难免。
2011年，爸爸去世已经十年，我拿着写好的《半壁家园》拜访爸爸单位的党的领导孙绳武先生，他是爸爸大学校友，对爸爸的历史一清二楚出。出于好奇，我问他爸爸为什么始终不能入党。孙先生说：“其实，辽逸晚年时，党组织准备发展他，我代表组织找他谈过，被拒绝了。辽逸说：‘我年纪已大，入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就算了吧。’”
答得漂亮，我甚欣慰。
听说宋庆龄晚年时中共打算吸收其为正式党员，宋微笑着说：“不勉强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这应该也是爸爸的心里话。
2003年，我跪在台湾阳明山爷爷的墓前，替爸爸说了这句话：“爷爷，爸爸不是共产党。”
不如两袖面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