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玉西”（永兴）乡亲 作者刘克阳
（“玉西”是永兴人家乡话对自己村庄的称呼，多少年后，听到“玉西”两字，还是那么亲切。）
二十块钱的辛酸
一天，在村边黄土地上，我碰上了生产队副队长李巨财。从他的模样以及子女的岁数能估计出当年他大概四十岁出头，但他很显老，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眼光黯淡，头发也花白了，再加上衣衫破旧，俨然已是一个老头。
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平时对我很和善，从不摆队长架子。李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叫住我，他一脸沮丧，嗫嚅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克阳，想麻烦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 “想借点钱。” 我问：“借多少钱？”他说：“尽量多点更好，看你的吧……”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只能借给你二十块钱。”他忙说：“可以，可以。”我回屋拿了钱交给了他。事后我才知道，他刚从我们知青宿舍那里碰了钉子出来，碰上了我。他接着又带着感激之情说：“等我有了钱，马上还给你。”那时插队，我所有的生活费都是从父母的工资中得到的。那几年，爸爸妈妈遭受审查，只发给生活费，除了给我还要负担远在内蒙插队的妹妹和远在新疆兵团的姐姐。借给李队长二十块钱，就意味着我要节省日常开支，甚至回北京的火车票钱也要另想办法了，但我凑几十块钱总要比李队长容易得多。
李巨财这么一个意味着富有的名字，并没带给他一丝一毫的财富。他身为一队之长，家里却是一贫如洗。我去过他家一次，四间破旧的房子真是徒有四壁。除了一张炕一个灶台，什么也没有。因为没钱买玻璃，窗户是用纸糊的，屋里地面是土地。让他最揪心的是他那三个儿子，眼看长大成人，面临着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娶儿媳妇，这是天大的事，也是天大的愁事。而当时的燃眉之急是他的二儿子全堂就要从部队复员回村了。按当地风气，当兵的一旦解甲归田首先意味着要娶妻成家。李队长为此事愁眉不展，本来就不爱说话，这下更愁得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不停地掏着自家种的烟叶子卷着烟卷抽，似乎是要借此排除心头的愁云。山西农民娶媳妇，聘礼、盖房、打家具，一样也不能少，那可要不小的一笔钱呀。但是哪有钱呀。那时甚至连偷抢的机会都没有，家家都穷。每年家家户户除了能分到仅够半年吃的粮，见不到几十块钱。大多数村民欠大队的钱，欠生产队的钱，一年积累一年，成了无法还清的“死债”。有债不还，已蔚然成风。
李队长为了全堂娶媳妇，勒紧裤带，窝头都难得吃上一次，一天只喝两顿玉米糊糊。我插队几年中，从未见他穿新衣服，知青送他的旧衣服，他补了又补一穿好几年。眼看媳妇已经说成了，全堂也回村了，婚期迫在眉睫，李队长东拼西凑还是弄不到钱。李队长就动起了知青的脑筋：听说北京人有钱，试探一下吧。万万没想到，他硬着头皮连续问了五六个知青，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没有”。其实，大多数知青是真没有钱，北京城里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四五十块钱而要养活三五口人的家庭不少见。知青中手里有点钱的也不愿拿出来借给老乡，他们深知钱借出去就意味着肯定是有去无回。李队长别提多沮丧了，就在这时碰上了我，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事情过后，我也不多想了，总之没有指望他能还钱。转眼两年过去了，李队长已抱上了孙子，他有几次碰上我就内疚地说：“我现在没钱，等有了钱立刻还你。”我宽慰他说：“不着急，还不上就算了。”后来李队长家添丁加口，日子更难过了。
插队的第四个年头，我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手续。这个消息一下子村里很多人知道，因为我是知青中第一个被批准回北京的，他们见到我都是说“回去就倩（好）了”。一天傍晚，吃完晚饭，我走出知青宿舍，准备去从前的房东家告别，一出街，就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在不远处晃动。那时村里没有电，一到晚上人们都在家里，很少有人上街，走近一看是李队长。他一见我，说：“克阳，等你半天了。听说你要回北京了，真好哇，我们这儿穷，不是你们呆的地方。我是来还你那二十块钱的，谢谢你了。”
我很吃惊，又很感动，我原本想的是这钱就算送给他了，所以几乎已忘了这事，没有想到他攥着厚厚一沓零钱在他十分困难的时候还给了我。李队长看了我一眼，感激地点点头走了，我拿着钱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那时我要给县知青办的人送礼，要托运行李，要买火车票，还要和相处多年的知青朋友聚聚，犹豫了一下，我把钱收下了。我坐在火车上，过了娘子关，离北京越来越近了，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情越来越沉重，离开那本不属于我生存的永兴村，过去的四年的五味杂陈无处倾吐……乡亲们送我出村依依惜别的情景，李队长抱着小孙子向我招手告别的情景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李队长可怜的小孙子长到快三岁都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已经是春天了，小孙子还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黑棉袄……我真后悔，当初我为什么收下那二十块钱？多不应该啊！
回到北京以后，很快陷入治病、找工作的困难中……似乎逐渐淡忘了这件事，然而每当想起李队长，想起那二十块钱，心里便有一种不安惭愧和自责。
三十年后，我从永兴村人那里听说李队长的孙子读完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现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电工所工作，此刻李队长早已长眠于黄土地下了。
“玉西”姐妹
四十四年前的冬天我怀着离别大都市凄凉的心走进黄土高原农家小院的那一刻，我的心温暖了——眼前呈现一个典型的山西农村的院落，五间簇新的北房，整齐干净，一个不大的院子一尘不染，虽然不再是我那熟悉的北京四合院的家，但觉得又有家了，这就是我的房东邢满红大爷家，知青宿舍盖好之前，我们就住在这里。邢大爷家为我们准备的屋子明亮干净，一张新盘的大炕，一个新打的大柜子。简单的陈设让我知足了。
邢大爷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改兰比我大半年,她是宁武县林业学校的高中生毕业生，和我一样也是高二就赶上文革了，回乡务农呆家里，小女儿美兰上小学四年级，每天背着小书包上村里的书房（永兴话：学校），大家叫她美妞。我和改兰有共同语言，她会说普通话，交流非常方便，永兴话实在难懂。改兰和美妞之间有一个男孩叫先明，是全家的宝贝，我们就住在给十六岁的先明准备结婚的新房里。
安静的农家院增添了我们几个北京知青，主人家没有觉得杂乱，我们心安理得地过起了日子。院子依旧清静，只有少年不知愁的先明扛着锄头高唱着北路梆子迈进大门时，给寂静空气中增添了轻松欢乐。
改兰瘦高身材，皮肤白皙，一张口就能感觉她是个有文化的人，但是寡言少语，惜字如金。我劳动回来，洗洗涮涮，回屋写信、看书、聊天，很少打搅房东家的生活。不久就听说改兰到公社工作了，她是高中毕业，在村里的女娃里可是数一数二的，她又会说普通话，公社广播站马上把她调过去工作，成了公家的人了，跟我们距离更远了。看不见她的时候还挺想她，好在公社离永兴村不远，她常回家看看。改兰一双巧手自己做衣服，自己做的衣服有款有型。有一年我要回北京探亲，改兰细声细气地对我说：“克阳，我看你们插队生穿的细条灯芯绒好看，我们这儿从来都没有……”我马上明白她的意思，立刻说：“我给你买，你要什么颜色的？”她不紧不慢地说了几种颜色，问我哪种好看，我还是让她确定了一种，回北京帮她买了回来。邢大娘也托我买挂面、细盐、火柴、针线等小东西，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
小美妞梳着两条辫子，每天按时上学，她木讷寡语，我为了想听她说话，找话问她：“美妞，你大（父亲）呢？”她的回答就两个字“放盐（羊）”。
改兰也很少开口说话，保持着她的不知是清高还是矜持。我在永兴村的最后一个冬天，春节刚过，我回到永兴，邢大娘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屋里吃饺子。他们的风俗是过年的馒头饺子能吃到正月十五，平时根本吃不到的这两样东西，在过年期间一定要慢慢品尝。大娘让我多吃，过年了,虽然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可以吃饱。我一个劲儿地说：“够了，够了。”大娘立刻纠正我说：“不要说够了，说吃饱了。”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她笑着说：“我们这儿够就是死了的意思。”我恍然大悟，入乡随俗原来如此呀。大娘说着塞给我一个馒头，我张口就咬了一块，大娘从我手中抢过馒头边说边示范：“不要咬馒头，要用手掰着吃。”我乖乖地服从，不习惯地用手掰着馒头。
改兰在家过年，穿着自己做的新衣服，合身得体，可比我穿的一身蓝制服漂亮多了，真是羡慕。吃着聊着，改兰说：“克阳，北京的诸青（染料）可好了,我们这儿的质量可次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农村人几乎不论男女老少都是一身黑棉袄、黑棉裤，买黑布价钱要贵一些，为了省钱，做棉衣的布都是用便宜的白布染黑了，但是染料很难买着，即使有质量极差。我说：“行，我给你买，这个好买。”她笑了，不好意思地说：“麻烦你了。”我说：“一点都不麻烦。”美妞在旁边静静地听，从来不插一句话。记得一次从北京到大同的夜车上，我身负七个行李包，一宿不敢合眼，生怕丢了一件包，那里面全是给老乡捎带的东西，绝不敢懈怠。我这个“运输大队长”从北京给永兴众乡亲带过针线、火柴、细盐、酱油膏、挂面、灯芯绒、毛衣、线绨被面、鞋、袜子、止痛片，最可观的是给老乡买北京的两用炉（即能烧蜂窝煤又能烧煤球），我一共买过三个。老乡知道我为他人买了炉子，纷纷找我买，他们没忘了奉承一句“克盐就是好，什么都能买回来。”
那天晚上大娘让我睡在她家，她说“未（那）个家（指我们住的屋子）太冷”。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没有过和一家子人睡在一张炕上，心里忐忑不安。天很快就黑了，油灯不能老燃烧，漆黑的屋子里不能干任何事，只能睡觉，更何况大娘家的油灯的火苗只比黄豆大一点，连人的面容都看不清。大娘把先明打发到邻居家过夜，我把自己的被子抱了过来，大娘让我睡在炕头，说那里靠近灶台，暖和，我顺从她躺下了，大娘睡在我和美妞的中间，美妞悄悄地睡了。我钻进大娘早已帮我铺开已经被暖炕捂热的温暖的被子里，立刻感到身子下面一股暖气蒸腾着，在永兴的四个冬天从没体会过的暖意让我很快进入梦乡。这是在永兴四年里度过的最温暖、舒适的冬夜了，以至几十年后我住过的五星级酒店也没有那一夜令我难忘。早晨起床，美妞看着我笑，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大娘正往我炕头的大锅里加水煮粥，整间屋子里弥漫着蒸汽和粥香。
我回到北京之后，和永兴的乡亲保持着通信联络。因为改兰不在村里，我在信中打听她在哪里？不久从永贵信中得知她也到了北京，原来她嫁给当年分配到王家庄公社农机厂的北京大学生刘向阳。开放高考之后向阳考回北京农机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改兰大学也毕业了，夫妻分居多年的她调到北京和丈夫在一个学校——后更名的“中国农业大学”。那时还没有电话手机，凭着我对北京的熟悉，我立刻去找他们，他们住在农业大学东校区的老师宿舍，家里还是保持着“玉西”洁净的传统，干净得让我不知坐还是站。
此后的二十年里我和“玉西”姐姐保持着联系，互相嘘寒问暖，串门走动。
2007年我和改兰又在美国相遇，她在休斯敦照顾刚出生的外孙女，我在达拉斯和永兴三大队的插友高波宁同学相处一个星期后飞到休斯敦和改兰一家团聚。
改兰及其女儿女婿热情招待我这不速之客，陪同我去参观航天博物馆、到大学校园游览、到海滨漫步，尽情享受美国南方的风情，令我在异国他乡倍感温暖。
一年暑假里，改兰夫妻邀请我去他们在烟台海边附近的房子度假，他们陪我在海边游玩，到农村的集市赶集，到果园摘采。胶东海滨的阳光把我们晒得黝黑，“玉西”姐姐细腻地呵护我。在北京的大学工作多年的改兰虽然还是话语不多，但是一扫当年的沉闷，已然是个知识女性了。改兰、向阳两位教授夫妻搭档走过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如今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安度晚年。
2008年夏天，改兰邀我一同回到永兴——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1968年走进村子，生活了四年离开它，四十年后的今天又回到梦牵魂绕的地方——我曾经的家，我曾经准备把它当作一辈子安家度日的地方，一切又都展现在我眼前。久未谋面的美妞拉住我的手，光阴荏苒却丝毫都不陌生，还是她——我的“玉西”妹妹小美兰，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改兰的弟弟先明和妻子贵鱼叫着“盐碱（阳姐）！”走近我。浓厚的晋北乡音把我叫成“荒滩、沙漠”我都爱听，耳熟能详的永兴话把我从遥远的北京拉进到现实中，唤醒了我四十年前的记忆。房东邢大娘——改兰姐妹的八十五岁老妈妈依旧硬朗地干着 家务。
玉西——我又回来了。四十年，乡音没变，黄土地没变，我们的老房子依旧在，那口老井已经废弃,我们当年拼命打井水洗衣服、洗头，记得邻居的老大娘看着我们说她一辈子没洗过头，我知道他们珍惜高原的水，但是我们不懂事，把井水都打出了黄泥，还不甘心。井水早已枯干，不知是否埋怨我们那时用得太狠。
美妞放下手头的活计，天天陪伴我，带我走街串巷，看望乡亲们。美妞和丈夫万和种了二十亩玉茭，有机械操作，不用受苦了，但是万和年轻时劳累过度，落下腰病，不能吃劲儿。到北京看病，医生说腰椎要作手术，一听手术费近万元，万和心疼地立刻拒绝手术。两个在北京工作的女儿给他出钱手术，他也舍不得，能忍就忍了，我也一再劝他手术，实在说不动他，给他留下一千块钱补贴家用。
一天美妞陪我到三泉二引引家串门，我们俩各骑一辆自行车，沿着庄稼地边上的小路骑去。我回想起插队时进城都要经过三泉，我说：“美妞，今天咱们骑车去原平。”她惊讶地望着我问：“你能行吗？”我问她有多远，她说从三泉走大约骑半个钟头，我说：“行，走吧。”我又走在四十年前的那条路上，今非昔比，越靠近原平，道路越好走，有水泥地面，有柏油公路。柳巷到了，到了柳巷就到了县城了，如今原平早已经是市了。虽已是老年的我，但是骑车的滋味让我感到自由舒服，沿途看见原平繁华的程度不亚于北京的某个商业街。
我带美妞进了一家冷饮店，买了冰激凌、可乐，坐下来放松休息，美妞腼腆地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些。”我说：“美妞，是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了。”美妞又不好意思地说：“盐姐，我们玉西人不会说谢谢。”我有点好奇问：“那表示感谢说什么呢？”她说：“不说什么。”我说：“怎么这样？”她又补充说：“就说个不用了、不用了，喝口水吧，抽颗烟……”看来永兴的词语里删除了谢谢两字，现代文明还没完全融入古老的永兴村的传统中。美妞，好妹子，没关系啦，不用说谢谢，陪伴了我好几天，我应该谢谢你！
改灯和焕灯
我在永兴村只生活了四年，这是我除北京以外生活最久的村庄，四十五年过去，那里的女娃们——如今的“老捏捏”（永兴话：老太太）我没有忘记。
改灯和焕灯是两姐妹。顾名思义，“改、焕”就是改换成男孩儿，山西农村的旧习重男轻女是根深蒂固了，改灯在家是老大，父母盼着下一个是男孩，老二又是女孩，取名焕灯，一定要换成男孩，老天有眼，第三个真生了个男娃。
改灯姐俩比我小两三岁，是两个苦命的女娃。她俩下面接二连三添弟妹，本就不富裕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穷困的家境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
改灯圆圆的脸盘上总是挂着笑容，困苦的情绪都埋藏在内心。她是老大，深知生活的艰辛，过早地为父母分愁解忧。平时她就穿一身黑棉袄棉裤，这身衣服是当时最便宜的装束。一般人家男女老少几乎都是一身黑，买花布要花较多的钱，而家家户户都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女娃买花布。改灯不但穿着跟男孩一样，为了补贴家用还干着男人干的活儿——到砖窑去背砖。现在机械化的砖厂绝对看不到那种情景，我当时称那“不是人干的活儿”，他们背着上百斤砖走在砖窑旁铺设的又狭窄又坑洼的小道上。那些背砖人穿的跟讨饭的一样，衣服上都是四五层补丁错落着，为的是经磨耐用，一些有办法的人弄个破麻袋片子垫在肩膀上或披在背上。背砖的衣服早就不能称其为衣服了，上面是一条一缕的脏布挂着，沉重的砖坯把补了几层补丁的衣服磨蹭得破上加破，脏就更别提了，因为背砖服是不能洗的，洗了干不了，第二天没有衣服穿，再说洗了也白洗，几分钟下来就面目全非了。从远处看背砖人像原始人在那里缓慢地劳作，“衣衫褴褛”这个成语我是在砖窑才有了真正的认识。背砖是又累又脏又挣不了多少钱的苦活儿，但毕竟比在地里受能多挣一点工分，而且还能兑现一点现金。
改灯每次从砖窑下工回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破衣拉撒，满面劳乏之容，让我不忍面对她，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焕灯是个内向的女娃，脸蛋尖尖，是个俊秀的姑娘，她爱美爱玩。她有一件多年前春节做的红花棉袄，拆洗得颜色都掉了，补着补丁，又瘦又小，她舍不得给妹妹。焕灯最不愿穿那不人不鬼的背砖服去砖窑背砖了，为此挨爹妈骂也忍了。
一年七月“鬼节”，村里的年轻人结伴去县城赶大集，他们认为是最红火的节日之一。我们知道没什么内容，加上往返四五十里地，那时没有交通工具，进城拉活的马车早被车把式的亲友挤满了，知青没有一个人去。傍晚，我正在村里走，远远看见一个姑娘快步朝我走来，走近一看是焕灯，“焕灯，你干甚去？”她冲我说：“去县城了，赶集回来。”我看见她两手空空，连个书包也没有，问她：“买甚了？”她停下来满脸沮丧加委屈地说：“甚也没买，我只带了一块钱，早上走着去的，又走回来，饭也没吃，水也没喝，累死我了。”我惊愕地问：“那还不饿死了？”她苦笑了一下，已经没劲儿再往下说了，她居然把一块钱又带回来了，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花钱呀。看见她被白天烈日晒得通红的脸，顺着头发流下来的汗水湿透了衣服，脚上那双自己缝制的布鞋底子又磨薄了一层，我打心眼里同情她。一天的功夫没有乐趣反而遭罪，她懒得跟我多说，急匆匆地朝家里走，好赶紧喝上一口解乏的稀粥。
改灯和焕灯是两个善良的女娃，一年夏天，麦子熟了的时候，村里家家院里的杏也成熟了，改灯姐俩也没忘记招呼我到她家去吃杏。中午收工回村，我随她俩进了她家破旧的院子。院子里杂乱地堆放着柴火，猪、鸡、兔子满院子乱跑，改灯的弟妹站在院子里，脏兮兮的，脸和手都是黑的，瞪着无神的眼睛看着我。
改灯姐俩匆匆走进屋，各自盛了一碗小米粥，喝了起来。我看了一下炕桌上只有一小碗咸菜，全家人的筷子都伸向那碗咸菜，几下子就吃完了。她们让我喝粥，我说食堂有饭，我想就是食堂没饭，我也不能吃他家的这口饭呀。
让我惊奇的是改灯和焕灯每人连着喝了四碗近似米汤的粥，直到见了锅底她俩才放下碗。我等着她们去拿干粮吃，只见她们站起身走出屋门了，我跟着她们走到院子里，问她们：“怎么不吃窝窝？”她们笑着说:“中午没有窝窝，早饭已经吃过了，中午晚上都没有。”我连忙说:“那多饿呀，下午还干活呢，改灯还背砖呀。”改灯说: “就是个这儿，习惯了。”焕灯委屈地低下头，改灯强装笑脸说：“走，咱们摘杏去。”我跟在她们后面，没有一点心思去吃她家的杏了，我知道她家的杏可以去卖，补贴家用，我拿了两个，就跟她们告辞了。
我插队的第三年，焕灯到北京的哥哥家探亲，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北京劳动部工作，哥哥比她们大得多，早已结婚生子了。在乡下人的眼中，哥哥是北京的国家干部，生活一定富裕，比农村强多了。其实他们不懂城里人有城里人的难处，哥哥家四口人，除了日常开支，每月还要给乡下的老人寄钱，日子紧巴巴的。
焕灯在北京的日子，每天到我家，找我说话，我知道她的哥嫂上班，和这个乡下妹子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焕灯的到来没有带来什么快乐，只是多添了一张吃饭的嘴。焕灯愁眉不展的，一天都不想多呆。我安慰她，让她放宽心，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带焕灯逛北京，从天安门到前门，从北海公园到王府井，焕灯东张西望，高兴不起来。我最清楚她有一个心愿，就是买一条我们知青穿的“蓝涤卡”裤子，她不知对我说过多少次了，在我面前，眼馋、嫉妒、喜爱之情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这次来北京哥嫂没有带她进过商店，更没有给她买衣服，看着可怜的焕灯，我动起脑筋，我兜里的钱很有限，爸爸妈妈下放干校，给我们留的生活费除了吃饭，还要留出我们姐妹往返山西、内蒙(妹妹)、新疆（姐姐）的路费。在焕灯临走的前一天，我咬了牙,豁出去了，毕竟我找钱比她容易，我带上我仅有的零花钱领着焕灯去了东四人民市场，在服装柜台，给她挑了一条正宗的“蓝涤卡”裤子，我看见她眼睛里冒着喜悦的光，脸颊涨得通红。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两只手拿着新裤子不停地换来换去，不知怎样把这条心仪的东西带回家才好，我帮她把裤子放在我的书包里，盘算着我下半个月怎么打发日子。
到了我家，她坐在沙发上，还是不说话，我从书包里拿出那条蓝色涤卡裤子，放在她手里，对她说：“焕灯，高兴吧？”谁知话音刚落，焕灯哇地大哭起来，哭得很悲伤，更多的是委屈，她边哭边说：“克阳，我们太穷了，什么也买不起，北京那么多好东西，我没有钱呀，等我有了钱，我一定还你……”我怎么也劝不住她，我想让她哭吧，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她敞开心怀把十几年的怨恨、不幸都倾泻出来，会好过一些的。她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我心酸地看着她，陪着她，我的心在流泪。
几十年后，焕灯在我家痛哭的样子，仍浮现在我眼前，她那年轻而又粗糙的双手擦泪水的样子在我眼前闪现，她那痛苦地述说在我耳边回响。
几十年后我回永兴，马上去探望嫁到池上村的改灯和嫁到崖底村的焕灯。
改灯早已当上奶奶和姥姥了，三代同堂过着平静的日子，住的房子像是很旧的了，小院落收拾得干净，她的话不多，大概突然见到我，不知从何说起。
我到崖底村探望焕灯，夫妻俩住在一座废弃的军营里，他们说住在这里四十年了，也不知道今后怎么办，部队方面没有任何说法。见到焕灯我才得知她罹患肺癌已经一年了，在太原化疗花去了十几万，至今身体虚弱，气短、没劲儿，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全靠丈夫高海一人操劳。她今年本应该回太原的肿瘤医院复查，但是她没去，一来没有力气去，二来怕花钱。我听了很心酸，昔日的女娃，今日不但变老而且身患重病。
到她家之前有关她的病我一点都不知情，她拉着我的手不放，我说我走前一定再来看她。回北京前一天我推辞了乡亲们的所有邀请，骑上自行车直奔崖底村再次看望可怜的焕灯。夫妻俩高兴地和我畅谈，我把北京的见闻告诉他们，让他们在这座破旧的营房里感受些现代的“气息”，他们俩住在这村外边的营房里，与世隔绝一样，周边没有人家，当地人爱串门的习俗在焕灯夫妻这儿里很难实现。
焕灯一再挽留我吃饭，住下，真切地说：“还没有好好告诉呢。”我没有吃饭更没有住下，走前留下一千块钱，我知道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只想下次还来看她。
存新 ── 背着沉重包袱的人
村里有一家母子三人，这家人给我印象很深 。我们刚进村时，村干部让本村的“牛鬼蛇神”排成一排，站在村子的十字路口，那是大多数人的必经之地，为的是让我们北京知青看个明白，这是给我们上的第一堂“阶级教育”课，让我们与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存新的母亲就在“牛鬼蛇神”的队伍里。
这几个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胳膊上带着白布箍，上面是毛笔写的黑字，表明他们的黑“身份”，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等。我心里暗想农村也有“五类分子”，文革的邪风怎么也刮到这个穷乡僻壤来了。他们里面最显眼的只有一个老太太，带的白箍上写着五个黑字“一贯道坛主”，老太太低着头，我们经过时，她偷偷抬起眼瞟了我们一下，我很注意地看了她，因为同是女性，我为她所受的屈辱深表同情，这个偏僻的地方怎么还实行这种极左的手法。老太太的眼神为我本不情愿来插队的心情又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这是什么鬼地方呀？这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存新的母亲。
这“一贯道”女人平常很少出门，偶尔碰见她时她都是在干队里给她安排的不给工分的义务劳动，她的儿子存新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干活。从存新的岁数知道他母亲也就是四十多岁，但是农村人冬天都是一身黑棉袄棉裤，黝黑的脸色，看不出多大岁数，我第一眼看见她认为是老太太了。
存新因母亲的问题有点抬不起头，他很少和村里年轻人来往，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们知青说话，每当我们路过他家门口，他就用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每当在地里干活，我们遇上困难，他都会二话不说尽力帮助我们。他干活不惜力，他想表现自己，他身上有一个包袱，别的年轻人没有。
因为他母亲的关系，我留意了他，发现他不像大多数人穿着中式衣服。农民穿中式衣服是为了省布省钱，妇女们几乎拿起针线都会做，而他爱穿中山服，我在村里几年看见他只穿中山服，像有文化的样子，以示他不随俗。
存新会讲普通话，永兴村人不会说普通话，他能讲普通话，显得与众不同。他最大的爱好是唱戏，他唱起晋剧或是山西梆子，嗓音嘹亮，吐字清楚，很有专业的味道。他经常坐在家门口，自拉自唱，每当我们从他旁边走过，他就提高了嗓门唱些高难度的唱腔，以此来吸引知青们对他的注意，再次显示他的与众不同。
存新看不起村里人，但他又无能力脱离这片土地，他的母亲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他曾跟我说：“我母亲没有问题，只不过集体参加了一贯道，算什么呀。”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地富反坏右的看法也在变。在村里，我的邻居解放前是地主，现在家里破破烂烂，不知是那辈子的地主。老两口非常和善，我很愿意和他们来往。那个所谓的地主大娘看见我洗头，对我说她一辈子没洗过头和澡，我问她头发脏了怎么办，她说就用梳子梳梳。
解放后，特别在所谓的“四清”后，农村对地富给以不公平的待遇，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他们，他们白干活，不给工分是家常便饭，所谓的贫下中农以此来羞辱他们，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存新就是新的一代受害人，他的存新的名字没给他带来任何新的改变，因为母亲的问题，他近三十岁还娶不上媳妇。论长相、身体、家庭人口少，父亲当工人等条件他都有优势，但没有人给他说媒，偶尔有，也是把条件差嫁不出去的女子介绍给他，他是绝对不接受的，为此他很苦闷。农村男人穷、病、丑都能娶上媳妇，但他迟迟等不到喜讯的降临。
存新满肚子的怨气、牢骚，坚持他的独来独往，每当听到远处尖声高唱的声音，就知道是他下地去或收工回来了。
我2008年回永兴，存新一家人已经远离那里了。听说存新到包头接替他父亲的工作，我为他高兴，默默祝福他，今后的日子幸福平安。
永贵
永贵在村里没有人叫他大名，全村人都叫他“老闷儿”，这是最小的孩子的意思，就像北京人管家里的小儿子叫“老儿子”，小女儿叫“老闺女”一个意思。我们跟别人说“永贵”，老乡们往往迟疑一下，立刻纠正“噢，老闷儿呀……”永贵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他中专毕业，因为身体弱，又是独生子，父母年迈没有人照顾，农村养儿防老的颠覆不破的传统让他就回村务农了，守着黄土地，守着父母，从此再没有走出永兴村。
永贵不爱说话，但一张口就透着有文化的样子，说话有板有眼说些新名词，特别是他跟知青说话，更是咬文嚼字，从不胡说八道，不说脏话，显得文明有教养，与一般农村青年确实不一样。男知青愿意和他聊天，从他那知道很多山西的风土人情，对农村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几个男生关系很好，其中有一个叫季放的男生，调回北京后，每次永贵到北京出差或者游玩，都去找季放，季放安排他们吃住。后来季放去了美国，还是永贵告诉我季放娶的妻子是台湾人，我才知道他们一直有联系。
永贵写得一手漂亮字，每逢年节、婚丧嫁娶，村里人就请他写字、写对联，他有求必应，又认真又耐心。春节时，家家大门上贴着他写的对联。他能用不同的字体写，篆书、隶书、草书，他都能写，为沉闷的村庄增添欢愉的气氛。在那贫穷单调的年月，看见他的字也算是一种艺术享受了。
爸爸从北京来村里看我，看见门上的对联，站住端详，连连说：“好字，好字！”又问：“谁写的呀？怎么这里还有人写出这么好的字？很有功力。”我带他去见永贵，永贵很不好意思，脸一阵红一阵白，难为情地说：“太丑了，太丑了，我不会写，瞎写。”永贵一向就是谦虚，真谦虚。
我跟着永贵在制种田干活半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他选了我和高波宁跟他制种，在地里劳动他从来都是离我们俩一段距离，沉默寡言，在地头休息他也是离开我们三四米远，听着我和波宁的聊天，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北京的往事，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因为我们说着北京话，永贵不会说普通话，又不愿意说永兴话与我们俩聊天，他曾几次跟我说：“我们这儿的话难听。”
一个夏天，永贵看见村里好多小姐妹叫我们俩去家里吃杏，他也不好意思地说他家有一棵老杏树，杏子很小，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杏，我们俩馋人真跟着去了他家。一进院子，他的老父亲就从地上拿起一杆非常小的秤，做出要称杏的架势，大概老人以为儿子带来买杏儿的人。永贵走到父亲身边让他把秤放下，说明我们是来耍（玩）的。他转身招呼我们，我看出他早已窘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非常尴尬。我和波宁看见此景，推辞说不吃杏，就看看。停留片刻，我们赶紧走了，下午干活时，永贵还是包了些杏给我们带到地头上。
永贵老实本分，但是个极机密（聪明的意思）的人，他知道我们有文化，听见我们的言谈知道我们看书多，头脑活跃，所以他敢跟我说些真话。一次下工往村里走，走到一块地的旁边，他跟我说：“这地，单干的时候一亩产小麦七百多斤，现在不到一百斤……”他的表情流露出向往而又不满，最终是无可奈何地低头走过去。人民公社像魔爪一样抓住每个农民的手和心，无法挣脱，只能强忍。不多时听一个女生说邻村有一个老头没有加入公社，单干呢，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等事，她言之凿凿地说真的，他就是自己养鸡养羊，种菜……我们去看了。可我更想知道他的粮食从哪儿来……
永贵模样不好看，性格内向，再加上父母老迈，早已不能下地动弹，找对象在他来说有点困难，女人都不愿嫁给他。一直拖到四十多岁，村里的热心人把同村的一个寡妇如鱼介绍给他，如鱼带着一儿、俩女嫁给永贵。婚后生活平淡，但是从永贵给我的信中流露出对家庭生活的满足，他最小的继女才五岁，善良的永贵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他写道：“小女每天在我身边跟进跟出，非常亲昵……”永贵更是教她认字算术，小女聪明伶俐，上学后学习一直优秀，最终考上西安的一所大学，但是永贵没有看见她金榜题名的那个时刻。
一儿一女陆续结婚了，都婚嫁在本村，小女儿在外上学，永贵在村委会当保管，老婆在家。
几年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了永贵的平静生活（这是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叙述的）。永贵的（继）女婿，为了多挣钱，到北京打工去了。女婿是个棒小伙，根红苗正，有文化，人能干，到北京不久就被挑选到中南海里干活，一干就是三、四年，每年春节或家里有事才匆匆回村几天。女儿独自生活，开了个理发屋。邻居有一个人常帮助她做些粗活重活，或到理发店闲坐，结果一来二去，两个人相好上了。随着日子的流逝，风言风语很快传到北京了，怒火中烧的女婿回到村里的第二天夜里就因为口角和怨恨把年轻的妻子杀了，尸体扔进一口枯井中，他连夜逃跑了。永贵家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找了几天才找到女儿的尸体，因为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便匆匆下葬了。
永贵的老婆自打女儿被杀死，哭出了病，卧床不起。市县公安局为破此案下了大力气，五六年没有结果。逃跑的女婿从此人间蒸发，亲友们即使有他的消息也绝不透露。永贵觉得女儿没有管教好，自己家有责任，劝老婆放弃追究，认倒霉了，何况为破案花了不少钱。
经过这件事永贵明白了许多，胜过他所读过的那么多书，他在电话里和信中对我说的最发自肺腑的话就是“最后悔娶了这家人”，给他这个从没污点的、要面子的老实人抹了黑，丢了人。从他的来信看出他非常苦恼、自责，很久不能排解心头的郁闷。
永兴村里亲连亲、故沾故，永贵无法释放内心的忧愁，当年插队时我在村里和他相处最长时间，我深知他是个极内向又好面子的人人夸奖的好人，他只有对我这个远离村庄的北京人说出来一些心里话。
心头的压力让永贵最终得了癌症，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远在大洋那头的高波宁。
俊丫
俊丫是在一个黑夜回到我插队的永兴村娘家的。她的风流事早在先前就传回村了。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闺女回娘家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离婚了。
俊丫和我同年出生，我到村里的时候，她也是二十岁了。但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原来她早在两年前就出嫁了。俊丫和我的房东的女儿兰也同岁，又是同学，兰上了中专，文革中回村劳动，和我们一样。但是心比天高的兰一心一意想飞出穷村，变成一只金凤凰。俊丫义无反顾地听从媒妁之言嫁了。
随着俊丫的回村，一个不需加工润色的故事在永兴盛传——俊丫招男人，而且是有价出卖肉体。一次讲好价钱（那时的所谓价钱也就是几块钱超不过十块钱），俊丫再一次卖身，完事后那个熟识的男人趁着黑暗塞给俊丫一包钱。等男人走后，俊丫兴奋地到亮光处点钱，本以为被细心的男人包着的是一把一元两元加上毛票，打开一看竟是一堆废纸，羞愤难当的她第二天当众把那个“灰鬼”男人臭骂。“卖身风波”被俊丫自己传遍全村，同时被丈夫痛打一顿而告婚姻结束。
我在村里看见人们向我指点的俊丫时，我不禁多看了她两眼。她一米七〇以上的高个子，十分匀称，正当年，充满了活力；又是少妇，乳丰臀肥，裸露的胳臂（她身着无袖衫），富有弹性，性感十足；她肤色黝黑，脸上有些雀斑，鼻子不好看，鼻孔朝前。和她见面多了，知道她是个性格开朗，直言快语的人，少女的羞涩早已不再，到多了几分少妇的妩媚，是个具有吸引力的女人。二十出头的她不算漂亮，黑红脸庞上那两只眼睛明亮有神，大概就是这两只眼睛让她自以为是勾引男人的本钱，那些在贫穷的黄土地上闲得发慌的男人们总想有机会得到他们喜欢的女人。
离了婚的她在村里抬不起头，家人不屑，惟恐天下不乱的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连儿时的女伴都避之不及。她在家里无所事事，待事态平静点，她就在院门口站站，试探着和谁能搭上话，最多就是“爪呀？”（干什么去的意思）“地儿呀？”（下地呀的意思）简单的寒暄。小媳妇们不理她，小姑娘们早已把她排除在外，她更不愿意与那些老捏捏们为伍，寂寞难耐的她发愁今后的日子。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大当婚在中国贫困的农村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村里再丑的姑娘，再穷的女子都不愁嫁不出去。俊丫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嫁。她的小闺女已经七八岁了，相亲无门的她很快把目光投向北京知青，那些白面书生的孤男们是她的首选。
书房教书的先生武同学高中毕业于北京的一所不错的中学，白皙的皮肤、高大的身材、谦和的仪态处处让俊丫心仪，可就是无法表白。一个上午小光的妈到书房找到武同学，小光妈天生一副媒婆象，油光水滑的头发活脱一个“三仙姑”。平时极少接近知青们的她“进宅”来，让人还是觉得意外，武同学知道来者不善。果然她开门见山地说：“小武，你可不小啦，有二十五啦？该娶媳妇啦，哈哈！俊丫托我来说媒，她人不错，有文化，和你能说得来，长得也不难看。别听那些人瞎说，她没什么事。对了，她说了她就跟你要一挂缝纫机，其他什么毛哔叽、灯心绒、小底孩（山西话：小底鞋，北京的一种女式布鞋）、自行车都不要。要缝纫机也是为还给前头那个男人彩礼的……”不等武同学反应，她接着说：“你要同意呢，我就告诉她家去，她全家人都喜欢你，她妹子还是你的学生呢……”小光妈三寸不烂之舌巧如弹簧，字字入耳，句句中听。武同学好容易等着有说话的机会，同样直截了当地说：“我有女朋友了，我和小美好是众所周知的，难道你装不知道，这事绝对不行，你告诉她吧！”武同学做梦都没有想到提亲提到他头上，他态度坚定地拒绝了。
媒人知道这种事情是急不得的，以后慢慢再说。谁知等到她再踏入武同学宿舍的那一天，已是人去屋空，此时此刻武同学已经坐在北京家中等待分配工作。知青返城和俊丫的改嫁一样是无法逆转的潮流。
俊丫很快地嫁到远离永兴村的兰村了。当我们再听说她的消息时，她已经是儿孙满堂的奶奶和姥姥了。
婚礼
房东儿子先明结婚，我应邀参加他的婚礼，准确地说是吃酒席，农村的婚礼重头戏就是酒席。二十岁的先明娶十八岁的贵鱼，我应该送他们礼物，但是我那时还没工作，手头只有几块钱，于是到县城的商店买了个一尺见方的镜子，两条手绢，捧着这拿不出手的礼品交给新郎。
农村的婚礼就是吃，宴请八方宾客大吃一顿，在那食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没有油水的村民就指望着谁家娶媳妇去吃饭解解馋。
我走进先明家院子时，不大的院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桌子，都是各家各户抬过来的。每张桌子旁边早已坐满了来宾，他们招呼我坐下。桌子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这才数清楚，一张桌子围坐着八个人，人挨人显得拥挤。酒席还没开始，女人们聊天打趣，男人们还是卷着“小兰花”尽管抽。
等了好一会儿，只见有人从屋子里开始往外端东西了，大家的目光同时转向那些端碗的人。不大的蓝边碗每张桌子放一个，里面盛的好像是豆腐。我还没看清楚碗里的东西就见几双筷子伸过去，眨眼工夫就见碗底了。同桌的老乡看见我没夹菜，都替我着急，教我像他们一样上菜就夹，我笑笑表示知道了。接着又端上一碗上面有肉的菜，我夹了一片肉刚放到嘴里，碗里的肉就被筷子们抢劫一空，原来只是上面一层有肉，底下全是土豆，一人就一片肉。此后再上菜都是白菜粉条豆腐之类了，再也没有肉出现了。旁边的乡亲告诉我农村的酒席是“一盘四碗”，我心想这八张嘴怎么够吃呀？不出所料五道菜瞬时就吃光了。最后上了油糕，是用胡麻油炸的黄米面的粘糕，一上油糕就意味着酒席即将结束。油糕是管饱的，随便吃，我的胃不好，不敢吃，同桌的老乡往我碗里夹了一块，我咬了一小口含在嘴里，浓郁的胡麻油味我不喜欢，半天咽不下去。老乡们都是大口吞嚼，我不敢用“大快朵颐”来形容他们吃油糕的样子，但是腮帮子确实鼓起来。油糕不算鲜美，但是他们认为是最好的食品了，多吃油糕填补那空着半截的肚子。一场简单的酒席很快结束了，大伙意犹未尽地迟迟不走，我好像没吃什么，但确实是吃了先明的新婚酒席。
婚宴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最上等的吃法了。我每年春节后从北京回到村里，都得有四、五家乡亲请我吃饭，他们拿出春节前就作好的馒头、饺子招待我，这些“佳品”已经放置了近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了，他们一般把过年做下的馒头饺子存放在没有火的屋子里，馒头干得裂着口，长满绿毛，看着就害怕；饺子的馅儿也不知道是否早已经变味，真是不敢恭维，心意领了，东西不能吃。热情的乡亲因为托我给他们从北京捎回各种稀缺物，他们一边慌忙地用搌布擦着面食上的绿毛，一边极力劝我说:“不爪、不爪（不要紧）！快吃！就是留给你的。”由此看来还是结婚酒席的食品算得上最佳了，头一天准备好的第二天吃。
我这一辈子除了参加这场婚宴，还有一场就是我自己的了。病退回到北京后我被分配到中学教书，不久我要结婚，婆婆年轻时守寡，拉扯四个年幼的孩子不能工作，日子非常拮据。我决定自己筹办婚宴，让两家人聚聚，也让很少出门的婆婆到饭店吃上一顿。我首先想到的是西单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宽敞的四合院，豁亮的大北房，正宗的川菜，我喜欢。
赫赫有名的四川饭店在1966年被“造反派”誉为“李井泉在北京的反革命据点”。那时候空穴来风的大帽子随时随地给当权派扣上，百口难辩。四川饭店是当时四川驻京办事处，院里院外被大字报大标语糊满了，“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巨幅标语随处可见，但1974年我结婚的时候它早已悄然开放了。我告诉妈妈婚宴在四川饭店举办，妈妈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二十块钱。妈妈说：“别太寒酸了。”我说：“够了。”一辈子不理家政的妈妈把钱交给我，不管了。我那时候工资是三十七块钱，我无法掏出酒席的钱，否则这个月该捉襟见肘挨饿了，丈夫家同样拿不出二十元，我只好向文革中被扣发工资每个月只发二十五元生活费而前不久刚恢复全工资的妈妈开口。
我头一天一个人到了四川饭店定座位、定菜单，饭店里空无一人，一个服务员看见我便迎出来。知道了我的来意，她说平时很少人来吃饭，不订位也没关系，我既然来了就定下一个靠窗户的大圆桌。女服务员拿给我菜单，我没怎么看就说出饭店的特色菜“干煸牛肉丝”“鱼香肉丝”“干烧黄鱼”……一口气点了七、八个菜。我不好意思地对服务员说：“我要的菜别超过二十块钱。”服务员看了看说：“差不多了，不够来了再说。”我放心地走出来，我边走边盘算着我自己再买一瓶葡萄酒，这样酒席就全了。
第二天晚上大家下班后陆续来到饭店，我穿着插队时的蓝制服，只是把辫子剪了，真正的素面朝天走进饭店。两家一共十个人。饭店照样冷冷清清，婆婆说着一口山西话，我的爸妈听不懂，我又得充当翻译又要找话寒暄，匆匆吃完饭，结账时发现二十块钱还找了我一块多钱。
我所在学校的同事为我们俩结婚凑了二十二块钱，每个人出两毛钱份子。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们结婚大伙凑的钱是最多的一次。大家责成冯老师去选购礼品，一两天的工夫冯老师就把礼品送到我家，她笑呵呵地告诉我买了一条晴纶毯子，十九块钱，剩下的钱买了一个脸盆，接着递给我一个小纸包说里面是剩的几毛钱。我感动得说不出话，虽然从小过着富足的生活，睡着席梦思床，盖着鸭绒被，但是同事送的礼物非同寻常，那张毯子伴随我度过二十二年。
此后几十年我没有参加任何人的婚礼，我们双方的弟妹结婚都没有举办婚礼，亲戚的孩子结婚也都没有办婚宴，更没有邀请我们。
一天晚上我在网上浏览着，发现右下角MSN蓝色小框在闪动，是儿子有话说，我点开看到五个字“我们结婚了”，我立刻回复“祝贺你们”，比他省略了一个字。过了几天我留言给他们，意思是给儿媳妇钱买几件衣服，儿媳妇回答“不用！”更简洁的两个字。十几个字的“婚事”就这样解决了。我理所当然地没有声张，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弄不明白满世界告知为了什么？也许我太不从众了。
婚丧嫁娶如同自然界突下一场雨，忽刮一阵风，也许雨后出现彩虹，也许风后花朵更鲜艳，不需要添加色彩，由它去。
回复小白脸：
我们的房东应该是我们插队前两年为儿子结婚盖了新房，我们是1968年进村，她的儿子才16岁，就准备好房子了。房东老汉是生产队放羊的，一年到头在山上放羊，大概挣的工分多些，其实房子是新的，屋里除了炕什么也没有。
美妞又不好意思地说：“盐姐，我们玉西人不会说谢谢。”我有点好奇问：“那表示感谢说什么呢？”她说：“不说什么。”我说：“怎么这样？”她又补充说：“就说个不用了、不用了，喝口水吧，抽颗烟……”
我有个问题：您刚插队时，房东的家“五间簇新的北房”是怎么盖的？我1975年去未来岳父的乡下家求婚时，他家真是一贫如洗。
她的题目好像还应该更直白一点，《所有的苦难都是自找的》，不知那些文革心身俱残的过来人，还有那些遭遇飞来横祸，无妄之灾的人，作何感想。反正文学城最多的就是永远似少女的中老年大妈，永远要装天真的瞪着“不谙世事”的老眼附这和那。
她的题目好像还应该更直白一点，《所有的苦难都是自找的》，不知那些文革心身俱残的过来人，还有那些遭遇飞来横祸，无妄之灾的人，作何感想。反正文学城最多的就是永远似少女的中老年大妈，永远要装天真的瞪着“不谙世事”的老眼附这和那。
她的题目好像还应该更直白一点，《所有的苦难都是自找的》，不知那些文革心身俱残的过来人，还有那些遭遇飞来横祸，无妄之灾的人，作何感想。反正文学城最多的就是永远似少女的中老年大妈，永远要装天真的瞪着“不谙世事”的老眼附这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