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们家——文革来了
按兵不动
文革来了。
文革本是毛泽东借文化之名，假群众之手，发起的党内大清洗运动。六亿人民没有一个人知道上面怎么了，要干什么，却像患了失心疯般狂热地投入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爸爸那些在安阳四清的干部突然接到“命令”撤回北京。此时文革“烈火”已经点燃。全国上下开始陷入混乱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算文明，没有打人、“坐飞机”、唱“嚎歌”、挂黑牌之类的刑罚，除了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突然闯来搅和一下外，基本上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批判出版工作中的“资产阶级黑线”。
积十几年之经验，对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爸爸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他文革中的日记和以前以后的都不一样，不加评论不谈感想，只是谨慎地记录了每天的活动，还有批判会发言的摘要。我发现其中有两处记载了对他的批判，一个积极分子赵某侯在批判楼适夷的会上矛头指向爸爸：“刘辽逸四清回来已经好多天了，揭得很少，还说‘还要想一想’，就是‘还要等一等’的意思……，阶级敌人如此猖狂，难道我们还能等吗？”过了几天还是这位积极分子又在会上批判：“刘辽逸、许磊然运动开始按兵不动。……”这回爸爸沉不住气了，在日记中驳斥道：“真的按兵不动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是赵不认识，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的样子。”
“按兵不动”——是爸爸在文革中的表现，和我了解的他很一致。当时我对他的态度不以为然，几十年后再看，会心一笑。其实他也迷惑得很，不知道该批些什么，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对楼（适夷）的问题想不出关键问题？”只好找自己的原因：“由于自己思想上也有黑线，看不出对方的黑线。（也因为）没有和他共同制定什么大政方针。”
爸爸不过是一般职员，跟着喊喊口号的那种（当年拒绝从政当官真是明智！）。当然他得写大字报，按照工作组的部署，每人或两个人分一个题目，有组织有系统地批判社领导。我曾经去出版社看过大字报。内容多是空话，没看进去多少，倒是为大字报上漂亮的书法所倾倒，尽是有名的文化人所写。尽管是大字报，揭发批判或自我认罪，字写得绝不苟且，楷书行书甚至草书，琳琅满目，简直可以开一个书法展览会。看着与大字报火爆内容不相协调的优美书法，暗想，这些文人即使什么都保不住了，字总是夺不去的。又想，若把这些大字报收集起来带回家去，多么难得的财富，可惜不到一天就被覆盖，之后都变为一堆垃圾。
上班随大流，周末照常去公共场所下棋，爸爸要不然就是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不然就是心怀异议。六七月的一天我和他去文化宫看文艺表演，节目基本上是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套路，还可以看得下去。演出还没结束，冲上来一群穿黄军装的年轻人，坚定地甩动胳臂，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唱着“造反，砸烂，滚他妈的蛋”一类的歌曲。看得我热血沸腾。只见爸爸站起来离席，愤愤地说：“这是什么东西，简直胡闹！简直胡闹！”那时我心里对他是多么失望啊。
运动越搞越糊涂，群众开始分成派别，为一些永远不可能说清的事情争论不休。人人都以为自己明白，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到底何在。群众们自发结合组成“战斗组”，冠以一个响亮的名字，均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宗旨批判另一派。批判的武器最后发展为武器的批判，全国人民卷入了一场为时三年的真刀真枪的大内战。幸而出版社是文人堆，秀才们只擅长打打嘴仗。爸爸也参加了一个叫“长缨”（取自毛泽东诗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战斗队的名字均以取自毛泽东诗词中的一个词汇为时尚）的战斗组。他还是经过了一番考察的呢，觉得此战斗组言之有物，并非胡搅蛮缠之辈。滑稽的是，一天之后爸爸回家，苦笑道：“我被‘长缨’开除了。因为对立的组织贴大字报说‘长缨’网罗叛徒刘辽逸，他们为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性’，宣布把我开除。”此事并没在爸爸心中泛起任何涟漪，自运动一开始，他就是被动的，被裹挟着走。不参加倒清闲。所谓“叛徒”问题，就是一九三九年出狱时的登报声明。爸爸做过无数次交代，早就有了结论，早已麻木不仁，随别人怎么说吧，就当是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孩子们哈哈一笑，喊一声：“小爸子，真可怜！”
焚琴煮鹤
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八月十八号是个信号，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的袖章。林彪在大会上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在毛泽东支持下成立的为达其目的而冲锋陷阵的组织——立即走上街头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冲进机关学校商店饭馆寺庙教堂和私人住所，摧毁一切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东西。而《人民日报》在八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社论《好得很！》更为红卫兵的疯狂举动推波助澜。
我们家的孩子属于“黑九类”之列，与红卫兵无缘，但是我们仍然是要革命的青少年，要紧跟毛主席，要积极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自觉地破自己家里的四旧。几大书柜俄文书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我和妹妹把它们统统从书架上卸下来，一本本地撕掉封面的硬壳，里面的纸芯准备去卖废纸或者烧毁。爸爸下班回家看见他心爱的俄文书皮肉分家地堆在地上，极为少见地大发脾气，跺脚喊道：“有用的，都是有用的！”急急忙忙捡起来，吹吹这本，掸掸那本，收走了。我不懂俄文，不知我们毁掉的是些什么书，心里觉得爸爸不革命，但也不敢太造次了。如此俄文书保留下了大部分，多是些第一版的珍品，可以上溯到三十年代。爸爸去世后全都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保姆阿巧更积极，她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只是是护主心切，怕我家遭难。她把家里北房外廊柱上的木刻楹联卸下劈了当柴烧（被烧掉的木楹联写的是：“东鲁雅言诗书执礼，西京明诏孝弟力田”）；把堂屋墙上的四幅“春夏秋冬”的湘绣屏条剪成条条缕缕；把爸爸书房于右任书的中堂扯下撕碎；把爸爸最心爱的河南梆子和苏联歌曲唱片一张张砸成碎片。这还不够，又在院子的一角盘了一个灶，没日没夜地烧书，直到引起街道居委会的怀疑，上门来查问才作罢。
好了，即使如此自己造自己的反，还是躲不开红卫兵来造反。家里来了几拨红卫兵，书的劫难终究躲不过去。爸爸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语气十分谨慎地记载：“女十一中红卫兵帮助我们整理书籍及其他东西。当晚美院附中的红卫兵来拉洋书旧书，我家一部分有毒素的书被拉走。书籍很多，还要继续清理。”
女十一中是妹妹的学校。美院附中就在我们胡同口，负责破我们这一片街道的“四旧”。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各自只来了一趟，没有再回来，我们家只有书，什么四旧和贵重的东西也没有，不过这一趟他们已经是大有斩获。我记得那个领头的美院附中红卫兵把脸贴在书柜前，推推眼镜，两眼放光，说：“我倒要领教领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怎样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他们把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帮助整理”完，再一“拉走”，足够他们领教的了。我的一个在美院附中上学的好朋友告诉我，学校的四楼一个有天窗的大画室里，堆积着抄来的书和画册，红卫兵可以随意出入，好书都归为己有，特别是画册。朋友说，你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双眼睛从天窗往下看，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满地是打开的画册，红卫兵们趴跪在地上挥舞剪刀，正在抢着搜剪有参考价值的画页。
造反还不忘专业，我倒觉得这样的学生坏不到哪里去。
家中少数书籍虎口余生，但也不敢摆在台面上了。那阵到我家去看看吧，书柜里还是满满的，都是马恩列斯毛及形形色色的革命书籍，面孔肃穆，让人无话可说。
房子也没了。红卫兵一纸通令，私房一律交公。我们的四合院毫无例外变成了公房。既是公房，公家有权处置，又安插了几家人进来。我们全家挤进了北屋。
阿巧文革一开始就惊呼：“共产党要共产了！”真叫她说着了。
表婶之死
比起喋血杀人来说，上述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亲口对一个女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之后宋彬彬变成“宋要武”。红卫兵在“要武”精神的鼓励下变成了血腥、酷刑、杀人不眨眼等等罪孽的代名词。“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响彻北京。文明的北京古城中最优秀的中学师大女附中首先开创打死校长的先例后，打死人的事件天天都在发生，红卫兵的暴行已经刹不住车了，中国正在变成血腥的屠场。
我正在北京师院附中当语文课实习教员。师院附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是附近各军区大院的子弟。高干子弟已经疯狂，而军人的子弟更其恐怖。他们打起人来如同他们的父兄，不要命。他们把校长艾友兰打得遍体鳞伤，教导主任赵幼侠打得近于精神失常，老一些的教员也都遭到毒打。最后打人打得失控了，一个女老师被残酷地打死了，几年以后我才震惊地发现她竟是我们刘家的亲戚。
她叫喻瑞芬，中国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北京师院附中教生物课。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取消了教书的资格，留在生物实验室里打杂。我在学校中见到她时最多点个头，从来没说过话，更不知道她和我家有什么关系。
一天晚上，牛鬼蛇神照例排着队唱“嚎歌”。这是牛鬼蛇神们一早一晚必经的仪式，就像革命群众的“早请示晚汇报”一样。喻老师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她唯一的罪名是“右派”。一群红卫兵拿着皮带监督，突然有人说，喻胖子把“我对人民有罪”唱成了“人民对我有罪”，于是皮带棍棒齐上。像这样的毒打，喻老师已经挨了不知多少次了。她很胖，胖人在中国被认为是养尊处优的象征，总是比别人遭到更多的侮辱（我从小就很胖，深深体会到国人对胖人的歧视和仇恨。我后来也差点被打死，胖必是其中一个原因）。
喻老师是如何被打死的，我没有看到。某个雨过天晴的日子，红卫兵把全体老师都轰到外面，“去看牛鬼蛇神的下场”。在后操场的沙坑里我们看到了喻老师。她的尸体横卧着，头埋在沙坑积蓄的雨水中，身子在外，赤脚肿胀，满身瘀青，惨不忍睹。每个老师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慑，吓得一声不敢吭。
几十年后，我在澳洲读了一本书叫《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开放杂志出版社 2004年5月），竟发现在第四百六十一页详细地记载了喻老师的死：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红卫兵把她从家里抓到学校，把她剃光了头。师范学院附中的老教师比较多。当时，已经有50名老师和职员被列入学校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先后遭到毒打和侮辱。
一群红卫兵涌到生物教研室的办公室里，喻瑞芬缩到墙角。红卫兵过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红卫兵就提起她的两条腿，把她从办公室里拖出来，拖出楼道，拖到楼门口。
生物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口有一个水泥台阶。目击者说，红卫兵学生倒提着喻瑞芬的两条腿下台阶的时候，她的头就在一层层水泥台阶上咯咯地碰撞。喻瑞芬被拖到楼外后不久，就昏迷了。有一个红卫兵到学校开水房提来一桶开水，浇在她的头上，脸上和身上。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折磨，她死了。
……
红卫兵学生把喻瑞芬的尸体放在学校的后操场上。天气很热。苍蝇很快就飞来尸体上面。有人拿来一个草席，把尸体盖上。有红卫兵学生把‘专政队’的人召集来，指着喻瑞芬的尸体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然后，红卫兵拿着皮鞭命令‘专政队’里的老师围绕着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尸体。喻瑞芬的尸体已经被沸水浇烫过，一打皮肉就碎了。”
王友琴在写此书时访问了成千上万个亲历者、见证者和死者家属，材料应是翔实可靠的。后来我又从一个杂志中得知，师院附中的一个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逼迫喻瑞芬沿着操场跑圈，当她跑不动时，就拿军用武装带抽她，直到她倒毙……（《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总之，杀人嗜血，红卫兵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现在，我很难对红卫兵做到理解和宽容，因此在这里记上一笔：师院附中女生中打人最狠的是以初二的X超英为首一群女红卫兵，那个女孩子纤细端正，却凶狠疯张，老师们视之为女魔头，见了她都心有余悸地绕道而行。男生中则是以初二的一个叫X四野的为首，他差一点把我打死（我那年仅仅十九岁！），只是为了取乐。他满脸横肉，满眼凶光，看你的时候，让你觉得那不是人的而是某种兽类的目光。
大约在八十年代初，喻老师死后十五年，安徽老家来了一位年轻人住在我家，称我爸爸为大伯。他是为了她母亲平反的事情而来，还希望能接替母亲的工作。说起如此这般，我才大吃一惊地知道他的母亲就是喻瑞芬老师，我们刘家的亲戚——我爸爸表弟的老婆，我应该称她表婶。
这个表婶和我们家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爷爷哥儿仨上头还有一个大姐，即我爸爸的姑姑，我的大姑奶奶。后人对她的事情知之甚少，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了。族谱上只有“女”一字。她早年嫁入吴家。吴家为小地主，老实忠厚。大姑奶奶为吴家生了五个孩子。第五个儿子吴孜后来当了国民党宪兵，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枪毙。他的老婆就是喻瑞芬（丈夫死后，她又再嫁），而我亲眼看到了她的惨死。
后来爸爸帮助喻老师的儿女在安徽找到了工作。
疼在爸爸心上
文革开始之初，我们这些孩子还年轻，历史还是一清二白，但是我们的状况都不乐观。我们所有的遭遇都和爸爸有关，准确说是和他的父亲有关。这是爸爸最大的疼，是疼在心上的。
当我像傻瓜一样，举双手赞成并全身心投入文化革命，却迅雷不及掩耳地被人革了命。老师就是学生的革命对象，十九岁的我也不能幸免。学校里搞人事或者搞共青团的干部为了保护自己，抛出了老师们的人事档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已经从“职员”变成了“反动地主”。我背上了“隐瞒家庭出身”的罪名。
我常被学生辱骂，推搡，这倒也罢了，斗争还在升级。
六月学校去农村夏收。学生们横眉立目地监视着我，防止我“搞阶级破坏”，不过他们抓不到把柄，我埋头干农活，得到农民的夸赞。轮到我们班帮厨那天，我拿起菜来要洗，学生厉声说：“你放下！”拿起菜刀切菜，“你放下！”拿起面团包包子，“你放下！”一切入口的东西都不让我碰。几个学生像防贼一样盯着我，眼锋像刀子一样尖利。大师傅也用一种奇特的目光看我。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十分委屈，只好扫扫地擦擦桌子，实在没事就打苍蝇。
哪知回到学校，谩骂和侮辱的大字报已经在等着我，初中小孩更是对我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弄得我晕头转向。看了大字报上的内容才知道竟是如此荒诞无稽，说我在乡下帮厨时把马粪和捉到的苍蝇放到学生的饭菜里，毒害革命学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我的“反革命罪行”立即在学校引起“公愤”，遭到学生批斗和打骂。
我回家说了此事，爸爸万分心疼，说：“学校肯定有问题。”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市委和师院工作组，要求制止学生打老师的行为，信中说：
“请赶快制止师院附中打人现象
师院工作组负责同志：附中的革命运动自六月一日开展以来，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形势是好的。
但据了解，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打人现象现在仍然一再发生。运动刚开始革命左派激于义愤，打个把黑帮分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组到附中已经二十多天，打人现象仍在继续，这样坏人就可能乘机捣乱。坏人打着红旗搞混战一场的阴谋，利用学生没有斗争经验，挑拨左派革命学生殴打一些中间的，或一时被黑线蒙蔽的老师，或一时还没有站稳立场的老师。这样不分敌我友地乱打一阵，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是迅速制止这种现象，赶快加强附中运动的领导的时候了。引导学生进行说理斗争，不然会给运动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1９６６年６月”
我一直不知道爸爸曾写过这么一封信，只是在他去世后从他的信件草稿中发现。看到爸爸焦虑的话语，我唏嘘不已。我能体会，他想到女儿受到侮辱时心如锥刺。他的信件在当时必然是石沉大海，但即便是一粒小石子，他也要投入沧海，力图激起一些浪花。
这才是文革刚刚开始，还没有到疯狂嗜血的“红八月”。爸爸不知道更残酷的暴行在等着我。
无寿无疆
我相信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竭力跟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改造自己。爸爸对我在文革中的表现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从姐姐海燕的嘴里得知，他对我是有怨言的。海燕每次和我吵架就要数落我的“极左”，理由是文革带着红卫兵来家里抄家。此事我一直不愿意提起也不想解释，她更以为我是默认了。爸爸去世后那几天，她的心情和身体非常不好，情绪几乎失控，为一点小事又大发雷霆，站在大街上对我破口大骂，又是抄家的事。她说，爸爸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我听了半天无语，带人去抄家的事是有的，但是抄家的前因后果哪里是一句话能说明白呢？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厄运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那天妈妈起草了一份大字报稿让我抄写。内容是我们的房屋已经交公。我家有三千元存款，存折已经交给单位领导，由银行冻结。再表示一下彻底革命的决心。大字报就贴在廊檐下花房的玻璃上，为的是让邻居、街道积极分子或任何闯进来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写好了以后就贴出去了，忘记检查，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在结尾三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我出了一个笔误，写的是“祝毛主席无寿无疆”（写至此时，电脑自作聪明地排出了“祝毛主席无首乌江”几个字，真反动！再一想，当时若真如此，还有文革这一劫难吗）。
当住在西屋的街道积极分子贵子妈指出了这个错误，我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在红色恐怖漫天笼罩的时期，写错这么一个关键的字是可以送命的，不仅我一个，而且全家的命都可能送掉。这样的事在文革中屡屡发生。写错字的人被当作反革命活活打死，甚至连一个八岁的小孩都不能幸免。那年月很多人都犯“无寿无疆”这个错误，不奇怪，笔头总是跟不上心中默念的词语，要写“万”时，已经默念到“无”，下意识地就写下来了。问题是红卫兵绝不会认为你是写错字，而认定你是恶毒诅咒伟大领袖毛泽东。
家里人围着这张大字报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把大字报撕了吧，绝不能，自从毛泽东说“大字报好得很”，只要大字报一贴在墙上，无论谁写的，就如同圣旨上了墙，谁敢撕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加一等。
我立即写了一份检讨和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贴在旁边，但对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又该怎么办呢？居委会主任王大爷得到消息赶了过来。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平日对我家不错。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他也不敢作主。因为落款是我妈妈的名字，王大爷就报告了妇联。当时妈妈正在上班，领导告诉她说，你家出了事，你女儿写了反革命大字报。妈妈立刻回家，妇联也跟来了两个领导，他们的处理意见是，让我自己向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报告。听到这个决定真如五雷轰顶，怕就怕师院附中的学生知道。他们刚刚打死了生物老师喻瑞芬和数学老师田钦的弟弟。在校外他们还打死了一个粮食学校的“狗崽子”。现在正抡着大皮带在社会上到处抄家打人呢。可是不报告又不行，如果妇联和师院附中互相通气呢？妇联的极“左”分子王某是个中层领导，正在不依不饶地把妈妈往叛徒特务方面打。而她的女儿就在师院附中上高一，永远是一脸杀气腾腾，对我尤为仇视，一见我面就双目喷火。
全家人坐立不安地度过了一晚上，我一宿简直没法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战战兢兢地返回学校，心情如同自行押赴刑场，我想今天我肯定没命了。
万幸啊万幸，红卫兵中最凶狠的那一帮都外出抄家去了，红卫兵总部里只留了几个对打人抄家不是那么热心的学生。为首的高中学生是民航局长旷任农的儿子，大高个子。文革前这孩子的穿着不象一般的干部子弟那样朴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穿一件天蓝色的开丝米毛衣、米色咔叽裤在篮球场上驰骋。上篮的姿势帅得很，疾跑三步，跃起，展腹，投篮。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公子哥儿类型的人。文革中也未见他在整人的行列中出现过，很是低调。我颤声向他汇报了“反革命大字报”的事件。旷公子没有对我吹胡子瞪眼，只是面无表情地对其他人说：“走，去看看。”
一帮人骑着自行车由我带路到了我家，随便瞭了一眼大字报，也没说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抄家。旷公子打开衣柜，一眼看见了妈妈的德国照相机，拿起来：“嗬，还是莱卡的。”把玩了一会儿，说：“这个得带走。”又翻出妈妈的皮大衣，说：“这个得拿走。”除了这两件东西像点样，家里还真找不出什么亮眼的东西。正在翻着，王主任来了，是阿巧急急忙忙把他找来的，问他们：“你们是哪的？”他们回答：“师院附中的。怎么啦？”王主任说：“我们这里的抄家不归你们管。你们回去吧，我会通知我们这片的学校来抄家的。”旷公子那帮人也老实，说：“那叫我们来干吗？”放下东西，悻悻地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场灾难算是躲过去了。
这就是所谓“带人抄家”的全过程。爸爸在上班，具体过程他不清楚，回家只听阿巧汇报海鸥带人来抄家了。
“四野”们
第二天到学校我还是战战兢兢，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红卫兵来围剿，也没有贴我的大字报。心里暗喜，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那么简单。
下午我回家的时候，经过校园门口的花坛。花坛边上坐着一圈初中的红卫兵，其中一个人勾起一个手指头把我叫过去，这是打人最疯狂的初二学生X四野。听听这名字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打过仗的军人，而且是对军旅生活特别留恋的人。那时候我对军干子弟是很恐惧的，他们打起人来如他们的父兄，不要命。这个X四野文革前是学习纪律都特别差，混蛮不讲理，无法无天的问题学生。在教研室经常听到老师和班主任对他的抱怨。文革中他更是肆无忌惮，打人如同恶魔。由于残忍那张脸都变了形，满脸横肉，满眼凶光，看你的时候，让你觉得那不是人的而是某种兽类的目光。老师人人见了都害怕，绕道走。他见了我总是恶狠狠地瞪着我，像要吃人，并且一定要因为我的胖辱骂几声。
此时他勾起一个手指头把我叫到跟前，问：“听说你写了反动标语？”我答：“那是笔误。”他一下子蹿起来：“你竟敢狡辩！你什么出身？”我答：“职员。”“问你爷爷呢！”那阵人们的出身要从爷爷算起。我老老实实地答：“地主。”（我当时对爷爷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国军将领，真的以为他就是农村一个土地主）一个巴掌向我脸上抡上来，“你这个反动地主的狗崽子，竟敢隐瞒出身，看我不打死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嘴巴子，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眼冒金星。又一个巴掌扇过来，我的头发披散在脸上。我不说话也没吭声。我的沉默惹起他更大的火来，他抄起一把铁锹（我现在总想不明白他手边哪来的铁锹呢？）照着我浑身乱打。我没有躲闪，只是本能地背转身，避免他打着我的前身。我自始至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哼。他越打越上火，铁锹暴风骤雨般落在背上臀上腿上。“咔嚓，哐啷啷啷”铁锹铲飞出去，铁锹把竟然被打断了。X四野抡起剩下那截铁锹把，劈头盖脸朝我头上打来。似乎还有人一起打，我已经蒙头转向看不清了，但我尽量地保持平衡，我知道一倒下，那帮人将蜂拥而上，就像野兽扑斗猎物一样，我的命就没了。
命不该我死，正当我趔趔趄趄快要招架不住，救星过来了。一个高二的学生经过此地，他名叫X二七（大名隐），“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分好几派）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可能觉得过份，走过来一把揽起X四野的肩膀，称兄道弟地把他带走了。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嘴里骂骂咧咧的，也就无趣地散开了。
我推着自行车离开校园，自行车扶手上挂着毛主席像。那时候每个人的车把上都有那么一幅像，意思是由毛主席给我们把握方向。我做得非常精巧，把毛主席的彩色照片装在一个小镜框里，又在扶手上做了一个支架，支撑着镜框。这个装置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叹和羡慕，有些学生还让我为他们也做一个呢。忍着疼痛骑上了车，麻木地行进着，毛主席为我指引着道路……我这才流下了眼泪。
回到家我的脸已经青肿，妈妈惊奇地问：“脸怎么了。”我说：“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栽到路边的灌木丛里了。”妈妈心疼地责怪：“怎么那么不小心呀，命都会没的！”晚上洗澡时看见胳臂上背上屁股上腿上全都是青紫瘀血。尽管是盛夏溽暑，我只能穿着长袖衣裤，生怕爸爸妈妈看见。
一想起这桩事，我对X二七充满感激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不久军队里也搞起文化革命，他的父亲军中某司令部高级将领被揪斗后，据说是跳楼“自杀”（文革中很多“自杀”是“被自杀”，故打引号）。这以后他的面色苍白阴沉，一脸孤傲，很多干部子弟在家庭失势后，都变成这个样子。
几十年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挨打的事情，我觉得是自己的耻辱。耻辱不在于写了“反动大字报”，而是被人殴打——如此地想革命，却遭到“革命派”的无情殴打——莫大的讽刺啊！
事件发生的时候海燕在新疆，根本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回京以后听见爸爸或阿巧说了几句，便对我抱有如此成见，以至几十年后还在清算我的“罪行”。我不能再忍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海燕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眼泪哗哗地流在信纸上。
海燕看完信后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不久她就因为恶疾去世了，在她走之前总算澄清了一个问题，少带了一点对我的怨恨离开这个世界。可是爸爸那里，我永远也没法对他说清了。
真庆幸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也希望有生之年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