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工作过的两个政治教研室 刘海鸥
话说我生了“二胎“后，被《红旗》杂志社开除，退回北大重新分配。北大却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每次去问，得到的必是带着讽刺微笑的回答：“不是我们不分配，你犯那么大的错误，连中直机关都要求严肃处理，还有哪个单位敢要你！”有时遇见我系研究生中唯二没分配的另一位，我们只能相视苦笑。他的“错误”比我的“光荣”，是在上面政改的尝试中响应号召参加了竞选。和他相比我总觉得有些惭愧。
一天，分配办公室终于打电话约我见面。一进门，管分配的老师把一封信摔在桌上，愤愤道：“你家弟弟刘克阳写了告状信，把我们告到了北大党委和教育部！”哈哈，不是只有弟弟敢写信，妹妹也能写。我这个可爱的妹妹呀，只要你有困难，她必出手帮忙，但是这次可能要帮倒忙了。果然他没好气地说：“现在有一个地方要人——X学院政治课教研室。”
我们那届研究生是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除了留校的都分到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政策办公室一类的中央级大单位。这个X学院60年代建校，隶属北京市，一般本科毕业生当政治教员足矣。明显这是对那封信的报复，但是我并不在乎去哪儿，我急需工作。我已经在克阳的分司厅中学做临时工几个月，既然每月挣31块钱的临时工我都干，这个工作有何不可？
等真正去学校报到我才领会到北大分配办公室的用心——我知道那学校远，但不知道是那么远。我家体院在海淀区的西北角，而那所学校在京郊的东南角，北京话说“大吊角”，上班要换四趟车，下车还要沿着一条泛着怪味的河沟，穿过一片垃圾场走十分钟以上才到。上班一趟就要两个多小时（碰上雨雪半天也到不了学校），一天在路上就要耗费五个小时。你不是告状吗？给你点颜色看看！
这个学校有规定，任何分配来的公共课教师到校第一年先要当铺导员，坐班。和我一起当辅导员的还有两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很不满意这种安排，一个每天写些小文章给晚报投稿，一个看小说。我呢，可不能白白地浪费一年的时间无所作为，我埋头阅读西方现代哲学家们的著作，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做笔记。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已经存在几十年而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思想概念。
看书累了也和那两个毕业生聊聊天，隔壁办公室的辅导员也常过来打发无聊时间。其中一个和我成为好朋友，不断向我讨教和男友交往的经验。她困惑地问我，男友和她上公园，就给她买了一根小豆冰棍，他对她到底有意思没意思呢。真是让我难以回答。
辅导员工作只能在学生放学后的时间做，还不一定找得到人，而这时也是该下班的时间了。一年里我只记得和学生干部开过一次班委会，和学生植树一次。不管怎样，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也很愉快。
一年后我终于可以到政治教研室教书了。其实多数学校都称之为“马列主义教研室”。我记不清这个学校的教研室是叫“马列”还是“政治”。呆了几年，我觉得教研室很政治，就叫政治教研室吧。
一到政治教研室，迎头一个下马威。室主任告知我：“你的职称是助教，一切待遇按助教处理，两年之内没有资格参加讲师评选。”按高教部规定，研究生毕业就是讲师资格，而我不能作为讲师的原因十分滑稽——“因为你没有大学本科学历，能当助教已经是特殊优待了”。就是说，我在读硕期间完成的所有本科学业不算数，硕士的学历更是忽略不计，充其量我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没有争辩，十分理解：记了大过的人哪那么轻易就给你讲师当呢？
助教必须坐班，在办公室老老实实呆着，甚至午休时间都不允许离校。初到时不懂这条规矩，一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中午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回来就挨了哲学组长狠狠一顿批评，我仿佛又回到了幼儿园。至今我也不明白中午为什么不能离开学校，是不是只针对我一个人。
哲学组有六七个人，组长秦某，思想僵化，自己没有主意，唯主任马首是瞻。一去就听说他是博古的侄子，我感觉当年若是这位秦某领导中国革命，革命损失可能更其严重。
组里的两根支柱是两个近五十岁的老太太，没说两句话，已经从她们的言谈话语中知道一位是干部夫人。一位是军官夫人。她们似乎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家常话，比如家在哪啊，谁给看你的二胎啊。我不知其深浅，仅仅简短回答几个字，后来才知二位确实不简单。
有一个男青年，工农兵学员毕业，特别要求进步的样子，我在的那两年竟然不和我说一句话。若干年后我在悉尼的一个餐馆吃饭，端菜出来的竟是他，我很高兴地和他打招呼，他尴尴尬尬地应付了一声，隐进厨房。
还有一个年轻女老师，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只有她一个人和我不错。每天下班我们一起穿过长长的荒地去赶汽车，她一一介绍教研室老师的轶事，琐琐碎碎的记不住了，只记得说一个党史老师讲课特别投入，讲起某战役能从讲台上冲到教室后面，又从后面冲上讲台；讲起某次路线的失败，在课堂上竟然号啕大哭，把学生看得一愣一愣的。除此之外这个女老师一肚子牢骚，说这里只看谁的背景硬，她没有后台，没有人看得起她。我想她说的可能是真的，因为她在组里确实没有地位。
作为一个助教，对我讲课的要求很严格——由一位老教师（就是那位军官太太）“传帮带”。每年只能试讲少量的课。讲课的内容要全部写在讲稿上，一个标点都不可错过。讲稿要在全组传阅，再进行试讲，全组讨论提意见通过后才能教课。正式上课时每一字句都要按照讲稿讲，不得任意加减内容。
其实教科书的内容我早已经烂熟于心。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地位有所提高，文凭成为人的价值的重要标志，文革十年荒废了学业又因各种原因不能上大学的有志青年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成人大学。为了补贴家用，我几乎每晚都在各区的夜校教书（夜校的授课费不多，一节课也就1块钱左右，一个月好歹可得十几元的外快）。哲学课程我已脱稿讲得行云流水，但是我还是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在稿纸上写好讲稿，课堂上一本正经地看着讲稿照本宣科。
每周有两个下午，哲学组要派老师到与学院相关的单位给职工上课，这个差事没人愿意干，耽误下班时间，也没补助，于是就派我去，我二话不说，去！
新学期开始，军官太太私下找我说，这学期她有事，她的课全都交给我上。我说，这恐怕不合适吧，学校规定助教授课只能占总量的20%，您是不是先和领导商量一下？军官太太气坏了，跑到主任那里告了我一状。
一天秦组长通知我去主任办公室。我敲门进去后，主任眼皮子都不抬，在桌上翻来翻去，好像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我站在门口等了几分钟，见没有反应，便客气地对主任说：“主任，您先忙，我等会儿再来。”转身离去。主任本来是想把严肃气氛拉满，却嘬了瘪子，只好自己把我追了回来。
主任开门见山：“根据群众的反映，提醒你以下几点：第一，要尊重老教师，在小组里要多做事情。第二，要遵守学校制度，不要迟到早退。第三，不该讲的不要讲，注意影响，要记住你是搞马列的。不要到处散布自己家远，更不要到处宣传自己二胎的事。”
我瞠目，我已经非常注意夹着尾巴做人了，仍想不到我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有人做了曲解后层层汇报到教研室主任处，这些莫须有的事情我必须说清楚！我说：“第一，我没有同意某老师私下让我替她上课的要求，这并非不尊重她，如果教研室作出正式安排，我绝对服从。至于组里有什么事，尽管分配给我，我一定会做好的。第二，我没有违反过学校的制度，迟到确实有过一次，那天下大雪，公交车走不动，我无法控制。早退从来没有过，只是每星期两次下午要到外面讲课，这你们都是知道的。我必须要早点走，而回家比平日还要晚。第三，我没有跟人抱怨过家远，既然我同意到这个学校上班，就已经接受了离家远的事实，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唯一有关的对话是有人问我家住哪，我回答体院。远不远是他们自己的判断。至于二胎问题，在我来学校之前就已经尽人皆知，不需要我宣传。我唯一一次谈到二孩，也是组里有人关切地问我二孩谁来看，我回答农村的老太太。我对此并无怨言，因为我家老大就是这个老太太带大的，我很满意。”
所有指责都落空，教研室主任气得脸色铁青，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挥手，“走吧。”
在当天的日记上，我记录了这场谈话，结论道：“如果给领导一词以现时代所特有的内涵，室主任可谓一个极为称职的领导，但绝不是学者。”“秦组长和老太太们的笑脸背后是监视和歪曲事实的汇报。难怪人们那么害怕搞政治的人。”
在这种氛围中生活，我一天也没快乐过。
1983年的3月份，中央忽然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所谓精神污染，在理论界是指3月16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长篇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做了正面的论述，但是在不久召开的共产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被纳入精神污染的范围。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伐，完全一边倒地对周扬们发起攻击。站在斗争前沿的左派“理论家”胡乔木在“清污”被胡耀邦叫停后，仍不甘心地发表了长篇挞伐文章《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印成小册子高校师生人手一册，责令师生学习并展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
我捏着鼻子看完了小册子，把它扔在一边。
一般来说，政治教研室基本上属于高校中思想最为僵化的一块阵地，当仁不让地紧跟，批判。教师政治学习时间，我不发言，溜边找个座位，闭耳养神，排除一切“精神污染”。
政治课改为学习胡乔木的小册子，领导派我给学生宣讲。没问题，我可以讲，一节课两节课都讲不完——人道主義当然要宣扬，我们说的人性、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價值、人的解放都是人道主義的應有之義，需要批判吗？——社会主义当然存在异化，不说远的，只说文革，一方面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一方面對人的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這不正是社會異化使人失去其作為人的本質的表現嗎？
让我鹦鹉学舌地念教科书我可以接受，但是要让我把错误当成正确来宣传，我是不能妥协的。宣讲课是大课，在阶梯大教室。我站在讲台上环视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说了四个字：“大家自学。”然后拿出一本书坐下自顾自地看起来。
自学胡乔木，学生爱干嘛干嘛，我不管，只管自己看书。
1984年某天，哲学教研组两个组长突然来到我家。他们一进门就大喊：“太远了，真没想到这么远！路上走了快四个小时！”换了三四趟车不说，第四趟从中关村到体院的车一个小时只有一趟，他们在冰天雪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这在我早已司空见惯——车总是不准时，从来不可能掌握时间，碰上哪趟算哪趟。有时远远看见车子进站，紧赶慢赶跑到了跟前，车门还没关严，无论怎么请求司机也绝不会为你再开一次门，看也不看你一眼就扬长而去，只好再苦等一个小时。
组长们呆了10分钟就走了，除了喊远，他们大概也忘了来干什么。我什么话也没接，“远”字在我这已经是敏感词了。
待回去上班，组长对我说：“去你家那天，中午12点20分从家出来，晚上7点多才回到家，7个钟头！没想到你上班这么远，坐车这么难，我看你还是自己想办法调走吧，只要你找到接收单位，我们就放人。”
我很惊奇，我觉得他们都很希望我离开这个单位，我的存在已经让这个尊卑有序的单位领导十分不爽了，特别是我在“清污”运动中的消极抵抗，更是严重的政治态度，如此下去会带坏了一锅汤。正好“家远”给了他们非常人道的理由——完全是出于为我考虑。
我开始联系单位，我家周围的清华大学及各大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都愿意要我，连把我家整得七荤八素的体育学院竟然也一趟趟上门，动员我留在体院。（这又证实了北大分配办公室说无人敢收的谎言）。人事处问我，有的学院已经发来了调令，是否发档案。害怕再碰上这种格局的政教室，我踌躇再三，我请人事处先压下档案不要发给任何一个单位。
当我准备离开这个学院时，除去一个人，教研室包括哲学组没有人问一声，更何论道一声再见。在教研室呆了两年，其他组的人看我的眼光总是有点诡谲，从来不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身患传染恶疾的病人。我说的“除去一个人”是一个年轻老师，姓苏，听说她是海军里一个正红得发紫的女歌手的姐姐。在教研室她总是和几个年轻老师聚在一起，都是干部子弟，似乎与教研室格格不入。临走前的一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苏老师走过来坐在我身旁，第一次和我说话，她说：“听说你要走了？走了好，我们迟早都会离开这里的。告诉你，我们都觉得你是个好人。”她指指那边另外几个同伙。我心里有些感动，也奇怪，“好人”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么多年我没忘记她，不是因为夸我“好人”，而是因为她是教研室唯一主动和我说过话的人。
我最终选中的单位是中央戏剧学院，克阳帮我联系的。中戏也是毫不犹豫就同意接受我。在我印象中中戏学生的文化水平令人难以恭维，但是他们主动给予的条件打动了我——取消记过处分，恢复讲师职称，正常发放工资，中止对二孩的一切经济惩罚。就这么着我觉得自己突然又变回了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冲这个，我没有什么犹豫的。
这个学校对我还有很多实际的好处——它对面有个东棉花胡同幼儿园，是区重点幼儿园，对中戏老师的孩子优先录取，女儿满三岁后可以进入这个幼儿园。这一带还有三四个重点小学，我一定要让儿子读一个好学校，才不辜负了他的聪明头脑。更大的好处是学校离妈妈家很近，骑车几分钟就到，我可以带着孩子借住在妈妈家，同时照顾一人独住的妈妈。
一到中央戏剧学院我就喜欢上了，因为两个字——宽松。教研室既不政治也不马列，总共就六七个老师，与外语教研组合并在一起叫公共课教研室。领导无为而治，老师们各行其事，上课到校，下课回家。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检查你是否迟到早退中午离校。每周半天的所谓的政治学习基本就是教研室例会，主任布置一些具体工作就完事。
老师们和睦相处，相互提挈，我参与了艺术院校编著的《哲学与艺术文集》，邀请和鼓励教研室的哲学老师也提供论文，他们的文章得以收录，皆大欢喜。一个女老师的丈夫出差德国，回国后她送给教研室每人一个德国带来的小礼物——一个透明塑料的打火机，虽然这种打火机现在满街都是，但那时真是个稀罕物，关键是女老师托自己的丈夫用有限的外汇在国外给我们买礼物，这点心意让人感动。
（照片待发表）
（1994年第一次回国去中戏教研室看望老师们（我后左二），教研室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两个哲学老师，两个政经老师，一个党史老师，还有一个外语老师。主任没在。）
在这个学校我还见到了几个老朋友，舞美系的马老师是曾是永丰中学的美术老师，在中学我们就是好朋友，后来他离开学校换了几个单位，就失去联系了，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成为同事。徐老师是我姐姐的高中同学，原来住在我家旁边的胡同里，当年她最大的理想是当个小学老师，姐姐看她活泼爱笑，面目姣好，动员她考中戏，每天让她到我家，教她朗诵诗歌，后来她果然凭诗朗诵考上了中戏。还有于老师，原来山西省话剧团的演员，多年前我去山西探望插队的妹妹，在太原就借住在她家。怎能想到还会在这里相遇。这个学校的老师，不管认识不认识，见了面都会向对方展露笑容。这种友好的环境怎能不使人心情舒畅？
学校礼堂总有新的电影，但最好看的是各系学期末的小品表演考试（绝不是现在春晚中毁了小品名声的艳俗“小品”），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其中不乏深刻表现人性和社会问题的好作品，这让我对学生的思想深度刮目相看。
女儿上了棉花幼儿园，儿子上了黑芝麻重点小学。总之，一切都合我意！
在中戏教书不需坐班，但是我天天到校，早上先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再到西头的早点铺吃一份豆浆糖油饼。回到教研室，一个人也没有，是个读书备课的好去处。
读研究生期间，我对于高校哲学课教材的一些内容就存有疑议，教科书仍是三十年代苏联教科书的底子，延安时期传入中国，其框架几十年不变，只不过加上了一些新的事例而已。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一套几万字的教案备用。
此外，我继续充实我的知识。在上学期间，我最感兴趣的课程就是西方哲学史，因为后来的哲学流派都可以从西方古代哲学中找到源头或线索。我购买了刚刚出版的全套的西方哲学大家的著作，开始系统阅读。
1984年金观涛等人编辑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由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编写，介绍各个学科领域的最新潮流、新思想。这些书对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新一轮的思想启蒙。我买了其中多本，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引发了我更广阔的思考。
比如，《人的发现》（李平晔著）讲的是马丁·路德金和宗教改革，我想到如果某“主义”某“思想”被推崇到宗教高度，其结果必是以神性取代人性。联想到文化革命，其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不就是出于此吗？问题是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发现自己是个“人”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革命还会再来。
《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根据Fritjof Capra的《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编译）中关于现代物理学发现人在观察微观客体时会改变被观察的客体，因而在认识世界中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是无法分割的。这让我想到了我们所讲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对“客观”的高扬对主观的贬抑，对二者的机械性割裂，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个后果就是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毁灭。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金观涛著）这本书使用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证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原因，给我的震动最大，他所建构的体系，拆除了我脑子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固有结构。他在阐述运用的全新的方法论促使我一头钻进了“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研究。
北大的学术空气的余温还停留在我身上。我参加了几次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讲习班，其中一些海外的汉学家如杜维明、余英时等人把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社会结合的研究，特别是中外文化及中外思维方式的比较给了我极大的启迪，我在思考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造成的影响时，联想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党派和思想难道能彻底摆脱传统思维种种局限性吗？显然不能。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对这个新课题激动不已。
（参加文化书院讲座的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后来接受我作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得以出国深造。）
1985年分给了我一个导演进修班的课，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导演，具有相当的认知和实践水平。既然没有人管哲学课讲什么，我决定给他们讲述我对教科书的研究和思考。每节课我先介绍一下教材上的内容，告诉大家：“这是书上的观点，下面讲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特别强调：“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就是对的，但是我给你们介绍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思考角度，目的是打开你们的思路，从而知道没有什么理论是具有绝对权威的。”
我和学生探讨从唯物主义走向形而上学到的路线：辩证法和中庸之道的边界；从认识论的角度谈欣赏西方现代音乐，或者分析现代派绘画与原始绘画之间的逻辑关联。其实我的想法也常常表浅，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甚至是刚刚灵感一现临时产生的，因此我的的教学方法采用开放式。我的观点仅做参考，不强词夺理，不灌输或强加于人。他们若有不懂或不同意见可以立刻提出来和我讨论，课堂上一片活跃气氛。
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每次讲课，学生们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听课。课至酣畅时，有几个座位上冒出袅袅青烟，我说：“你们上课抽烟？那我要也抽。”课堂一片笑声，马上就有学生上来递烟。每堂课结束，学生们都报以掌声答谢。
（照片待发表）
（1984级导演进修班部分学生）
导演班的专业课程我也去听，一方面是为哲学课能更好地与戏剧艺术结合，一方面本来就爱好文学艺术，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不容放过。祝肇年先生的李渔戏曲创作，谭霈生先生的戏剧概论，罗锦鳞先生的导演艺术课都令我获益不浅。最大收获是看了他们排演话剧《俄狄浦斯王》的全过程，包括参与分析讨论剧本和排演过程中的每个细节的处理。后来他们带着这出戏去希腊参加世界戏剧节，获得大奖。
社会上如有新的话剧或其他剧目上演，学生必邀请我同去观看，之后一起讨论该剧的优点和短板，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我的观剧水平也大大提高。印象最深的是学生竭力向我推荐了裴艳玲演的河北梆子《钟馗》，这的确是一出荡气回肠的悲情大戏，看得我泪流满面。我联想到了人格的分裂，进而想到人性的异化，一个正常的人只有变成了鬼才真正回归本我，才达到了行动和意志的统一。在现实社会中有多少人都是压制和埋藏着真我，不能说所想，不能爱所爱。我给学生讲了我的感想，在课堂上引起热烈反应。
期末考试我让他们写哲学思维在戏剧艺术中的启发和运用。考卷写得非常出色，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有个同学写了一篇论文讲哲学理论作用于戏剧的五种方式，形式新颖，又有深度，我将其收入艺术院校编写的《哲学与艺术》文集。另外还有很多篇优秀考卷我珍藏起来带到澳洲，可惜经过近四十年的搬迁，最后还是不知去向了。
学期末按惯例学校要在学生中问卷——你最喜欢哪门课和哪个老师。我没有想到，哲学课刘海鸥老师竟和专业课老师一起名列最受欢迎的老师中，徐晓钟院长在全院大会上表扬了我。更没想到的是，一个学年的哲学课结束了，导进班代表到学校请求增加一年哲学课。哪一个院校的学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才勉强学这门倒霉课程的，更何论艺术院校自由散漫的学生？增加一年哲学课是学生给我的最高评价，我真感到极大的满足。
第二个学年我给他们介绍西方现代哲学的主要流派。又给他们讲“三论”，虽然我的理解十分浅显，但是我知道三论不仅是科学概念，它们可以运用到各学科领域，特别是对思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尽着我的理解讲。导进班班长毕业后回到湖南任省话剧团团长，他告诉我他就是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建立了管理体系，行之有效（前两年得知他已经去世，在此哀悼）。
我和这班学生相处非常好，有几个学生和我无话不谈，甚至向我倾诉她们的感情经历。有个学生每年从家里回校都要给我带一些家乡的腊鱼，以前没吃过，真是太好吃了。每年新年晚会他们都邀请我参加，和他们喝酒吃火锅，唱歌跳舞迎来新的一年。
我在中戏工作4年，这几年是我教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也是我心情最舒畅的阶段。这全要感谢中戏，特别是中戏“政治教研室”的自由宽松的空气。
中戏，我爱你！
（照片待发表）
（1986年新年晚会，这张照片的看点在于后面椭圆形的徽标——“脱窠臼”，这是导进班的座右铭。正因为这个座右铭，这个班32位学生在校期间突破思想束缚，对新思想新事物俱收并蓄，毕业后都成为文艺界的骨干人才。）
（照片待发表）
（最后上一张我和人艺学员班师生的照片，俊男美女养养眼。写这篇文章翻相册偶然见到这张照片，才发现现在活跃在影视剧的这些人竟是我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