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爸爸——内部掌握的右派 刘海鸥
明知山有虎
五十年代是我们孩子最幸福的时期，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大地仍然处于动荡和贫困之中。
一九五六年，爸爸陪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作家去河南参观。从郑州去洛阳，再往西去。在灵宝下火车坐汽车去鲁市，多是走山路。有一辆汽车在前面作向导。山上的公路质量很差，前面的车扬起好大灰土。爸爸问陪同人员为什么不让他们的车子在前面走，省得吃土。回答山里土匪出没，至少以四五百计，公路上曾多次发生过土匪抢劫，他们在路上挖坑，盖上浮土，车子经过必翻车，他们就上前行抢，所以在前面安排一辆车子探路。
在鲁市的中俄友好农场参观时，恰遇山村农民娶亲。新郎骑着一头驴去女方家接新娘。新郎头戴礼帽，脸上用墨笔画了一副眼镜，以示气派。山里农民真是穷啊。
鲁市的婚礼，仔细看可见新郎脸上画着眼镜。
即使如此贫穷混乱，共产党仍然把内斗放在首位。一九五七年，中国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党内整风，号召全民帮党整风，尝到甜头的知识分子，天真地把自己当做国家主人了，积极地给党提意见出主意。万没想到毛泽东突然翻脸，发动了共产党建国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政治运动——向右派分子高调进军。一时间全国三百十七万多给党提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定性为右派分子者3，178，473人；列为中右者1，437，562人）。
我正在小学四年级，学校改上半天课，下午老师们整风。不上课简直是我们的节日，我们不懂什么是“整风”和“反右斗争”，甚至当我的一个好朋友紧张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爸爸是右派”时，我都觉得我的平静的生活中也应该有点什么事情发生才够刺激。我和爸爸妈妈说了朋友家的事情，他们反应平平，说：“这不算什么，等运动一过去还要甄别的。”我问什么叫甄别，爸爸说：“运动中可能有过火的地方，运动完了还要一个个重新鉴别，多数人恢复名誉，只剩下极少部分才是真正的坏人。”根据历来运动的运作规律，爸爸妈妈建立了对政策的信任和理解。估计那几百万右派分子也在翘首期待着这个运动后期的“甄别”。却不料这次大家都估计错了，“甄别”遥遥无期，只是在二十多年后，有一个叫“平反”的事情告慰了那些早已化为白骨的和苟且生存却垂垂老矣的右派分子们。
爸爸不是右派，妈妈也不是。我们家很幸运。我常常想，他们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呢？
从爸爸的交友原则看，他应该是很危险的。从未听过爸爸论人长短，但是后来我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上看见几个字“XXX——一个势利小人”。人名我隐去了，是某个专事歌功颂德的红色诗人（不是郭沫若），当年曾写诗高歌五七干校“向阳湖”。爸爸就是这脾气，鄙视趋炎附势，痛恨谄上欺下，与人交往不以权势地位为标尺，只以相知相投为原则。不过，这个原则贯彻得并不张扬，只是默默地穿透生活。
除去这一类人，爸爸待人宽容。有一件很细微的小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他交往的文人多，信件多，又阅稿无数，看到各种字体的机会也多。一次喜爱书法的四妹和爸爸说起熟人们字体的好坏，又联系“字如其人”论起人品。爸爸只是听着，最后说了一句：“只要能让人认得的字就是好字。”如果爸爸“好字”的标准如此宽容，那么“好人”的概念是不是也如此宽泛呢？是的，在他的眼里，世界上真的没有几个坏人。一般来说，“好人”被上面钦定为“坏人”后，在众人眼里，好人马上就变成了坏人，但是在他那里，还是好人。
因此在爸爸的生活中，就有了这样一些朋友：他们的来访似乎总是有一些“不可与外人道也”的事情要谈，一来我家直奔爸爸的西屋书房。这些人很多都成了胡风份子或右派。
有句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把右派比作老虎，爸爸则不惧与虎共舞。他不一定是有那么高的“觉悟”或那么硬的骨头，只是受自己的良心指引而行事——对于他，朋友就是朋友，变不成老虎。
比如吕荧。
吕荧（照片来自网络）
爸爸和吕荧相识于大连。一九四五年苏军占领大连后，延安等解放区及国统区的大批作家艺术家相继到了大连。爸爸就是那时候和吕荧成为朋友。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又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吕荧任高级翻译员。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吕荧常常和朋友说：“刘辽逸谦虚、谨慎、宽厚、有涵养，是翻译界有名的大好人。”（这是最近我才听朋友说的）
爸爸去世后看他的日记，有几篇谈到了吕荧。一篇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说吕荧在校订《欧根·奥涅金》时，请爸爸帮他找一个话剧演员，朗诵一下其中的几个片断给他听，看一看译文是否合乎口语。爸爸把一个青艺的女演员介绍给他。朗读之后，吕荧对这个女演员的评价很高，说她聪明绝顶，有学养，懂事活泼。三个人去金鱼胡同的“和平餐厅”吃西餐。还遇到了金人、蒋路、孟昌等人在那里聚餐。那时候和平餐厅是文化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吕先生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丝不苟。后来很多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认真。恰恰是这种认真以至较真的态度把他带入政治上万劫不复之境地。
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爸爸的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
二十五日在出版局礼堂文联作协主席团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及撤销其他职务，撤销他全国人民代表的资格，交司法部门逮捕法办”的建议。会上发言控诉胡风的有六人，最后吕荧上台发言，被人看作替胡风辩护，被人家“请”下了台。此公对胡风的情绪完全不能和群众对胡风的情绪起共鸣，当时群众对胡风是愤慨的，他仿佛若无其事，冷冰冰地大谈理论问题。
这篇日记纪录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吕荧事件”。一九五五年上面凭空整出来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和所谓这个集团的“成员”纷纷被捕入狱。五月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做了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发言。会上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依法惩处的决议。之后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声讨，此时吕荧递条子要求发言。
根据出版社副社长许觉民先生的回忆：
吕荧上台后开头讲了：“胡风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点，文章晦涩难懂，读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对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接着，吕荧又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这时坐在台下的张XX站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人们跟着哄了起来。郭沫若说：“吕荧先生，你停止发言，群众对你的发言提出了批评。”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引自许志杰：“美学家吕荧之死”，《齐鲁晚报》2005年12月31日）
胡风是毛泽东钦定的反革命，吕荧竟敢公开唱反调，当然要被赶下台，并且失去了自由。
吕荧学究气浓厚，并且用老百姓的话说还“认死理”。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没理可讲，他的表现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站在了敌人的一边，与人民群众对立。这件事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厄运。
爸爸当天的日记只是客观地叙述了这件事情，“被人看作……被人请下台……”，其中只有一个稍带批评色彩的词——“冷冰冰”。我猜想这是他在当时的觉悟和所必须具有的态度了。此后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吕荧后来被贬到出版社编译所，当一个普通翻译，我家的大门仍是经常为他敞开。
他仍然经常来找爸爸。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个人是个被裹挟在政治漩涡里的争议人物。每次打开大门，看见穿着黑色的大衣，带着眼镜，高而瘦，有些驼背的吕先生，我就想起《套中人》的形象，还想起一个词——茕茕孓立。爸爸一如既往地欢迎他，我记得我心里隐隐约约为爸爸担心。
文化革命中，吕荧冤死于劳改农场中。
看了爸爸的日记，我才认识了这位做人不趋炎附势，做学问一丝不苟的狷介之士。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吕荧获“平反”。长长短短的回忆文章盛赞其为具有铮铮铁骨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高扬者中不乏当时义愤填膺的声讨者。
顺便说一句，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看了苏联电影《叶甫根尼·奥涅金》，我开始阅读吕荧赠给爸爸的这本书。它竟是我进入外国古典文学世界的第一本读物，尽管读得很累。
还有冯雪峰。
冯雪峰（照片来自网络）
冯雪峰先生也是爸爸的朋友之一。爸爸对他一直尊重有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背负着什么罪状。冯雪峰的个性十分突出，耿介、爽直、率真、冲动、桀骜不逊。这种个性让他在一生中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因此也就拉开了他人生悲剧的帷幕。
一九五四年有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写文章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发起质疑，得到毛泽东的强力介入，在全国学术研究领域发动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扫清障碍，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冯雪峰不明就里，认为俞平伯的书是学术讨论问题，在他主编的《文艺报》上同时刊登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文章，引起了毛的不满，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责《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结果，冯雪峰因为“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而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一九五五年冯雪峰又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
一九五七年揭发出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冯雪峰也榜上有名。他被指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接下来在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中，这个“多料”分子的遭遇怎样，不说也罢。
爸爸和冯雪峰从出版社建立之初就认识。冯雪峰把爸爸和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学者搜罗到出版社，委以厚望。他对爸爸的工作无论是翻译还是编辑都很满意。如前所说，他在一次会议上与周扬争辩时说：“出版社内够格的编辑只有刘辽逸一人……”爸爸当时并不知道冯雪峰对他的评价，他与冯雪峰之间也不过就是上下级的一般关系，但在心灵中已有默契。这种默契在后来冯雪峰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时候就开始发展为友谊。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作为一个普通编辑调到编译所工作，和爸爸成为同所同事。爸爸痛心道：“老冯当年是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唉。”
所里开会时冯总是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就坐。爸爸从来就是一个开会溜边的，他不避嫌疑，大大方方和冯雪峰并肩而坐，时有说笑，还对火吸烟，因而就有人说俏皮话：“刘辽逸和冯雪峰打得火热！”
五十年代末期，全国性的大饥荒开始了，那时我家还养着一群鸡，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喂养了。一个周末，爸爸带我们到东郊农村去采草籽，权当鸡粮。到了那儿，才知道他是和冯雪峰一家人相约一起采草籽的。其间孩子们在野地里玩，大人们席地而坐低声谈话。我心里隐隐有点不安，因为我知道冯雪峰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名字在现代政治历史中反复出现，常常与“反周扬、胡风分子、右派、……”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我问爸爸：“冯雪峰不是……吗？”爸爸打断：“咳，小孩子懂什么……”那天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一些什么，也从来没有听爸爸讲过他什么。爸爸从来不和我们谈这一类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怕我们乱说，也可能是他在“政治上”自有一套，但是这个看似平常的活动中却表露了他对冯雪峰先生的态度。
一九七六年初，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冯雪峰先生于一月三十一日去世。爸爸赶到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一九六六年文革中改称“反帝医院”，一九七二年又改为“首都医院”，一九八五年改回原名“协和医院”）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回家后十分沉痛，不仅是对冯雪峰的去世，更是对人世的炎凉扼腕太息——一代精英去世，与他遗体告别的竟只有区区七个人（爸爸、蒋路、楼适夷、许觉民、骆宾基等）！以冯雪峰当时的身份，不想惹麻烦上身的人不少，但是爸爸去了。无论何时我想起来，都为他骄傲。
还有吴旭生。
他是爸爸的同学，也是右派，怎么右的，不知道。吴先生胖胖的，小眼睛，和善文雅。每次他来，客客气气很有风度地和我们打个招呼，就和爸爸到书房里谈话。
文革中吴先生在他工作的学院被革命派打死了，死得很惨。爸爸非常痛心，对他留下来的孤儿寡母十分关心。后来，他的妻子再嫁，爸爸对他的一对儿女就更加照顾。他的女儿喜爱拉小提琴，因为在学校住宿，没有地方练习。可巧她的学校离爸爸家不远，爸爸就让她每天到家里来练习拉琴。那时他正在紧张地翻译《战争与和平》，宁可工作受到干扰，也要给那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吴先生的儿子极端聪明，能把《三国演义》的全本背下来，你随便从书中哪里说起，他就能滔滔不绝地接下去。这孩子还喜好美术，爸爸又请了一位画家指导孩子学习速写。爸爸如此善待这两个孩子，足见与他们的右派父亲有多么深的情谊。
百分之六
综上所述，爸爸应该是右派的同盟军，或者本身就应该是右派队伍中的一员，再加上他的一家人都在台湾，在那个动辄得咎的时代，他怎么躲过了这一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他的性格特点和为人处世中寻找。
爸爸的幸运就在于他是个少言寡语不事张扬的人。他的少言寡语一部分是因为在党内党外长期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看透了其中奸险而保持审慎。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天生讷言迟语，不擅长用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甚至和我们都很少交谈，对话一般不超过三五句。可以想象，大会小会上爸爸一定是坐在后面沉默不语的。如果必须发言表态，也是在最后不得已时简单说几句（我在他文革开会记录中看到有积极分子批判他开会不发言）。在鼓励人们大鸣大放提意见的时候，爸爸可能没有说什么，就没有当成右派。实际上他对世事的认识始终保持纯厚以至天真的态度，如果他喜欢说话，那不知道多大的灾难将降临在我们家庭。
爸爸的天真没有变成语言却见诸文字。他不爱说话，却爱动笔。就是这支笔差点把他带进右派的队伍。当不明就里的文化人向党倾吐心声的时候，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在《文艺报》记者的诱导下发表讲话《关于我》，讲述了她在领导的打击下心中的苦闷和向往。爸爸并不认识张权，但是她的苦恼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马上给张权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同情和支持。这封信也在《文艺报》上发表。
我是几十年后在人家写爸爸的文章里才知道此事的，还有点不确定，就向编译室主任孙绳武先生求证此事，他笑了：“是有这么回事。家骧、蒋路他们吓得眼睛都瞪圆了：‘辽逸这是怎么了？！’”爸爸幸运，张权为了这封信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只是在出版社的小组会上挨了一顿批评，没有受到公开处分。在某些上个厕所回来就被选上右派的单位，有这样的写信者必成右派无疑。至于爸爸为什么能够“苟全”，我猜想是因为出版社里的“能人”太多，早早地把上面分配的百分之五右派比例的名额占满还超额了，比如古典文学编辑部从正、副主任起，到所有业务骨干一网打尽。一个单位如此地“藏污纳垢”，大家的脸上都不光彩，所以右派人数还是要限定在名额比例之下才好。这就让爸爸捡了个便宜。爸爸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已经被当作为“内部掌握的右派”，只要再多一个百分点——百分之六，或再“翘翘尾巴”（共产党发明的又一个侮辱知识分子的粗鄙语言），就列入“正册”了。时至如今，想起这事我还为他捏了一把汗。
当然，我还是要感谢孙绳武先生，他不仅是主任，也任党的什么职务，他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与爸爸的兄弟姐妹们都很熟悉，50年代初我们俩家走得很近，后来知识分子和官僚面和心不和地走了两条道，两家就没有那么多话了。但是，他手下留情，没有把爸爸打成右派。
至于爸爸的信是怎么写的，我没有找到原件，我在他的信草本里发现了另外一些文字，写于八十年代，是他得知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被逼出走日本后，气愤之余给体委主任写的信：
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曾屡建奇功，为国争光，是一支人人宠爱的队伍，不想队中竟有此等事情：一个世界冠军硬是被欺负走了，这种怪事令人实在难以接受，然而这却是事实。
何智丽究竟犯了什么大错，不就是让她让球，她没有让，不听话，不守纪律？且不说让球的做法对不对，就说是悖逆了长官意志，批评一下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逼得她不得不走呢？但是这事也无法义正词严地批评，因为让球的做法本来就没有道理，名不正言不顺嘛，怎好张口呢？所以只好压，以势欺人。事情正是沿着这个逻辑进行的。
由此联想一个问题，就是官僚主义这个病毒在我国官场中广为流行，不过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五十年代就好些，现在这个病毒肆虐猖狂起来。有些人不当官受别人整的时候还好些，可是一当上官，当久了，就忘其所以，本来有限的良知也没有了，反过来整别人了。这种人根本谈不上共产主义理想，我看主要是文化素养差，经不住考验。一旦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恶习，也很难改掉。其实何（智丽）事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有普遍的意义。比何事件更严重的还有的是呢，所以何（智丽）事件并未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这封信写得还是客气的，和反右派早已无关，但是我从中可以猜到甚至看到路见不平的爸爸写给张权的信是怎么样的。
七十年代后期右派平反，张权终于从流放地黑龙江调回北京，第一次演出就给爸爸送来两张票，尽管他们还是不认识。
节自《半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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