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父母——生死逃亡路 刘海鸥
逃往何处
一九四四年的八月八日，日本侵略军占领衡阳，之后沿着铁路向桂林进犯。九月，第四战区下令桂林全市机关学校厂矿企业以及市民紧急疏散，撤离桂林。事情来得突然，整个城市一团混乱。交通工具已经被抢光，火车站挤满难民，一趟超载的火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好像一个也没少。坐不上火车的老百姓挑着担子，扶老携幼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城外的四面八方散开，赶着逃命，而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逃往何方。
桂林中学停课，每个教员领了一点遣散费，各逃东西。爸爸妈妈的“蜜月”还没度完，便仓促收拾行李准备逃亡。妈妈带上了许多旗袍，几乎都是为结婚新做的，舍不得丢弃，后来才知道每多一钱重量，都会成为逃难路上多么大的负担。爸爸只带走了几本俄文书，还有《哈吉·穆拉特》的译稿。他的俄文书整整一箱子，没法都带走，就留在一个本地学生的家里，爸爸叮嘱他好好保存，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来取回。但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在这一年十一月二日的黎明，日军以大规模空袭开始了向桂林的全面进攻。炸弹燃烧弹象暴雨一样从上空落下，霎时间桂林成为一片火海，大部分房屋被烧毁。灾后的城市只剩下残垣断壁和遍地瓦砾。桂林大火成为日军侵华历史上国人的惨痛记忆之一。在这场大火中爸爸心爱的书籍全被烧光。
逃难前，爸爸妈妈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和老板告别。爸爸以前就在小饭馆搭伙，结婚后两人也常去吃饭。老板夫妻是江苏人，逃日本鬼子过来的。人很是厚道，讲义气，对父母一向很好。他们请爸爸妈妈一起吃了一顿告别饭，特地做了桂林名吃马肉米粉招待他们，饭后互道珍重，沧然挥手。
往何处逃？重庆有爸爸的三叔，广东有妈妈的亲戚。最初他们打算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去重庆，但是此时上百万的难民一起涌向了西南大后方，通往西南的唯一交通要道黔桂公路充塞着军车卡车汽车马车手推车和难民，有的路段人流甚至难以挪动。头顶还有日寇的轰炸和追击。每到一个路边的小饭馆，逃难者像闹蚂蚱一样把饭馆扫荡一空，大多数人继续饿着肚子赶路。已经怀着孕的妈妈和她小脚的母亲是不可能完成这段艰难行程的。他们决定去广东。
三个人从桂林先到柳州，然后坐船沿柳江到梧州。他们的目标是广东郁南都城乡下——沙村，卢月樵先生（汪家世交）的老家。行船经过桂平，爸爸妈妈还上岸去参观了一个太平天国领袖的纪念馆。到底是文人，逃难中竟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比起惶惶不可终日的桂北来说，卢月樵这里就是世外桃源了。已近秋天，离学校开学不久，卢月樵托了人把爸爸妈妈介绍到广西的滕县中学教书。安顿了不到三个月，就传说日本人要打来了。学校的一个工友十分仗义，邀请大家去他的老家避难，说他家在西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子非常小又在山里，日本人不会打过去。一行教员拖家带口往西南方向走，经过金鸡，又走了几十里地，到了工友的家。
才呆了两三天，刚刚松口气，又有消息说日本人打过来了。妈妈叫母亲在家里呆着不要乱动，她和爸爸去另一个村打探虚实。谁知刚到外村，鬼子已经逼近。妈妈万分担心母亲的安危，无论如何要回去找她。爸爸说：“不能去，鬼子已经进了村，村里的人都跑了，不会有人留下的。”妈妈只好随着外村逃难的人流躲避到山上。找不到母亲，却从山顶上看到山下河里漂浮着惨遭屠戮的尸体。妈妈简直要发疯，她大哭着，不听劝阻，不管日本人是否还在肆虐，跑下山去寻找母亲。路上见到几个往回返的村民，告诉她鬼子已经撤离。妈妈急问：“见到我母亲没有？”他们说：“见到过老太太，她随着乡亲逃难去了，走时还抱着一只小猫，提着一盏煤油灯。可是逃到哪里不知道。别担心，一会儿就回来了。”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住所，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散落一地。阁楼上他们的行李已经被洗劫一空。妈妈那些漂亮旗袍逃难前舍不得卖掉，逃难时也舍不得穿，都被抢光了。唯一留下来的是铺天盖地一楼板的稿纸，那正是父母日月辛劳的成果——《哈吉·穆拉特》的译稿。妈妈如获至宝，立即跪在地上，将散落的稿纸一张张拾起，按页数排好。唯独不见了最后一章，此乃万幸中的一点遗憾。在角落里还发现了俄文版的原书和跟随了爸爸十几年的《露和字典》。万分欣慰的是，在陆续返回村子的乡亲中，妈妈见到了母亲的身影。
工友的家也不能再呆了。工友说他老窦（父亲）在住三堡乡下，那里保险。于是大家又赶紧卷起铺盖继续南逃。到了三堡，再顺着山道走了十几里，就到了。工友的老窦是个大地主，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和办法。老地主很热心，把房间都腾出来，好吃好喝地安排教员们住下。
那个村庄虽说是乡下，也不可靠，每天村子里都有人当当当地敲锣：“鬼子来了，快跑呀！”一村人就急急惶惶扶老携幼跑到山里躲避。这一躲不知几天，还要带上干粮、盐巴。有一次逃兵荒，来不及带盐巴，爸爸趁鬼子还没来，下山去取。刚下得山，正碰上一大队兵匪端枪进了村子，爸爸调头就往回逃跑。他看清了，来的其实不是鬼子，是一帮伪军。这些兵士走到哪儿抢到哪儿，路过此地，把东西全部抢光，骚扰了三四天就过去了。几天就来一次这样的抢劫，最后父母几乎连蔽体衣服都没有了。
村子里不能待了，三堡听说也全是兵，滕县也不敢回，教师们东逃西躲，都不知道往何处去。
爸爸妈妈商量还是回卢月樵的都城沙村保险。都城说远不远，就隔了一座山脉。走大路危险，走小路要翻山。他们选择的是山路。爸爸挑着担子，妈妈拖着怀孕四五个月的身体搀着母亲，奔波于山林之间。没有路，披荆斩棘开路；走不动了，就躲在山沟的大树根里，坐在包袱上，喘口气；渴了，拔点野草根嚼一嚼；饿了，挖些水芋头，生着就啃，吃得嘴肿舌麻；更不用说一路上的担惊受怕。
方死方生
一天傍晚，经过一个村子，到了滕县中学校长陈鼎莫的家。他家也是大地主，院落宽敞，砖房瓦顶，每季收稻两千石，算起来总有四五百亩地了。陈家热情款待，父母终于吃上了一顿好饭食，踏踏实实地睡了一晚好觉。（一路上都遇到好地主。解放后，陈校长一家逃到香港，躲过了土改，保住了性命）。
终于到了卢月樵家。母女俩的身体已经极端虚弱，一路上蚊虫叮咬，两人都染上了恶性疟疾。已是十一月底，天气仍旧很热。妈妈一时冷得发抖，盖两床被子，还要爸爸压在上面，一时又大汗淋漓。她母亲更惨，惊吓劳累加上恶疾，一病不起。卢月樵是医生，手头有一点奎宁，年轻的妈妈保住了性命。但是母亲已经病入膏肓，药石无效，撒手人寰。
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妈妈的母亲，我没见过面的外婆。
外婆这一辈子过得悲惨。她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就双双去世。她母亲去世前，把女儿托付给自己的妹妹，即外婆的姨妈照管。姨妈姓甘，结了婚，丈夫是一个神位，就是说嫁给了一个已死男人的牌位。这是当年妇女不愿意嫁人，立志独守终身的一种方式，叫守青。姨妈家还有她的寡妇婆婆萧氏和婆婆的独身妹妹，三个孤寡女人带着幼小的外婆共同生活。一家三代女人以缝补维生。她从小就随大人飞针走线，直到出阁。
外婆识文断字，当年收养她的甘姨妈和萧婆婆也算是开明女性了，自己虽然没有文化，却知道文化是女子的立身之本。她们把外婆送到当时省里唯一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才读了没两年，学校中有一位叫汪统（汪精卫家族的成员）的女生，颇受新思潮影响，带头反对包办婚姻，同学纷纷响应。家长们怕女儿“学坏”，推掉早已定下来的婚事，就禁止女儿们上学，以至学校被迫停课，外婆也只好辍学。她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是诗词歌赋也会不少。
外婆嫁到汪家时，外公还在读高中，小两口年龄一般大，刚开始感情很好，但是她却不见容于婆婆。婆婆愿是陕西长安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骄横得很，加上不到四十岁就守寡，更多了一些古怪脾气，特别憎恶出身贫寒的儿媳妇，骂她是三姓家奴（苏甘萧），有反骨无主脑。尽管外婆全力侍奉公婆丈夫，婆婆仍是动辄责骂。外婆几年下来生了四个孩子，仅留下两个女儿，更让婆婆憎恨。
后来外公讨了年轻女子黄氏做侧室，黄氏原是汪家的帮佣，被外公搭上手，怀了孕，便由家长做主收了房。外婆从此失宠，按照我妈妈的话说，被一脚踢开。二〇〇八年我去广东，黄氏的女儿（我叫姨妈）跟我说：“我们广东人管你外婆这种人叫‘失匙夹万’——丢了钥匙的保险箱，再也没人打开。”黄氏第一胎就生下了汪家盼望已久的男孩，接着又生下两男三女，更是没了外婆在汪家的地位。
被抛弃后，外婆和两个女儿虽然没有被驱逐家门，生活却如寄人篱下。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全家人跑到澳门寄居在叔祖父的门下，向他借钱度日。外婆又开始替人缝连帮补家用。妈妈由叔祖出钱上了小学，放学后也一起缝缝补补，从小就学得一手精致女红。
妈妈从小就心疼母亲的处境，她决心一旦挣钱就把她母亲带离这个家庭，而且她真的做到了，工作以后她一直把母亲带在身边。
外婆
现在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死在了异乡，妈妈痛不欲生。自打五六岁时父亲娶了姨太太以后，妈妈就和受到冷落的母亲相依为命，怎能接受天人两隔。妈妈哭哇哭哇，流干了后半辈子的眼泪。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流过一滴泪水。我们从小到大确实没有见妈妈哭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唯一的一次，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我见到了。她瘫痪在床，不能说话。我已经在中国陪了她半年，必须回澳洲做一个大手术。告别那天，她眼睛追着我，表达着说不出的话，几滴清泪顺眼角流下，我心疼欲裂，不能再回想。
待妈妈身体恢复以后卢先生介绍她在沙村小学教书，并担任校长。
妈妈腹中的胎儿——我的姐姐——经历着妈妈遭遇的一切，在极度紧张和大苦大悲的滋养下孕育成长，尚未降生就已经拉开了她的人生悲剧的序幕，五十七岁就走完了悲惨的一生。在她的弥留之际，妈妈说：“最惨的就是有生以前她就受尽折磨。”我可以体会妈妈心中刀剜般地痛。
正式的悲剧在阴雨霏霏的那一天开始。孩子临盆了，妈妈住在乡间的一座小庙里，庙里不可生育，亵渎神灵。按照村俗，外来人也不得在村里生产，必须远离村庄。爸爸只好借广平一个姓甘的大地主在村外的水磨房当产房。妈妈已经三十岁，骨盆狭窄。在粉尘铺天盖地的磨房里折腾了三天三夜，一个女孩降临了，伴随着雨声和各家坟头上的哭声。那天是一九四五年的清明节，鬼节。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她等了三天，偏偏要在这一天降生。
鬼节出生的孩子身体羸弱。在母腹中吃了太多的野草和水芋头，一吃东西就拉，拉绿屎，拉得瘦弱不堪。在母腹中经历了太多的悲伤，生下来就闹眼病，双眼红肿，被脓垢糊满，象一个小盲人一样无方向地满地爬。妈妈爸爸以为这个小生命不会延迟多久，即使活下来，她的眼睛也是必瞎无疑。可是她很顽强，她一定想，既然来到这个世上，怎么样也要走一圈。于是她竟磕磕绊绊地挺过来了。
早在她出生之前，爸爸就给长兰写信商量过孩子的名字。爸爸说孩子要叫“海燕”。想法是从高尔基的散文《海燕》而来，要孩子向海燕一样，勇敢地与暴风雨搏击，飞向光明自由。这个名字在当时很具有革命色彩，上海就有一个“海燕书店”，专卖左倾书籍。
海燕的性格应了她的名字。一生下来，她就以暴烈的脾气对她曾经遭受到的一切表示强烈的不满。妈妈在村小教书，家就住在小学校里。上课时，听见家里传来海燕声嘶力竭的哭嚎，赶回家去看，只听到哭声，床上不见人影。再找，才发现那婴儿已从床头蹬到床尾，被蚊帐兜住。妈妈不得不背着海燕去上课，用南方妇女背孩子的那种背带，一块方布，四角四根带子，背上兜着孩子，胸前打一个十字结。这时海燕才感到愉快。小学生们很喜欢这个小娃娃，上课时偷偷挤眉弄眼逗她。她则从妈妈的肩膀后面露出笑脸对学生们报以挤眉弄眼，常常惹得孩子们哄堂大笑。
海燕一周岁。爷爷刘荫远珍藏此照片直到去世
一九四五年初，地下党得妈妈的下落，派人到沙村接他们去游击区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苏凝姨妈已经在那里）。看到妈妈即将临产，李见心只好作罢。但是他介绍爸爸参加了当地由李镇静领导的中共郁南县抗日武装部队，做宣传员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投降了。动荡的生活终于结束。父母告别了救命恩人卢月樵老先生，到广西苍梧县大坡山的中山中学教书。苍梧是李济深先生的老家，中山中学就是他创办的，学校曾经掩护了不少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李济深的儿子李沛瑶当时十二岁，也在学校读书，爸爸教他国文。十年后的一九五五年，师生俩在齐白石家相遇。李沛瑶与爸爸谈笑说：“那时刘先生用普通话讲课，我一句也听不懂，又不敢发问。”又过了四十年，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李沛瑶在家中被他的贴身警卫杀死。（官方说是因为警卫入屋盗窃事发，杀人灭口。但是几年之后，有人披露了尽人皆知的事实：李沛瑶奸污了小保姆，致其怀孕，又始乱终弃。他哥哥——那个贴身警卫，难按心头之恨，怒砍二十几刀杀死李沛瑶。）
日本投降后卢月樵老先生一家迁居香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特地从香港返回家乡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岂料“土改”时，因为家有二十亩地被划为地主。而这地是他早年用来周转药房花销的。卢老先生的药房利润很小，他经常不收穷人的药钱，并且输送了很多药物给地下党和抗日游击队，只靠这点地亩支撑药房。他有几个儿子是共产党员，他还帮助过妈妈以及许多共产党人脱离危险，现在这一切都不作数了。卢老先生不仅被划为地主还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含辱自杀而死。他的太太和大儿媳妇也喝碱水自杀身亡。
世事难料。说至此，妈妈嘘唏。
节自长篇家史《半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