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父母 战乱结缘
《前线》
爸的同学从桂林写信约请爸爸到桂林，翻译一些俄文作品，在生活书店出版。这正和爸爸的意愿，他欣然前往。
一九四三年二月，爸爸到了桂林。
他首先接受的翻译工作是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该剧本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苏联发表，几个月后就传到了中国。这个三幕五场的话剧在塑造苏联军人英雄主义形象的同时，也揭露了军队高级指挥机构中存在的各种恶习和弊端。话剧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九四三年获得斯大林奖金。爸爸用最快的速度把《前线》翻译成中文，交付生活书店，后者把译稿拿到重庆给戈宝权审查，戈宝权说翻译得不错，他帮助做了个别的改动，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当年就由桂林的生活书店出版。
《前线》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爸爸的《前线》译本在国统区出版一年以后，萧三在延安也翻译了这个剧本。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并以此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因为萧三、延安、毛泽东等盛名，后来的译坛只提萧译本《前线》）。
随着《前线》话剧的普及演出，“克里空”这个剧中人物的名字在中国曾经十分流行，成为吹牛拍马、说空话假话一类人的代名词。五十年代初，我经常听到或看见用这个词汇来批评官僚式人物。这个名词彻底消失是在“反右”运动之后，那时候还有谁再敢批判官僚主义？
这本书一出版，马上又有一个出版社向爸爸约稿翻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他好不容易译完这本书，稿子送到衡阳印刷厂排版。不幸衡阳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印刷厂被炸毁，译稿也付之一炬。此书十几年后由孙用从世界语翻译过来，之后又有许磊然俄文翻译的译本。
爸爸说那时候最喜欢翻译中篇小说，字数不多，容易完成，也容易出版。最关键是要尽快赚取稿费，要不然就会饿肚子。即使有了稿费，爸爸的生活仍是很困难，翻译得来的那点钱根本不经用。吃得很差，营养不够，只能维持饿不死而已。好在不久爸爸认识了田汉和夫人安娥，他们和爸爸是近邻。安娥想学俄语，请爸爸教她。田汉知道了他的生活困难，介绍他去桂林中学教书，生活才稍有保障。
在教书之余，爸爸仍然坚持翻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短篇小说和文章（名字和内容他早已记不住了。他这一辈子除了几个大件作品，对自己翻译了多少东西从来没数）。他在新疆时买过一本俄文版的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名作《狡猾的寡妇》，也在这时翻译出版了。有一篇别林斯基的《论艺术》他倒是记得很清楚，因为翻得很艰难，翻完了也没有吃透别林斯基的思想。稿子投到桂林的《文化杂志》，主编邵荃麟看完说：“译者自己也没有看懂说的是什么吧。”但是还是在杂志上发表了。爸爸承认，他的确不知道别林斯基有些地方在说什么，硬翻就是了。
接着爸爸开始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托尔斯泰是他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当年他在伊宁书店看到这本书，硬壳封皮，纸张和装帧都很粗糙，其中却有不少生动传神的插图。小说一开始的描写就吸引了他：
“在刚刚耙犁过的田野上，犁耙所到之处，捻碎了野花，轧断了野草，只留下一片黑色的土地，一棵小草都看不见。突然我（作者）发现道路的边上有一棵“鞑靼花（即牛蒡花）”枝杈已经断掉，上面的红花已经变黑，但是仍然向上挺着，看样子，整棵灌木曾被车压过，就好像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出五脏，砍掉一只胳臂，挖去一只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来，对那消灭了它周围弟兄们的人，决不低头。”
爸爸浏览后认定这部小说是托翁的上乘之作，立即买下。五十五年来，他对此书珍爱有加，历经劫数，不离不弃。
爸爸说，牛蒡花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吉·穆拉特的写照。也正是牛蒡花不屈不挠的精神促使爸爸在日本侵略的黑暗年代把这本著作翻译出来。
汪家渊源
在桂林中学，爸爸和妈妈认识了。
这里把妈妈的身世稍作介绍。妈妈生于一个汪姓大家族。
据说天下汪姓均始于春秋时期鲁成公的二公子汪颖川。族谱里记载，这位公子出生时掌纹呈一个“汪”字。妈妈说这段典故时，我看看自己的手心，三横一竖再加三点水的掌纹倒是不难找，问题是两千多年前的文字是大篆体，圆润曲折，怎么就弄出了一个“汪”字？
汪家曾经保留着曾外祖父汪与崧一支的《汪氏美支族谱》。即使在抗日战争逃难时，《汪氏族谱》也总是随家携带。六十年代妈妈把家谱从广州带回北京，妥善安置在保险柜中。
族谱毁于文革。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红卫兵破四旧，隔壁院子打人的声音日夜不断，有人大声惨叫，最后没声了，是死是活没人敢打听。恐怖像浓烟一样弥漫到我家院子，挥之不去。家里最大的四旧就是家谱。妈妈把它们“毁尸灭迹”。多少年后汪家人多有责怪，认为妈妈太过革命，极“左”。妈妈则说这是爸爸意思：“族谱放在家里太危险，越旧越说明你永远不会忘记过去。这样的大家族谱在帝王时代专有特别的地方存档，在故宫也可以查到，所以个人不必保留。”其实不管是谁说的谁做的，在那种环境下，只剩了恐惧和担心，害怕此物给家庭带来灾难。即使在今天，如果遇上那么一个氛围，还是得撕，得毁，谁也怪不得谁。
文革后，妈妈的一个弟弟经过多年的艰难寻找，终于在澳门另一叔公手中找到曾外公的堂兄弟汪与崇一支的一册复印本，立即再复印，重新修订续载。
家谱的第一页写道：
吾族得姓，自鲁成公次子颍川侯始，颍川而上，辈详世家。东晋咸康二年，三十五世叔祖淮安侯旭奉敕上谱，即以颍川侯为第一世，历代相承，莫敢或改。
说的是：“我们这族人得以姓汪，是从鲁成公（春秋时期）的第二个儿子汪颍川侯开始的。从汪颍川上溯，都有详细的家世记载。东晋咸康二年，第三十五世祖奉咸康帝之名上呈族谱，即以汪颍川为第一世，历代相承，未敢更改。”
根据族谱，东汉建安二年，三十一世祖汪文和南渡江东，由孙策委任为会稽县长，随后迁居到始新（今浙江淳安县）。四十四世祖铁佛公是母亲家族这一支的显祖，称“美支”。隋朝末年，他因为辅助伯祖汪华保障六州土地（今安徽宣州一带）归附唐朝有功，获赐封宣城开国公。其后世代皆公侯将相。经过几十代的搬迁，八十四世祖汪兆舒定居杭州。
如今杭州尚有汪家祠庙“汪王庙”，在西湖吴山大观台之簏。祠庙上有第九十二世祖汪嵚（亦名汪与嶔，字曼峯，一作趸峯。妈妈的七爷爷，我的曾叔祖）的题联：
先武肃建号称吴王，保障六州，伟业恨遗良史笔；
是新安崇祀之始祖，越开两国，宗枝繁衍大江东。
汪姓“美支”到了清朝开始家道中落，没有了朝中官员，而成为教书世家。只有汪嵚在民国初年为浙江省杭州县撤县建市时首任市长。他的母亲去世时，代大总统冯国璋曾赠送大匾“懿德可风”。汪嵚对于杭州市政建设，多所规划。他创办贫儿院，提倡工艺美术，造就镌刻拓扬碑版人材颇多。其善诗文、书法，工行草，笔致劲挺，姿势开张。如今杭州城内多处古迹，存有汪嵚所提楹联，如灵隐寺大雄宝殿：
会三百六十古精庐，此云祖山，应得殊胜利益安乐；
积无量千万诸善根，故名佛国，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还有紫云洞楹联：
灵鬼灵山风马云车历历
一丘一壑玉阶凉夜愔愔
汪家有女
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攻入杭州。妈妈的曾祖父那一支逃到广东番禺。
一九一五年六月，妈妈出生，在第九十四代世孙中排行第一。在她之前族谱上记载每一代男人的名字、元配姓、侧室姓，以及儿子的姓名，唯独女儿的名字不上族谱。妈妈出生时，族长汪嵚思想开明，特来信叮嘱：“文明世界，不分男女，名字照家谱顺序排。”从妈妈开始，开启了在族谱上记载女儿名字的先例。
妈妈这一代为“祚”字辈，“祚”字前面按“华鸿绥夏强……”排下去，“华”字按规矩要留给第一个男孩，妈妈的名字就叫鸿祚。“鸿祚”的广东话发音好像说“红枣”，所以一上小学她就得到“红枣”的外号。妈妈恼羞成怒，回家闹着要改名字，否则不肯上学。她母亲只好给她另取一名“孟华”，是“第一朵花”的意思。又正是民国建立之初，政局几天一变，“华”取拥护支持中华民国之意。“鸿祚”的名字被妈妈摒弃，正赶上她父亲的二太太的第二个儿子出生，这个名字就给了他。
妈妈的母亲姓苏，名煦坤，四川眉县人氏。眉山苏氏是一个望族，为了接续苏姓的这一支，母亲给两个女儿分别取名苏霞、苏凝。妈妈叫苏霞，但她从来不用，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广东话“霞”与“虾”同音同调，叫起来如同说“酥虾”，被人取笑。妈妈是很讲究文字品位的。倒是我姨妈一九四九年后一直都使用“苏凝”这个优雅的名字。
想象得出，妈妈那时一定被大人看作是个任性的孩子，我倒是觉得她小小的就有一些反抗精神，而且总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名字。
抗日战争时期，妈妈进入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做政治宣传工作。把她带进革命队伍的尚仲衣先生为她取化名“汪度”，含有从此岸过度到彼岸，即转化国民党士兵思想的意思。从十二集团军出来后，妈妈自己改名汪容之，是根据汪度衍生而出的，意思是“天下百川，汪洋大度皆容之。”我喜欢这个名字，不仅是因为好听上口，雅致脱俗，意义宏大，更因为她恰恰是妈妈的性格和为人的凝缩。
在妈妈的童年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母亲。苏煦坤识文断字，学历虽然不高，但是诗词歌赋也会不少，引导一个小孩子富富有余。
妈妈从四岁起开始读诵诗书，极为聪慧，过目成诵。她八十多岁时，回忆留在脑子里的诗词歌赋成为打发她寂寞生活的唯一乐趣。每次我回到北京，她总是让我守在她身边，一段段给我背诵她幼年时诵读的古文，边背还令我边做记录，之后让我去找原文对比，果然是一字不差。最后一次让我记录是在她中风前几个月，八十七岁，背的是全篇《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妈妈说她小时候学习成绩总是“上佳”。我请她讲讲小学的生活，她却说的是另一件事：“上小学时，中山纪念堂刚开始建筑（一九二八年）。正是北伐刚完，内战时期，蒋介石要为自己树立形象，在广州建中山纪念堂和在南京建中山陵。中山堂工地的路口有一个大牌子：‘陈祥记承包中山堂（广州所有的大建筑都是陈祥记承包）’。我每天上学经过连堂路，沿途见拆房子，家具杂什扔了满地，大人哭小孩闹。我才知道堂皇的建筑后面有那么悲惨的背景。我不忍再看，避开那条路，走大墙的左边。”
童年的妈妈已经感觉到了社会的不公和民众的苦难。
一九六四年我到广州，妈妈特别叮嘱我去看她的小学老师，一位老先生。见到我老先生说：“你妈妈和你阿姨小时候又漂亮，又聪明。”但是让我最得意的却是这句话：“你长得很像你妈妈。”
隐蔽桂林
我此前发表过一篇博文《妈妈在十二集团军》，讲述了妈妈女师毕业后的行踪，这里就不赘述。简单说她从广东女子师范毕业后当小学教师，之后进入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四一二”政变后，她从十二集团军撤离，自行隐蔽。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妈妈到了桂林，在甲山村四十三兵工厂子弟学校教书。甲山村离桂林市有十多里地，风景秀丽，四周群山环抱，溪水淙淙流淌。后来这里还开发出旅游胜地“芦笛岩”溶洞。
小学校是为兵工厂职工的孩子而设，就在工厂区内。妈妈一去就做了教导主任兼任五六年级的课程。妈妈不论在哪里教书总是深受学生欢迎，她教的学生成绩优秀，毕业后所到之处都是优等人才。附近的居民知道小学校来了一个好教员，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转来上学，连兵工厂的厂长以及一个附近驻军的国民党军长也把自己的孩子从别的学校转过来，跟着妈妈读书。学校的待遇也不错，除了薪水，每月还补助一些粮米食油。妈妈不久就把母亲接来同住。
一天，妈妈的一个女师的密友郑学诗和丈夫陈占元（后任北大法语系教授）来找她，他们也住在桂林郊区。郑学诗说：“你知道吗，彩秀夫妇来了（余彩秀，妈妈的女师闺蜜，她的丈夫陈原，四九年后算高干，头衔太多，数不过来）。曲江着了一场大火，把他们的茅屋烧得精光，现在他们抱着刚出生的女儿逃难到这儿，身边什么都没有。我把多余的衣服都给了他们。你能不能也捡些衣服给他们救救急？”妈妈马上把床单睡衣和几件能穿的衣服打点起来，又买了好多菜，去看望他们。大家都特别高兴，三个好朋友现在都聚集到了桂林。
不久，妈妈收到陈原的信，说他已经在桂林市立中学找到了一个教职，教高中。学校小学部仍有教员的空额，他动员妈妈也去那里教书，薪水比兵工厂子弟校多出十几块钱呢。
妈妈当然愿意去，学校在市区不仅生活方便，她的妹妹和弟弟、叔叔、朋友，还有很多十二集撤退出来的战友都集中在那边。沦陷之前的桂林也算是大后方了，云集着全国各地的爱国文人和民主人士，文化空气非常活跃，形成了一股抗战文化潮流。而兵工厂是个世外桃源，生活平静如水，妈妈是受不了的。
兵工厂的厂长得知妈妈辞职的消息，生气了。为了上她的课，他把自己的孩子都转来了，她倒要走了。厂长态度坚决地说：“不行，你不可以走，教育局规定了小学高年级的老师不允许调动。”然后又苦劝道：“如果你嫌工资少我可以给你加薪，市立中学能给你多少，我就给你多少，薪水比他们高我也愿意，只要你留在这。”厂长的老婆也来求情，说他们的孩子如何地喜欢汪先生，转来上学以后如何地有出息有长进，请汪先生无论如何要留下来。妈妈去意已定，她收拾了行李，请了一个挑夫。行李倒是很简单，连一担都没装满。走到门口警卫拦住了她，厂长有通知，不让汪先生迈过大门。吵闹了半天，妈妈还是强行离开了，走得不欢而散。她心里也有些内疚，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厂长本人都是不错的，但是人总要往高处走。
市立中学的薪水两个人花还是紧巴巴的。妈妈为了让她母亲生活得好一些，除了白天教书，晚上走夜路去一个从广州迁到桂林的会计学校兼课，每月可以得到二十元的额外收入。有时下课太晚了，或碰上警报，赶不及回家，就只能睡在会计学校的一个大空房子里。一个人，一点也不害怕。多少年后，妈妈回想起来，倒觉得十分后怕，想不出当时哪来的勇气。
战乱结缘
此时爸爸妈妈都在桂林中学教书了。一个在中学部，一个在小学部，他们接触的机会大概是不多的。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是陈原夫妇，他们介绍爸爸妈妈相识了。
妈妈也知道学校里有一个年轻的国文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其他人都是用本地话或广东话教课，可是他用国语讲课，以至有些学生反映听不懂。妈妈倒觉得国语很好听，象唱歌一样柔和，也许就是这样她对爸爸有了好感。妈妈还知道爸爸在翻译俄文，他翻译的苏联剧本《前线》出版之后，反响极大。在当时的中国，懂俄语的人凤毛麟角，又是在国统区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这需要多么勇敢的精神！妈妈对爸爸崇拜之极。她后来常对我说：“我当时并不了解你爸爸，就是崇拜他。”
爸爸那时正在翻译《哈吉·穆拉特》。在恋爱中的妈妈常在爸爸的宿舍帮他笔录译文。爸爸念，妈妈写。妈妈写得一手好字，端秀藏锋。
这一段日子爸爸妈妈过得很愉快。与陈原夫妇和陈占元夫妇经常聚会。陈原聪明幽默，巴黎大学毕业的陈占元则风度翩翩。三个女子更是亲密无间。他们在战乱中互相帮助。一九四九年后三家人都到了北京，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离开人世之时。
家里时常高朋满座。田汉的妻子安娥跟爸爸学习俄语，爸爸让妈妈跟着一起学，希望她有一天也搞翻译工作。妈妈的叔叔汪巩（他是汪嵚的儿子。戏剧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历任中央电影局创作员、编剧、《大众电影》杂志社副社长、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干部）也在桂林。他是当时桂林成立的“新中国剧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并任理事。一有新戏上演，妈妈爸爸必定前去观看。
一九四四年的八月十四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爸爸妈妈结婚。他们的结婚证书一直保存在妈妈上锁的抽屉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念品，值得描述一下：证书有八开纸那么大，周边以各种并蒂花和成双对的燕子鸳鸯蝴蝶白头翁装饰。花边内从左至右书写着爸爸妈妈的名字籍贯出生年月时辰，然后是：
今由
陈原先生介绍谨詹于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午时在（某地）
举行结婚典礼恭请（某名）先生证婚两性联姻一堂缔结
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緜緜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结婚人刘长菘汪孟华
证婚人陈超宗
介绍人陈原
主婚人刘荫远汪君锐。
中华民国年月日谨订
主婚人应当是双方的父母签字，我一眼就认出刘荫远及汪君锐的名字各是爸爸和妈妈的字迹。一则是新青年，自由恋爱；二则是兵荒马乱，就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机会了，家长的名字只是象征性地出现一下。证婚人是陈原的父亲陈超宗先生，婚礼也是由他代替双方家长主持的。
婚礼十分简单，没有教堂，没有婚纱，连结婚照都没有一张，只是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参加的宾客有陈绍宗、汪巩、卢鑑锟、妈妈的异母弟弟华祚，当然有陈原和陈占元夫妇，还有余迪的妹妹。妈妈的母亲做饭，杀了许多刚长毛的小公鸡炒子鸡款待大家。
父母的结婚证书
然而，“蜜月”还没有过完，日本人就打过来了。
节自我的家史《半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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