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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被开除的小国民党员

(2020-05-17 17:21:11) 下一个

我爸爸,被开除的小国民党员                                     刘海鸥

 

党内组党

 

爸爸五岁时家里送他去上学,他在外面野惯了,十分不情愿。开学那天,家人连扯带拽,强行把他抱去,放在教室里。他大哭,从教室门板的窟窿里钻出来跑回家。娘心疼,说:“不愿去算了,明年再上。”爸爸又无忧无虑地玩了两年。

一九二二年爸爸终于上小学了。学校就在临涣街上,叫宿县第二高等小学。爸爸学名刘长菘。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说“菘”字意思为大白菜,写起来好看,念起来好听,既平民化,又不俗气。这个“菘”字恰合了爸爸的一世为人。

学校的校长叫张大中,同时也教课。他对学生特别凶,外号“活阎王”,动不动就打学生手心,直到打肿为止。他还有一个羞辱学生的损招,罚学生跪在桌子底下,然后成心说:“咦,XX怎么没了?呦,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一次大家排队,他教训一个大一点的学生,那学生反驳了一句,他上去打了几个嘴巴。大家心里又怕又恨,爸爸更是吓坏了。这个挨打的学生不服气,底下秘密串联,罢课“抬”(罢免)张大中。他命令全校学生都不许来上课,谁来就要惩罚谁。爸爸胆子小,不敢上学又不敢不上学,两头为难。回到家里哭哭啼啼。大爷问他为什么哭,知道了原因,说:“这还不简单,大家都不去你也就别去了。”罢了几天课,学生们胜利了,张大中果然被“抬”走。由镇长任命,又换了一个新校长。

这是学生们反对强权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至于后面是否有教员支持,就不得而知了。临涣小学和当时很多农村小学一样,是农村革命力量的策源地。教员中有地下党组织——中共临涣特支。他们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当然,其影响不只在学校,而是整个农村。学校中的老师多数是共产党员,比如朱务平、徐风笑、刘之芜、谢肖九,还有孙铁民。爸爸对孙铁民先生的印象最深,他聪明伶俐,身手灵活,外号叫“孙猴子”。一九二二年朱务平等党员在临涣小学成立了群化团,与当地周段两家封建势力作斗争,掀起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东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并决定北上讨伐军阀。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开始了。

临涣成立了以教员为主的农民协会。教员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并存,一些教员是双重党员身份。两党都讲革命,都喊同志,也都宣传“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农民协会”等口号并且付诸实践。爸爸大受鼓舞,他用茅草和黄泥糊在自家的院墙上,书写大字:“打倒土豪,打倒贪官,打倒军阀”。尽管他并不明晰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六十五年以后春夏之交,爸爸看见学生打着旗帜游行,上面仍然是大字:“打倒贪官污吏”,感概万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杀害了上海工人顾正红,历史上称“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临涣也有上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组织募捐队给上海总工会捐款。“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响彻天空。临涣小学里的政治空气最为活跃,大部分教员都很革命甚至很激进,给学生们讲阶级斗争,带领学生示威游行,支持五卅运动,抵制廿一条。教员带头当场撕破日货帽子,学生们甚至公开高喊“共产党万岁”。

一九二六年爸爸加入了国民党,那年他还不到十二岁。在他的意识中,国民党就是为了推翻旧势力而产生的鼓舞人心的新势力。

小国民党们也过组织活动,有一次他们到临涣集北边各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爸爸被派往的那个村子以前也曾组织过农会,不久就散了。从历史的大气候看,“土地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农民能够果腹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农会多是解散的结果,又需要重新组建。

爸爸的岁数小,由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朴光文老师领着去。到了村里,朴先生与村长谈话,让他再组织农会,重新登记等等。村长应付着:“好好好。”几分钟就谈完了话。回去太早不好交代,师生俩找了一棵大树,在树荫下睡了一大觉才回校交差。

多少年后,爸爸谈及此事,反思道:“用历史的观点看,‘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跟闯王,不纳粮’一样都是农民革命的理想。此类活动以农民起义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虽则改朝换代,却换汤不换药,而且无一例外大规模地破坏了生产力,究竟是进步还是反动值得研究。”

学校里有其他学生也想加入国民党,找爸爸帮忙。他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说:“入党要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要你到什么地方你就得去,叫你死你就不能活。你们敢参加吗?”话传到老师那里,老师批评他:“发展党员,越多越好,为什么要吓唬他们?”

党“叫你死你就不能活”,爸爸不简单,小小的年纪就抓住了一个政党、帮派或者土匪得以生存的精髓要义——“绝对服从”。有了这一条,组建一个党还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爸爸在小学期间最大的“革命”举动——“组党”。此举缘起于反抗欺辱。学校高年级有些学生岁数很大,甚至已经结婚。他们经常欺负低年级同学。爸爸的年纪小,个子也矮,经常受他们的欺负。他不甘受辱,把一帮小同学召集在自己周围,组织了一个“小个党”,与大个子对抗。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小个党”在学校里很得意一时。爸爸最初展示了他的领导能力,不过很快就遭到打击,老师把他叫去,问:“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党内组党,瓦解组织。”爸爸被开除出了国民党。

这一段入党史,听上去就像小孩玩游戏。对于儿时的爸爸来说恐怕也是儿戏多于政治。在一九五二年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人人都要“向党交心”——写自传交待自己的历史,特别是与国民党沾边的人和事更要“竹筒倒豆子”。人们那时都不懂交心政策之贻害,无限忠诚地把自己鸡毛蒜皮的事都抖落出来。爸爸觉得十二岁的国民党员这事挺好玩儿,就写在自传里了。结果“两次加入国民党”成为文革时批判爸爸的一大罪名。爸爸第二次加入国民党也是“向党交心”时主动交待的。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苏军顾问处工作。工作人员都自动算为国民党员,发一个党证,从来没有活动,也没开过会,就是交交党费而已,后来党籍无疾而终。爸爸说,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是被看做朋友的。他加入国民党也是经过共产党组织同意的。事实上在国民党内工作,不加入国民党是不可能的,尉官以上就自然而然是国民党了。共产党当政以后,什么合作不合作,全不算了,一刀切——凡国民党,均反动派。

 

 

柳叶湖暴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清除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教员警告学生们不要再喊革命口号。

此时共产党继续“左”倾路线统治,号召各地“一兵一枪都要起来暴动”。据此精神,中共宿县县委决定在临涣地区发起农民暴动。

一九三零年七月,共产党员孙铁民等人领导发起了“胡楼、徐楼、柳叶湖农民暴动”。参加暴动者不足一百人,还差不多都是小学教员,只有三十几条枪。不料暴动的前一天,风声已经走露,团防局做好了捉拿共产党的准备。起义的当天,团防局二百多人一大早就出发,突然包围了暴动队伍。枪战不到半天,大部分暴动者被俘获,包括他们的头领。

这次所谓的“农民”暴动无异于一次引颈受戮的无谓牺牲。暴动失败以后,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党员分散隐蔽。

一时间形势紧张,团防局挨家搜索逃脱的共产党。爸爸那时已经在南京上中学,正是暑假回乡期间。他留着平头,学生模样,一进门把大爷吓了一跳,忙警告:“啊呀,你这个样子可千万不能出门,他们会把你当成共党嫌疑分子抓起来!”然后不由分说把他按在椅子上,剃了个光头,变回了一个农村秃小子。大爷思来想去还觉得不安全,又派人把爸爸送到南徐州,住在长菁母亲的家中。

暴动中被俘的人后来多数托人作保出狱。只剩下两三个头领不得保释,被押解到县城。大约一个月后,正在县城的爸爸听见外面吹号,街上脚步杂沓,伴着“枪毙人了!”的喊声。他出门一看,吓了一跳:在一队被押赴刑场的人犯中,他看见了孙铁民先生。杀场在宿县西门外,人们纷纷涌去。爸爸说:“很奇怪,孙先生在被枪决前嘴里不停地大骂县长是祸国殃民的走狗。”

在八十年代初编写的临涣区志中说,孙铁民在就义前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般来说,文革后不久编写的县志总是带有一些文革遗风,至少带着一些党八股。编写者中间尽管没有一个亲临过现场,但凡是革命者就义前就一定要让他高呼 “打倒,万岁” 一类高屋建瓴的口号,保险没错。见得多了,连爸爸都认为应该是喊这样的口号,要不然他为什么说“很奇怪”。

后来小学教员中坚持共产党立场的有徐风笑(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的父亲)、刘之芜。最有名的共产党员是朱务平,他在皖北一带是地下党的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在蚌埠被捕,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当年十月在雨花台被杀。

形势严峻,昔日的革命队伍不断地分化。那个带着爸爸下乡组织农会的姓朴的共产党兼国民党教员,后来被任命为宿县国民党县委书记,彻底脱离共产党。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他就患肺病死去,躲过了被枪毙的命运。还有一个国文教员刘镜秋,也由共产党投靠国民党,“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枪毙。他的儿子是北大俄语系教师。爸爸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叫单士英,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后来投靠国民党,为国民党送信,也没逃脱被共产党枪毙的命运。

胜者王侯败者贼,一般人怎么能够看透政治的角逐呢?

 

截自《半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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