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天凉好个秋——重逢
刘海鸥（铿锵猪）
前面讲了刘家祖辈事迹。现在轮到刘家父辈的故事了，在讲之前，先说说两岸刘家是怎么联系上的。
刘家人在哪里？
孤身大陆三十年，刘家人的下落始终是爸爸心中最大的块垒。他总是和我们说：“听说他们去了台湾。”实际上他知道，他们就是去了台湾。
文革结束后，台海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台湾”两字的威胁性正在逐步减弱。多年来，“那边”一直牵绕着爸爸的思绪，只是他埋藏得深。此时他再也难以抑制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一九七九年，爸爸找到他的老同学，在统战部当秘书长的彭友今，托他打听一下爷爷的情况。第二天，老同学就开出了一个详细的名单：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姑姑姑父等等一大家子人在台湾的居住地、任职、生卒状况。我感到惊奇，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大堆叔叔姑姑。在这以前，我一直以为爸爸是个独生子。更加感到惊奇的是，名单之详细，简直让人心生一丝恐怖。我们，包括在台湾的人们，没有一点隐私，一切都掌握在一个无形的手中，如同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还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看着这份名单，爸爸不由唏嘘，他的父亲在一九六一年就去世了，曹氏母亲也刚刚去世一年。他的三叔则走得更早。所幸他的三婶、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还都在，加上他们的后代，台湾的刘家已经达四十余人。
爸爸激动得不能自己，马上写了一个寻人启事请在香港的内弟（我大舅）发往台湾各大报纸：
刘长菁刘长兰刘长荪刘长华刘长芬，你们的大哥刘长菘在寻找你们，见报请与香港某某某联系。
爸爸的呼声立刻传遍了台湾。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几乎是与此同时，台湾的亲人也正在寻找爸爸的下落——爸爸的妹夫，云子的丈夫包世中原来是国民党重庆号的年轻军官，一九四九年随军队只身到台湾。一家人都在大陆。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在大陆的家人，正在托他们打听爸爸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的八月份，香港大舅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封台湾的信件。是爸爸的云子妹妹写来的。云子大名刘长荪，是我的小姑，大家都叫她云子姑，四太太曹氏所生。在见到云子姑之前，我从来没有听爸爸谈起过她。四十年前爸爸绝尘而去（一个爱国愤青与家庭脱离关系）的时候，云子还只有六七岁。爸爸离开西安后兄妹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云子姑的信只有三十几个字，短短几句话，因为她实在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她说：
我们终于联络上了，很激动，高兴极了。爸妈都已经过世了。哥哥，我写不下去了……
信虽短，音尘断绝三十多年的刘家骨肉终于找到了对方的下落。几天以后，云子姑的长信到了，她说：
自从四道巷（西安）分别，已经四十年了，你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件事，我记得你在北大街幼稚园的房子里每天煮小米稀饭。你的窗台上每天都有牛奶。你抱着我给我讲故事和吃你煮的稀饭。还记得有一次长菁哥睡着了，你和我给长菁哥画胡子。还记得你和长菁哥在东望小学操场上打球。还记得你给我的俄国碗，及给我买的小花裙子……
还是激动得语无伦次。
接着长菁叔婶、长兰姑、三奶奶（三爷爷的太太）的信来了，刘家的全部成员都来信了。
长菁叔说：
看到来信和寻人启事，又到回到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后泥漥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小时候亲密的家族关系令人难忘。三分之一世纪，是人生中最多采多姿的一段时光。客观环境的变化，个人体态与心情方面的变化实在太多太大，唯一没有变的是人间的亲情和寻根的意念。
长菁婶说：
记得那时我们都才离开学校不久，充满了活力与热诚精神，生活过得何等愉快。……转眼就是中秋节，忆及故乡此时市面上各色水果最为齐全，各式月饼之多加上兔爷兔奶奶点缀应市，那情景一幕幕似在眼前。只要让我找到了地头，一定会坚强的活着，回到北京度过余生。
长兰姑说：
能与您取得联系真是令人疑真疑幻，又惊又喜，只是在惊喜之余内心又不禁无限伤痛，卅余年了，老人们都相继谢世，而我们自己也都不复年少，发白，齿脱，垂垂老矣。多少往事多少沧桑，人生至此回想起来恰似大梦一场，欲说还休，也只得道一声天凉好个秋吧！……但是想着在老家的老宅子里还有您在惦记着我们，便能减去多少人事无常与流落异地的孤凄之感，而内心不觉温暖起来。
三奶奶回忆爸爸以前的事情：
记得你们在北平喜欢看唐若青言的《茶花女》，你同长菁长兰三个人去，不带长华，我只好带着他上街买吃的。……还记得你在大一的时候第三堂课就赶忙回家摘树上的枣。
七十年代部分台湾家人。前排左起叔叔刘长菁、三奶奶李静懿、二奶奶曹承德、云姑儿子包承光、大姑刘长兰、后排左起李玉珮、李玉玲（二者为长芬女儿）、云子姑刘长荪、刘长芬姑、包世中姑父、黄荫昌姑父、云姑儿子包承平、长菁儿子刘玉钤
两岸不能通话，也不能通邮，信要寄到香港我大舅处，再由他转寄大陆。不管多困难，终究是联系上了。那个时节，海峡两岸的刘家情绪像开锅一样地沸腾，信件夹着眼泪在两地间穿梭。每一封寄出的信都有泪水洇湿的痕迹，每一封收到的信都因为泪水遮目不能卒读。
当年的十二月，云子姑带着全台刘家亲人的重托到了香港，专程与爸爸通话。爸爸刚一开口，电话那边的云子就已经哭得不能自己。她说爸爸的声音太像爷爷了。而云子姑的一声“大哥”，也让爸爸老泪纵横，几十年了，等待的就是这一声称呼。
电话中他们说了什么已经很难重复，想说的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没有条理，没有中心，东一句西一句，伴着哭泣说了半个多小时。
在台湾的叔叔姑姑们天天盼望着云子带回爸爸的消息。云子姑回到台湾的那天，长菁叔婶一早就坐立不安，一次次出门张望，在门外老远迎候着云子姑。一见她面，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电话里怎么说？”云子姑哭着说，叔婶哭着听。半个小时的通话说了一整天，听了一整天。一个字都不放过，百说不厌百听不烦。
国家的脸面
云子姑是个敢做敢为的人，她不顾一切地要来大陆探望哥哥。姑父的愿望更为迫切，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去看望尚在人世的老父老母及一大家人。
来之前云子姑和爸爸说不住旅馆，要住在哥哥家里，好好享受隔断了四十年的亲情，好好叙说离别四十年之往事。全家人犯了愁，房子文革都交了公，关于私人房屋的政策远远没有出台，家中这块小地方已经没有立锥之地，怎么接待台湾来人。关键的还不是地方大小，是丢不起人。个人丢脸是小事，台湾亲戚们决不会因此小瞧了爸爸，问题是国家呀，爸爸当年是坚决要跟着共产党走的，毅然断绝了与家庭的来往，留在了大陆。台湾亲戚要是看见如今爸爸住房的窘迫样子会怎么看爸爸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爸爸？
一定要挽住国家的脸面！
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向上面反映，可又不知道通过哪条途径，国务院信访办？领教过了，结果必定是石沉大海，遥遥无期，至多是打回原单位解决。可巧就在这时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十月三十号在北京召开，爸爸也在参加者之列。阅读那两天的报纸，不管会上有什么历史性的转折，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我只抓住了一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这是一个机会，我立即提笔给大会主席周扬写信，没有赞美和颂扬，只讲一个问题——房子。怎么来的，怎么失去，爸爸的窘况（家里住不下，爸爸只能每天晚上回到办公室睡觉）。先动之以情，请周扬发挥一下想象力：“周扬同志，你能想象得出一九七六年大地震来临的那个夜晚，一个老人在黑洞洞的空无一人的机关大楼里仓皇躲避的狼狈吗？你能想象在地震的混乱中全家人寻找他的焦急心情吗？”然后又说之以理，在“文艺的复苏，知识分子的春天中，俄国古典文学巨著亟待翻译出版之时，俄文翻译家却三世同堂蜗居在二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如何春天？如何复苏？“又讲政策，从对台湾的统战讲到国家的脸面。等等，等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很能讲道理，很会上纲上线，一点不嗑绊写了四大片纸，立刻寄出去——“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文代会主席周扬收”。
爸爸开完会回家，我讲了写信的事，他笑笑，摇摇头：“没有用的。”
这次爸爸错了。没有多久，出版社到家里了解我们的住房情况。然后经过周扬的亲自批示，爸爸得到了位于大北窑的一套三室单元房（是出租房）。周扬这事办得干脆利索，他还说，这是暂时的应急措施，然后还会继续解决。所谓应急，是应台湾来人之急。房子刚一到手，家具还没办齐，台湾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觉得这房子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尽管是个半毛坯房），可云子姑看了以后还是因其简陋哭了一鼻子。
爸爸也不喜欢这个新居。一座孤零零的高层建筑赤裸裸地站在两条交通要冲的交接处，一天二十四小时各种车辆特别是重型卡车的噪音和灰尘充满了房间。无论天气多热爸爸也不敢打开窗户。尽管这样，夜间的闹声还是让人没法睡觉。姐姐说爸爸的心脏病就是那时在噪音中落下的。
皓首重逢
云子姑来了。
两岸关系尚未解冻，作为国民党“高干”的子女，云子姑和姑父的出行十分隐秘和困难，必须瞒住台湾当局。事实上，她的出行下面有关系人帮助疏通，上面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是花了钱的。他们先办了去菲律宾旅游的签证，然后从菲律宾到香港，又从香港进入大陆。云子姑说，在广州过海关时，关员拿着护照反复看了半天，她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成败就在此一举。终于中国关员一个大印盖在了护照上，她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关员递出护照时，露出了笑脸，说：“欢迎。”
一九八零年的初春，在为了接待“台湾同胞”而临时分派的大北窑新居里，爸爸与阔别四十多年的亲人会面了。房间里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件家具，像个招待所，少了一些家的味道，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亲人团聚了。
第一次见到“台湾人”，未免紧张。我们从小就在以台湾人的口气唱一支歌：
我爱我的台湾呀，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再加上多少年对台湾的描述离不开的那几个词汇：蒋匪帮、反攻大陆、空投特务……脑子里不免一片水深火热，一堆牛头马面。看见了才知道，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说着标准的国语，穿着漂亮的衣服（相对于八十年代初仍然覆盖大陆的蓝色灰色而言），会哭天抹泪也会家长里短。云子姑矮矮胖胖，十分不服气地拿出她十八岁的照片传阅——一个旗袍贴身的苗条淑女优雅地坐着——说：“我当年也有小细腰！”
”我当年也有小细腰”
哭够了笑够了说够了，全家人聚在大北窑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那时不兴动不动就上馆子，北京的饭馆没有那么多，下馆子吃饭也实在丢不起那个人——没有订位一说，要在现场等待。通常是等待者踩着吃饭者的后椅子牚，生怕椅子飞了似的。吃饭者在一圈等待者的虎视眈眈下，尴尬地吞咽。
我们姐妹四个每人做一道拿手菜，我做的是海米栗子烧白菜。云子姑也一起展示她的厨艺，做的是沙拉。那年月“沙拉”可是一道新奇的菜肴。她还带来一瓶油泡酸蘑，味道特别好，我学了多少年，也没做出那个口味。
云子姑和爸爸住在一起，兄妹俩日夜叙谈，道尽四十多年的离情别绪，人事变迁。最让我感到惊奇和不安的是，言谈话语中，云子姑对大陆这边骂化了的蒋介石十分敬重，一口一个“老总统”。对蒋经国“小蒋总统”高度赞扬，说他带头挖路，身体力行台湾的十大建设计划。说他十分亲民，站在街头劝说摩托飞车的男女青年慢点开车，才能幸福长久。惊奇之余，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
云子姑在大陆停留了一个月之久，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地，还给她的公公做了八十大寿，并回到婆家的湖南老家祭祖。
刘家和姑父家合影。左四姑父，左五云子姑，中间白首者我爸爸，右二我。
回到台湾以后，高级层面已经知道云子去了大陆，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本来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她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请去介绍大陆情况。据她说，都是爷爷的同僚，离开大陆多年的高官和退休将官。他们听得兴味盎然，还不断发问。云子姑说，其实哪一个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不想念故乡和亲人呢。可是有几个人能够实现再回热土的梦想呢。比如于右任先生，思乡之情最为深切，曾经拉着她的手说过：“云子，咱们什么时候能回老家看看？”于右任和云子的母亲都是陕西三原人氏，云子算是他的半个老乡。云子回去了，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于右任先生仙逝，留在世上的只有他的满腹思念化成的一支哀歌《望大陆》（有说叫《国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于老先生与刘家私交很好。刘荫远去世时，于右任主持公祭并赠挽联。曹承德一见到他，痛哭着双膝下跪。他双手扶起曹承德，说道：“你放心，一切有我。”
于右任去世时是半老乡云子替他穿的老衣。
刘家还算幸运，“长”字辈的人都还在，并且都在盼望和准备见面的那一天。
节自长篇家史《半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