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爷爷
我没见过我爷爷，甚至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直到1965年因为他的缘故我不能上大学，我才知道他在台湾，那时已经去世四年了。
后来在我爸爸和台湾的亲人的反复讲述中，爷爷的形象在我的脑中立体起来了，他达观开朗，风流倜傥，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落拓不羁，放浪形骸。总之，是个极具个性的异类。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故事，甚至足够写一本书。
很遗憾我只能以我有限的听闻，给爷爷描述一个大致的轮廓。写我的爷爷时，我的脑子里不断地回响着一支歌：
And I can see，
See through the years,
Years of a man,
A man of colors……
歌名是Man of Colors，三十多年前的歌了，我非常喜欢。其实这支歌是作曲家为他的画家父亲写的，和我爷爷完全不搭界，但是我爷爷就是这样一个多种颜色的混合体。
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以宽容之心看待他的一生（文章比较长，分三段登载）。
呼朋唤友
我的爷爷叫刘世荣，字荫远。离开家乡后使用刘荫远之名。人们习惯称他“二爷”（没准在我的记叙中，有时也顺口叫他“二爷”）。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在文中便直称刘荫远，望刘家各位长辈原谅。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曾祖父在街上开了一个药房，家境还算不错。刘荫远生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从小就是极为聪明通透的孩子，可就是不安分。他喜欢呼朋唤友，吃喝浪荡，不过他为人甚是仗义，为朋友打架斗殴不在话下。朋友需要用钱，他手头没有，就跑到自家药店，偷偷从柜上拿钱送给别人，从来不说一个“还”字。他爹对他真是恨得咬牙切齿。爷儿俩的矛盾最终爆发竟是因为一只鸡。那天刘荫远招了一帮朋友来家吃饭，这样的饭局召之即来，爹妈是无权干涉的。刘荫远在院子里梭巡一番，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遭了殃，转眼间就成了桌上一味佳肴。爹忍无可忍，家里并不指望着鸡蛋换盐吃，但是决不能让这小子在爹的眼皮底下败家，他发了狠，抄起石碓头冲过去。娘跪在地上替儿子告饶：“你打他也行，别拿碓头，回头打出毛病来。”爹怒骂道：“我就是要砸断这个逆子的狗腿，砸断了我养活他。”娘扑过去抱着丈夫的的腿，示意儿子快跑。刘荫远夺门而逃，在外面晃荡，东家一天，西家一日，始终不敢回家。娘求爹饶过儿子，爹放出话来：“两条道任他选：回家可以，得让我把他腿砸断，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要不然就给我走得远远的，永远也别让我看见他。”知道回家无望，镇子上也混不下去了，刘荫远索性跑到外面闯荡世界。
那年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他十七岁。
拼命三郎
刘荫远并非混混或者痞子，他也是受过洋学堂教育的青年，除了比较我行我素，并无大过，离家出走的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一口气跑到陕西，参加了革命军——新军。他发现军队里秘密流传着一个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令他为之一振。此时的中国正在蕴育着一场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风暴。一九零五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创立了“中国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那十六个字正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刘荫远认定这就是他值得为之奋斗的大事业。就在这一年（一九〇七年）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
刘荫远打起仗来是拼命三郎，动起脑筋又是智多星，深得上司器重，被送到保定北
洋陆军速成学堂深造，为第二期步科。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的夏天，刘荫远毕业，又回到陕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动摇着清朝统治的基础。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军在武昌发起暴动，两天之内占领了武汉三镇，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在武昌起义胜利消息的鼓舞下，陕西同盟分会领导新军与地方帮派及刀客联手，于当年农历九月初一（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中午十二点发动起义。刘荫远是起义新军的领导者之一。起义之前他参与部署并负责联络各路举义人马。起义当天刘荫远首先率百余人攻入西安，一举占领军装局（即军械局），用大石条撞开军火库，给起义军分发武器，然后他带领一队人马攻打抚台衙门，他第一个爬到衙门府顶上，一把火点燃了大清旗子。之后率义军控制了制高点鼓楼，杀进满城。次日西安全城光复，起义胜利。
后来他告诉爸爸，革命军的英雄气节强盛，起事时，他们都随身携带毒药，万一被掳便服毒殉国。
西安起义是刘荫远生命中光华灿烂的一页，也是刘家历史上骄傲的一笔。刘荫远曾撰文记述这次起义始末，题为《陕西辛亥起义之始末》。现收在台湾国立图书馆中，我曾两次去台湾国立图书馆查找此文，终于在第二次找到这篇珍贵资料（最近发现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中也可查到此文）。
刘荫远作战勇武，偶然在网上看到过一段刘荫远打仗的描写，不知是编撰还是演义，写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连他说话的口音都听出来了。说的是民国七年，陕军警备总队的刘荫远带兵攻打保安城的故事。文中如此描述:
“机关枪掩护。”率北上的一总队三大队副大队长，保定陆军学校二期的刘荫远上尉操着一口安徽音极重的陕西话命令着，顿时哒哒、哒哒的射击声响了起来，一条火舌立刻涌入城门口，立时听到城墙根传来一阵阵惨叫声。
伴随着机关枪清脆的鸣叫，警备总队的士兵手握着捆成一团的手榴弹跳跃着越趋越近。忽然间城头射下几粒子弹，一下子就咬住了最前面的几个，陕军厚厚的冬装并不能阻挡子弹的穿透，顿时跌倒的跌倒伏倒的伏倒，进攻随即为之一遏。
“机关枪。”其实不用刘荫远提醒，机关枪射手已经主动地将枪口对准了城头。而在同时，几乎整整一个分队（排）的步枪手继续对着城门压制着。不过，七九密厘的步枪弹毕竟比不上同口径的机关枪弹的贯彻力，眼见得城门在悍不畏死的靖国军头目的带领下吱吱呀呀的就要关上。
“轰！”一团手榴弹在警备总队突前军士大力的挥掷下顺着城门的缝隙窜了进去，空中爆炸的手榴弹瞬间撒播出密密麻麻的弹片，其杀伤的威力一点也不比炮弹来得差。
“冲啊。”刘荫远一跃而起，先带头冲了上去，在他的身后，近300把刺刀闪烁着光芒，不一会大队的警备总队的官兵就突到了城门下，贴在城门边上，刘荫远扯下一颗手榴弹，顺手一拉，七秒、八秒，随即丢了进去，一声爆炸，随后几个人一起用力，本来就没有关紧的大门终于彻底洞开了。“上！”
“快。”屡次失败的靖国军上下并无太大的斗志。一见大队的陕军荷枪实弹地冲进了城。立马大叫大嚷地四处奔散。仅仅不到半个钟点。一总队就彻底控制了整个保安。（引自Celar《我是军阀》第99章“突袭””。我曾多次联系该文作者请求允许引用此段，但从未得到回复，只好在此擅自引用，若本文作者看到不允，请和我联系）
有没有这回事，我没法考证，但是关于刘荫远攻城勇猛的描写，我相信。
好不容易找到爷爷当时的照片
一九一三年初，刘荫远考入保定军校。这个学校的前身正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就读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民国改元之后，改名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荫远是第四期学员，读炮科。
毕业后刘荫远在冯玉祥的第三军孙岳手下当参议。当时各省军阀各霸一方，军队钱粮都属于自己，外省军队要通过或驻防是非常困难的。孙岳请刘荫远在军阀之间作联络疏通工作。刘荫远脑子灵活，口才雄辩，还有广泛的人脉，总是能说服当地军阀便利于他们的军队。
比如说打开封那一仗。民国十三年九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华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事正酣，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密谋孙岳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成立国民军。这场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是重新分割和占领地盘的混战，或出师无名，或自相残杀，你方唱罢我登场，怎一个“乱”字了得。混战中有一出是孙岳部十七路军总参议何遂打开封而后自居河南省长的戏。这一仗刘荫远立了大功，靠的就是胆识、口才和人脉。
三十八年后我爸爸偶遇何遂，听到了这个故事。那是一九六二年，爸爸应有关方面邀请参观丹江，从武汉坐船逆流而上到襄樊，再到老河口。一行人皆为“民主人士”。可巧何遂也在参观团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长及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风景，爸爸与何遂聊起天来。他问：“你还记得刘荫远吗？”何遂答道：“岂止是记得，印象很深，他这个人很特别也很奇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开封那一仗。”
何遂说，当时他是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总指挥，带领几千人马从兰封（今兰考）地区渡过黄河，兵临河南首府开封城下。城中为刘雪亚（名镇华，陕西河南安徽三省督军）的部将阚玉昆所占据。何遂部不知城内虚实，唯恐有诈，聚在城外不敢轻举妄动。唯独刘荫远不怕，拍着胸脯站出来向何遂请缨，说他在陕西与雪亚有旧，愿意进城说项。随即带了一小支队伍摸进城里。找到守军，晓以利害。阚玉昆也不知城外虚实，见是刘督军之旧友，也就顺坡下驴，命令部队撤离开封。攻城大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城。何遂十分赞赏刘荫远的胆略，给他记一大功。“奇怪的是，”何遂说，“开表功会时功臣刘荫远却没了人影。此人天马行空，来去无踪。”爸爸不奇怪，这才是刘荫远，打起仗来很勇敢，对于荣誉不屑一顾。
无官一身轻
勇敢，是本性，不是为了当官。对于官场，刘荫远自有主张。
姑姑说，刘荫远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陆军大学的同学徐永昌。两人是在读书时结下的友谊。保定军校的学员毕业后便是团长级的军官。徐永昌是个严谨自律之人，打仗训兵，夙兴夜寐。军校毕业后官运连连，一直升至国防部长。刘荫远却什么官也不是。若论打仗，他不惜真刀真枪赤膊上阵，唯独对当官没有兴趣。徐永昌倒是从来不忘“拉兄弟一把”。 他让刘荫远做他的参谋，并且很尊重他的意见。不过据说这个参谋的点子经常不是出自正襟危坐的议事厅，而是鸦片床上。刘荫远早年有拉血的毛病，用大烟治好了，却落下个大烟瘾。徐永昌也好这一口，两个人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军国大事就在烟雾中敲定了。
民国十八年徐永昌担任河北省主席，他请刘荫远出任军法处处长。刘荫远却把这么严肃的一个官当得随心所欲。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蒋冯阎李大战）。徐永昌为反蒋联军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打了半年，反蒋联军战局每况愈下。十月，徐永昌人马被迫撤离开封。撤退的那天早上，队伍已经整装待发，唯独军法处处长刘荫远缺席，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此时柯剑霞（1887～1951也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安徽省贵池县人。1909年，进保定军官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参加了武昌起义，建有战功））匆匆跑来，交给徐永昌一封信，乃刘荫远所书。信中说抱歉他不能相从北退了。他没有解释原因，只说：“你权当我死了吧。”这算什么事情？！徐永昌气不得恼不得，他带兵纪律严明，可就是拿这个刘荫远没有办法。对众军士又不好交待，只好宣布：刘荫远是我叫他留下的。私下里气道，荫远这家伙从来有头无尾。（参见徐永昌著《求己斋回忆录》）
刘荫远打的什么主意，不知道。以他的聪明，他对这场军阀混战肯定自有别论。
军法处长没干多久，刘荫远就辞职不干了，他说：“这是杀人的活，点个红点就人头落地，不能干。”不过，据共产党史册记载，他至少还是点过两个红点——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梁干臣和特委干部谢冠军。《梁干臣传略》上说：
梁干臣被捕后，敌人欣喜若狂，梦想从此把甘肃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因此，敌人特别重视这一要案的审理，由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军法处长兼军警督察处副处长刘荫远和军事法官许继祖担任第一主审人。面对敌人的刑讯，梁干臣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对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只字不吐。……十余日后，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敌人仍未得到半点地下党的情况。10月19日，凶恶的敌人将梁干臣和谢冠军杀害于兰州安定门外城隍行宫。梁干臣时年仅29岁。（黄晓宁撰文。见银川党史网刊号：2006-01）
徐永昌又对刘荫远说，那你就给我当税务局长吧。刘荫远说：“我只会赔钱不会挣钱，干不了。”真是麻线穿豆腐，提不起来。不过他说的倒是实话，钱到他手里，立刻就像流水一样从指缝漏光。
刘荫远自己不爱当官，还总嘲笑徐永昌是“官迷”。有一度徐永昌诸事不顺遂，对官场感到厌烦和失望。一天跑到刘荫远的家里，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我好像一个登山者费尽气力爬到山上，一看才是如此，早知如此，又何必拼命往上爬呢。”徐永昌说得动情，几乎流下眼泪。刘荫远一向说话刻薄，此时竟颇不耐烦道：“当官当到这个份上，你还不知足？”气得徐永昌无话，意识到：“于此知我们思想志趣之间是有距离的。”（参见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
要问刘荫远志趣何在？干实事。比如说，民国十七年，徐永昌手中有一笔士兵抚恤金，因为一些战死的士兵无处寻找，加上军队频繁流动，钱已经无处发放。徐永昌决定用这笔钱为国民第三军阵亡将士建筑一个昭忠祠。刘荫远奉委为董理。这个差事他爱干，从择地买料，建房植树，布置园景到操持公祭一应杂事，全揽在身上。干得欢呢。
民国十八年冬，昭忠祠落成。地址在离保定四五十里的满城一亩泉，占地百十亩，共有以第三军军长孙岳为首的八百多亡灵牌位，以及无人收埋的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文由于右任书写。八十多年过去，几经动乱，不知昭忠祠是否安在。
爸爸曾经问过刘荫远：“凭你的资格和社会关系（朋友遍天下），为什么一直没有当官？”听听刘荫远怎么回答：“当官的人得有妓女的本领才行。要巴结伺候上司，就得象妓女伺候嫖客一样曲意逢迎。我干不了。”多么通透！从古至今，此话始终真理。我个人以为此言堪当刘家后人的座右铭。我简直佩服他了。
别看刘荫远讨厌混迹官场，却对官场的人事洞若观火。他和人打交道，无需说话，一眼就能把对方看透。民国十六年，徐永昌投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商震二人成为阎锡山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在此期间徐永昌曾拜见过蒋介石，刘荫远也随往，即发现了蒋介石的潜力。他对徐永昌和商震效忠阎锡山不以为然，劝说二人，从大局看，阎锡山这个人没有什么前途，未来的中国将掌控在蒋介石手中，应该跟随蒋介石才是（上面所述刘荫远退出倒蒋大战大约与此有关）。徐永昌当时并没接受刘荫远的告诫，他和阎锡山是老乡，而且感激阎锡山的知遇之恩，抹不开面子走人，可是最终在抗日战争中徐、商二人从中国的大局出发，还是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徐永昌在重庆做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国民党铨叙部部长（军令部长）。商震做了蒋介石的办公厅主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徐永昌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与美、英、苏等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书。徐永昌因为承担了蒋介石委派的这一历史重任，特别前往西安向刘荫远致谢。
有意思的是与刘荫远视徐永昌为好友不同，在徐永昌的回忆录里虽多处提到刘荫远，但是从未说“好朋友”三个字，最多是冠以“朋友、同学”之称，而且多是对他持中立甚至批评态度，此事并不奇怪，在刘荫远和徐永昌的交往中，从三十年代初到日本投降，有十多年的时间二人断绝来往，起因于刘荫远的三太太。徐永昌的回忆录完成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那时二人已经断交，不再是“好友”。
契卡黑名单
军阀年代，各山头都以大国作靠山拉外援。吴佩孚的直系军阀以英美为支柱。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则受到日本的扶持。冯玉祥在一九二四年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旋即迫于奉系和皖系军阀的压力，偏安西北，待机逐鹿中原。他也在寻找后台，看中的是苏联。他本人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亲自访苏寻求军事援助，十月间又派总参谋长鹿钟麟率团以考察名义赴苏。刘荫远也在其中，冯玉祥令他以“学习”为由留在苏联，为其联络。
刘荫远在心底里并不喜欢冯玉祥，认为此人“不讲信义”，耍政治手腕。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联合孙岳发动政变倒曹（汝霖），许诺将来任命孙岳为甘肃总督。结果政变成功后他自己当了甘肃总督，气得孙岳与何遂差点出兵征讨冯玉祥。刘荫远还说冯玉祥虚伪，从小事情上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比如他的穿着就是一例证——一身土布军装，很是与士兵同甘共患的亲民打扮，还获得了“布衣将军“的美名。其实土布之下是丝棉袄，穿丝棉袄在当时可算是相当奢侈的。
不喜欢归不喜欢，刘荫远自己倒想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苏联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应命去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
苏联正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建设社会主义，也正面临大清洗的前夜，好忌多疑的斯大林已经开始一步步以残酷的手段排除异己。在刘荫远看来，斯大林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专制魔头；他所领导的苏共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崇尚恐怖活动的组织；而所谓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纯粹的专制制度，他们至今还没有归还沙俄占据的本属于中国领土的蒙古；至今还占领着中东铁路，仍把自己当成沙俄在华利益的合法继承者。这样的政权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苏维埃帝国主义”。
刘荫远在中山大学举办演讲会，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直斥斯大林、苏共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他的活动引起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前全俄肃反委员会，前称“契卡”）的注意，他被列入了抓捕的黑名单。
有知情人向他透露了消息，让他赶紧躲避。刘荫远不敢久留，立刻与六个“危险分子”潜逃回国。那时从苏联到中国的路线一般是经列宁格勒到欧洲，再乘飞机经香港回中国。这条路线对刘荫远来说很危险，路上及边境处处都有特设的肃反机构，他们有权随时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是取道西伯利亚，经蒙古进入中国。这是一条艰苦漫长的路程，在西伯利亚茫茫大草原上奔波，又在蒙古的沙漠上跋涉，历经风险，最艰苦的时候他们曾经喝骆驼尿解渴。
一路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心甘情愿与他共患难的女子，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曹秋若（从政后用曹承德名字）。曹秋若的出现，让刘荫远经历了撕心裂肺的桃花劫，也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在她之前刘荫远已经有了三个太太。
大太太：何处话凄凉
刘荫远二十来岁时，父母给他在乡间相了一房媳妇——南湖余家的二闺女。余家在临涣集是大户人家，祖上是从安徽徽州过来的生意人。余家人丁兴旺，生活富足。二〇〇八年我回老家，住在爸爸的娘家表弟家里。这个比我小十六七岁的表叔带着我去各村转悠，村村都可以找到余家亲戚。临涣镇外浍水河上有一座大石桥，叫余桥子，就是余家先人修的。过去有钱人钱挣多了，总是要修桥铺路，积德行善。多年后余桥子已经不能承受日益繁忙的交通了，政府在旁边另建一座水泥大桥，长百余米，仍然命名“余大桥”。
余家二姑娘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自己开了一个书馆。他家方圆一二十里只有他一个先生，所教学生众多，遍布全镇，几十年后多为士绅、地方官或其他“有头脸”人物，故余家备受乡人尊敬。
二姑娘模样端庄，椭圆脸，大眼睛，高鼻梁，能识字写信，按说与刘荫远也相匹配。
刘荫远遵从父命回乡完婚，但是在外闯荡多年的他和结发妻子没有共同语言，更谈不上感情，甚至根本不喜欢她。年轻的妻子希望丈夫留在自己身边，丈夫则嫌妻子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自由。结婚没几天，刘荫远就撇下新婚妻子离家远去，之后很少回家。说得好听些，他是在外面忙于革命，说得不好听就是抛弃了糟糠之妻。
这段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人几乎都经历的“盲婚”，结果也都大同小异。大凡离家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者”，抛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的乡下发妻，似乎已经成为革命的一个程式，连无数高喊尊重女性的某党高级领导都未能免俗，大太太的下场也就不足为奇。可怜的刘余氏，一辈子在临涣乡间独守空房，过着守活寡的日子，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怀了刘家的种，生了一个儿子刘长菘，也就是我的父亲。
爷爷和爸爸
余氏家族后代很多人出门在外，有好几个参加了共产党，当了高级干部。刘余氏的兄弟即爸爸的舅舅余子铮（余文涛）和朱宁远（余文治）哥俩儿一九三七年和临涣小学的教师石林共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余子铮留在延安机关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在河南省公安厅任厅长。朱宁远则在淮海战役开始后，随军南下，在南下服务团工作，后任上海军政大学教务主任。余家闺女也有嫁给了国民党大官的，跟随丈夫到台湾后成了富婆。唯有刘余氏命运不济，独守空房几十年不说，还因为刘家有些地亩，“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婆。那时刘荫远早已在台湾享清闲，他的结发妻子却一人在乡间替他们背负着地主称号，承受着人们对地主的痛恨和侮辱，直至孤寂地离世。何处话凄凉？
大太太，我亲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