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日子 （2）

前面说在北京的日子是1996年的事，最早却是在1979年12月。这得说清楚那次到北京的原因。

我是在1973年偷渡去香港的，假如早一两年的话，可能会以难民身份去了美国；之所以这样说，是在我到了香港之后曾求助于教会的团体，希望他们能帮助我移民到美国。然而得到的回应是“在1972年中美建交后，美方取消了偷渡者以中国难民身份移民的签证类别”；假如在美国有亲友，是可以在亲属移民的理由给予协助。

1972年中美建交给逃港者最大的好处是将过去被视为“投敌叛国”而改为“非法探亲”，据说是周恩来回应美国记者发问时说的，所以后来将逃港者投入监狱的方法改为收容后释放，除非偷渡前犯有刑事在身。然而当已逃港后以香港人身份偷偷地回去与亲人会面是不允许的，一旦被发现则可能没收香港身份证发回原籍（有关系的早就打招呼有免死金牌了）。

更大的转机在1978年，为了解决广东三角州群众的生活困难，允许逃港者来往，方便她门接济亲人。这种政策并没有公开，所以广东各地执行不一样。1979年中，我的教授告诉我，他通过某些渠道知道中央有文件落实到广东了，因为他自己也曾是个逃港者，比较关心，但他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文件（现在看来，应是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国策）。

我的心是七上八下，想回去见见双亲，而当没有这份文件的话则极有可能被发配原籍，再也回不了香港的可能。几经考虑后，觉得没甚么大不了，在香港数年经半工读也取得了学位，回去只是打回原形而已。于是事前通知广州的舅父，尽可能安排在有关系的旅馆居住，倘派出所查核时便于逃脱；同时在广州的时间之是与父母会面，随即北上旅游，算是赚了采头。

后来是乘火车经鹰潭﹑上海（游过苏州及杭州）﹑泰山然后到了北京。在京也不过四五天，游过故宫﹑长城﹑颐和园等而已。之后是乘火车直到深圳，免得夜长梦多。

最初是选择住华侨饭店，因为没办法拣，北京只允许（香）港澳（门）人士及外国人入住指定饭店。然而华侨饭店客满，由他们安排到前门的北京招待所。

那一间招待所在前门的大栅栏，离后来的“麦当奴”不远，当时是没有“麦当奴”的。印象较深的是，招待所的位置在前门大街门楼之前的一条小巷进入，应是在现时的珠宝市街之内。

招待所是类似四合院的房子，每间房内有双层木床两个，房外是木板門间隔，室内有火炉供暖。厕所是公用分男女的旱厕。没有浴室，要洗澡得去前门大街的澡堂。

南方人去澡堂的机会不是没有，当年在香港也见过澡堂的招牌，是谁去就不清楚。对我而言，人生第一次去澡堂是在北京。

买票后掀起布帘进入一个大厅，中间是个大水池，或许北京人称之为“澡池”， 池内飘着零乱是小浮片，池边有服务员在代客磋身（我没有要这服务，是要另外付费的）。

有个小房间内设保管箱，锁匙在门前交费时就收到（离开时缴回）。脱得光条条后将衣物放到保管箱，锁上后也就转到澡池入池。最初感觉非常不舒服，南方人极少赤裸裸与人共处，更不用说在满浮浮片的水池了。经历数天火车的颠簸，不洗澡也受不了。同时在澡池中的其它人似乎满不在乎，有人作游泳状，也有人相邻着对话。

匆忙浸了一会，真正洗澡是在没有间隔的花洒下，这才是常用的方式。现在在国内旅游，相信没有几人有这种体验了。第二次是半年之后在陕西的华山脚下，没有第三次。

回到招待所时，服务员打招呼说次日会带去毛泽东纪念堂参观。本来是没有意愿去的，据说入住的客人都会服从这种安排，只好答应了。

次晨到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前排了非常长的队伍。服务员带我到前面去，大概说我是香港人的原因，没有排队直接进去，服务员就自己走了。

跟着队伍绕毛泽东的遗体转了一圈，发觉其遗体的脸部有一小块的凹陷了的，明显带暗。后来查资料，据说苏联的专家来得稍晚，完善处理遗体的时机失去导致。现在去瞻仰其遗容应该没有当时那么接近，远观的话，是真正的遗体还是蜡像就不好说了。

想来有点怪，毛泽东及蒋介石两人至今都没有入土为安。蒋介石的遗容是见不到的，躺在棺木内，外面围着大理石完全密封。1975年到台湾慈湖时看见过。毛泽东生前每隔一段时间就让老百姓在中国折腾一番，他老人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也得让人折腾，或者会没完没了；两者的出发点大不一样，毛泽东是让人民提高革命思想，而将他折腾是使他的遗体不变下去。在我看来，毛泽东遗体长期安放在天安门不大合适，一来经常折腾总会有差错的时候，千年僵尸是在密封的保存环境才能出现；二来没见后继者年年去瞻仰，反而每隔段时间登上天安门时遥遥看看（也不得不看），于是乎也想学学他的威风，又给人民来一番折腾。听说湖南人也考虑到一些，想接他回湖南安葬。

再说回北京，大冷天游长城不大好玩，故宫和颐和园在那时的游客也不算多。

那一年还没有外汇券（发行于1980年4月，与人民币等值，却比人民币好用得多，可以在友谊商店购买售价极昂的进口商品，普通国人是进不去的），到任何地方买东西与普通人同价，幸而在广州与舅父换了不少人民币及要了些粮票，要不然在旅游的过程中麻烦大了。

同年12月底，乘火车直到深圳，过了大桥后才感恩老天保佑。只是没有想到连7个月都不到又踏上去北京的火车。

1980年6月结婚，老婆在婚前就说了度密月必须到北京，只好奉命重游；这还不算，岳母与她的姊姊陪同，好在她们到北京后就先打道回香港，因为她的姊姊要移民法国去。后半段多了内蒙﹑山西转回武汉，再回香港。

 

这一次不大一样的是北京多开放了些酒店供选择，港币在两次都不能流通，却又不准用流通的人民币，手上多了一种全新的货币称之为“外汇券”；付酒店房租必须用它，一旦被旅游点的售票员辨认出来自国外的也必须使用它。“外汇券”在1979年印的，却是在1980年4月才正式发行，而原来在广州提前换的人民币因人多而用得也快，当到底时也不得不换“外汇券”了，苦头随之而至。原因是每到一地多是乘汽车到景点或到小饭点吃饭，根本不收“外汇券”，说到破天也没有用。寻常百姓没见过，尤其是背面使用的是英文说明。大多数人是如此，也有人看到我们的衣着不一样，跟着背后求兑换，兑换率比面值高得多，但一般不敢换，怕的是“便衣”，便宜没到手却先去派出所;故而往往在酒店或饭店与服务员换的，兑换率略高于面值，与“黄牛”去比则差远了 - “外汇券”流通到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