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颇为热门及沉重的话题,却是我一直不想触及的,即使是不断关注。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数十年来将河山改变得太多,近乎疯狂。过份地急功近利,流于表面,得来的是大自然及人为的报复,苦的是芸芸众生。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迎来了三年粮食短缺;随之的是拼命地建筑水库﹑围湖造田﹑开山辟垦,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得到的是穷山恶水。
儿时住的小县城有条河,河面宽约500公尺。所谓的县城是城中有城,旧县城本有约6公尺高的城墙围着,一遇洪水就关城门;后来经战乱的年久失修,部份旧城墙倒塌,洪水来了也不分城墙内外的照淹可也。河的对岸有堤坝,年年检查年年修,没有多大的事。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河水深的地方有5 - 6公尺,乘船到广州是最佳的办法。下午6时上船,次日凌晨即到。那个年代还有一景的是每当5 – 9月,上游山区砍伐的原木材扎成木排,上有木屋徐江而下。
上世纪70年代开始遭报应了,上游的县份大量水土流失,沙石滚滚而下,经常堵塞到船工要下河帮助将船推到可行的地方,后来干脆再也没有船了。最可悲的是上游层层建水库,水被拦截了,到了我们的县就只能在河上一段段的截水灌溉。截水单靠沙是不成的,总得混点水泥,于是乎沿江又建了些水泥厂。
最近在网上看,平日的江面大概还有十来米的涓流,许多地方的沙上都长草了,秋季时应可种点花生或土薯之类的,临近春天可就别种了,那是泄洪的区域。
今年的暴雨有点影响,雨水急切间排不了,城内水深约在半公尺左右。这有赖县的决策,沿城江边用水泥建的拦河坝,总算能保一段长时间;然而河床的升高是不争的事实,未来是否如河南的开封就不知道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不假。解放初期县的水电局长是个土改冒出来的积极份子,俗名“九斤装”,也就是说在应酬时连吃带喝的话,肚子能放九斤。即使如此,他仍有值得佩服的地方,那就是知道自己的斤两。1973年有个在武汉水电学院毕业的学生分配回原地方工作,“九斤装”将他带在身边,到退休时直接交班给他了。专业的事交专家们去处理,专家失职失责就追责。将国家交的数十年举手如故的“人民代表”身上是件可悲的事。后上说的“工人阶级领导”,庙堂之上有几个是工人出身?两只手的手指大概能数得过来。另外真正的工人在当代不多,绝大部份是农民工,是临时的﹑流动的,他们是没有经过培训而自谋出路;幸运的凭些小聪明和好学,晓得转型或运用有限的资本,要不就成了“三和大神”。
现在说的“中国道路”本来就是个怪胎,最早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再来一个计划经济;“计划”之下,不得不强化城乡差别,加一个“公私合营”,全面封杀了社会的自我调整功能。改革一开放,将资本主义中“吸血功能”以国家的名义运用到极致,追求的是唐﹑宋的表面风光。
唐﹑宋当年的盛世,也是当时的“现代化”,灯红酒绿﹑秦淮美景,还是逃不掉“安禄山之乱”及“扬州屠城”,俱往矣!
无论家﹑国,讲究的是长治久安,无论是生活还是心态。回望历史,数千年的帝王到今天有几人能说自己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现在的生活又如何?
现在有些年轻人跑到三四线城市“躺平”,千万别跑到曾是矿区的地方买房,网上所见今年的洪水一经过,房子就掉到无底的深渊;有些地方就不知道了,例如今年有个地方溃坝,水退之后的房子下面有个深不见底的大洞,应是长期抽取地下水的结果。
大中城市就别说了,假如这就是“现代化”,倒不如说是赫鲁雪晓夫说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当然,“土豆烧牛肉”也是当年苏联追求的“现代化”,我们早就过了。“新质”的“现代化”是怎样的现代化,只看到蓝图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连医生在那都不知道。假如有名医国手,愿未来的几年再没有城市看海的日子。
看上去很美,听起来很牛,说起来很爽,普通人过起来都很苦。最可怜的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