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补充资料
一. 梅光达在的成长环境
在辑录梅光达先生生平的过程中，主要依靠早期的英文和华人报纸的报导，所以在梅光达在九岁抵达澳洲时的生活并没有太着笔。另外假如专门搜集该地区早期华人的资料的话，也害怕有喧宾夺主，让梅光达的资料变成附属，这就有失原意了。
澳洲的博士Barry McGowan先生是研究澳洲早期华人生活的专家，重新拜读他在2008年写的“From Fraternities to Famil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fe in the Braidwood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 (NSW), 1850s – 1890s”一文,以及2015年写的“Tracking the Dragon –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Temora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一书(“Tracking the Dragon”是系列书籍)，故对早期华人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前者，更能理解和清楚梅光达先生在后来的人生轨迹。对历史的研究及发掘，有更新的认知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才是我辈应有所为的地方。
1．早期华人的淘金地
梅光达岁到澳洲时是在Major’s Creek﹑啤炉溪Bell's Creek﹑亚孻连埠Araluen三地生活并成长，在年没有离开前基本的活动范围也是在这三地。然而这三地都属卑列活埠Braidwood金矿区的范围，金矿区的人口大多数属流动性的，尤其是华人。这样一来，就不免使梅光达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及日后的生活有所选择。
卑列活埠Braidwood在1851年时的人口只有212人，但到了1859年时华人的淘金工超过2000人，主要散布在Araluen、Major Creek、Bells Creek、Jembaicumbene和Mongarlowe。从1858年到1862年，单在Jembaicumbene和Mongarlowe矿区，每年至少有1500名中国矿工，在其它矿区至少有500人。卑列活埠Braidwood与维多利亚省的Ballarat 或Bendigo不同，维多利亚省的类似是矿业小镇，卑列活埠Braidwood及纽省的Bathurst近似地区的行政中心，有酒店、教堂、警察局和法院、零售场所和一些工业，如面粉厂和蒸煮厂。
卑列活埠也有华人商店两间：“Nam You”和“Nom Chong”，据说都是梅光达的朋友。
先看一张地图，原图是在Barry McGowan““From Fraternities to Famil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fe in the Braidwood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 (NSW), 1850s – 1890s”一文，有点模糊，所以重新将地名标示。
2. 早期卑列活埠Braidwood地区华人生活状况
无论探索梅光达或该地区华人生活状况，本来最佳的办法是当地当时的英文报纸（华人报纸出版的时间太晚了）。卑列活埠前后有三份英文报纸：
Braidwood Independent (NSW : 1867)
The Braidwood Dispatch and Mining Journal (NSW : 1888 - 1954)
The Braidwood Review and District Advocate (NSW : 1915 - 1954)
“Braidwood Independent”仅出版1个多月就停刊了，也就是说从1867年到1888年间很难追溯早期华人生活状况，只能从仅存的少数照片或遗址的情况来判断。
据考察，华人是在欧洲村庄和城镇附近生活和工作，尽管通常是在郊区的独立区域，当时称为“营地”。 营地的空间安排更多地由地理决定。在Jembaicumbene、Araluen和Major Creek，从地形上看，任何一组矿工都不可能互相避开。另一方面，在Mongarlowe这样的土地上，有许多小溪、沟壑、山脊和点，远离种族隔离的地点或营地确实存在，但这种隔离反映的是地理位置和淘金的机会，而不是有意的排斥。在Jembaicumbene，中国矿工分布在整条小溪上，但与Mongarlowe一样，他们的主要定居点靠近欧洲村庄。
大概在1860年6月有一个临时寺庙很早就建在了镇外几公里的平原上，类似于矿工帐篷的建筑，但具体位置不很明确了。第二座寺庙于1861年2月开放，其位置在后来的一张未注明日期的地图上。
现在在Majors Creek已经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中国营地的痕迹，尽管在1868年确实存在一个； Mudmelong的主营地和阿拉鲁恩山谷Araluen Valley的寺庙遗址只剩下少量遗迹；在Bells Creek贝尔斯溪，只有零星的中国茅屋遗址和挖掘遗迹。
尽管如此，下面的图片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图片的右下角开始是一条大道到中间位置是欧洲人的小村庄，大道再往左上面伸延。华人的营地大约是欧洲人小村庄两侧的小点了。
下图是离卑列活埠约2公里的地方 – Mona。图片中的是一个华人菜农在雇主的土地上工作，这种工作有一个统称是“Market Gardener”。
现在的Mona如下一幅图，只是不知道我们的前人在那个方向了。
在Majors Creek不仅仅梅光达的养父母拥有土地及开矿权，其它人也有（如下图），但到了1888年前后开矿已非常艰难，故陆续出售离开。
3. 义兴会在卑列活埠的活动
洪门在国内是清代早期的“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当流存到海外时宗旨有了改变，以：“保护华人，提倡互助，讲究忠义，维护会员利益，协助会员生计”为主，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大力支助孙中山才算有了“维基百科”所加的“爱国家，爱民族”。然而在“维护会员利益”，再来“讲究忠义，提倡互助，保护华人”，与其它华人社团产生冲突继而械斗，直接影响到当时各殖民地的安定，所以新加坡及西澳等政府均宣布为非法组织进行取缔。
义兴会（洪门）在纽省分两支，一支的梅东星派，门下多在纽兰打埠Narandera附近，也就是梅光达在1883年有关华人营地视察及报告的地方，另一个是游帝选（游广）。按洪门天地会内的传统，凡天地会成员，只要抄得会内的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会（也就是“收徒”）。在纽兰打埠Narandera附近偶然发现发现了一本洪门会簿，寺庙门背的一件木板的后面贴在一张纸（如图），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洪门会簿是由中国大陆流传去的，但不一定是直接传入，或许由东南亚地区传入。本迪戈的会簿应是清道光朝以后的抄本，同时也可以推断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时间，必定在道光朝以后。纽省洪门就更晚了，也有可能是从维多利亚省传入。
梅东星派系于1913年在雪梨有500余人，纽省其它地区有2000-3000人。雪梨商人中不少是梅东星派系的，包括黄柱﹑孙俊臣﹑伍鸿龄等人，“民国报”也是以义兴是商人为主的。
洪门后来改名为致公堂及中华民国公会，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
至于游广及其门下的报导极少，卑列活埠的义兴会属那一派系，目前没有人深究。
洪门会所多设在关帝庙，以示“忠义”之意。设庙及维持的经费源自会员的捐纳，少部份来自善信的“香油”捐奉。
在卑列活埠前后的两座庙宇也极有可能出自洪门，只是目前没有档案资料去证实。
梅光达信奉天主教，与洪门有交集，应属“敬而远之”，没有资料证实。
二. 梅光达與教會
梅光達早年在啤爐溪Bell's Creek已信奉基督教，所以到雪梨後也一直與華人基督教教會有來往並參加他們的活動。
1893年5月27日雪梨華人長老會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由牧師周容威設立，同期還有司徒仟牧師。教堂設在老牌唐人街的域士活街Wexford St（現在的Foster Street交界處）,原地是司徒仟購入捐出（“到處福音”：廣益華報1895年10月25日第6頁）﹑周容威募捐籌款（“善法籌資”：廣益華報1895年7月12日第7頁）﹑洋人贊助（“善法籌資”：廣益華報1895年7月12日第7頁）而建成。雪梨華人長老會後來數次搬遷，是後話了。
梅光達多在洋人教堂，參與華人教會活動的報導不多，僅擇一二：
- “英七月卅一號晚，會師禮教堂。…. 光達翁又言我華人在外邦者，以仁義相交，凡修德者必修己，然後修人。惟我華人在此金山，無意過地界要罰銀50磅，納身稅100磅，否則禁監二年。今有華友二名無辜受累，務求列位稍有些機會，要著意出力辦妥。葢禁我華人到埠，例已成事，無言可說。惟嚴禁我華人來往過界，總要留心如何打通爲是。斯時在座無不拍掌稱善。….” (廣益華報1895年8月2日 第6页 “善與人同”)
- “英曆五月十七號晚雪梨埠浸禮公會，在蝦厘士街教堂陳設幾筵，鋪排茶餅，招人聚會，每年一次，有餘慶焉。該晚到場者，高朋滿座，勝友如雲，男女聲歡，老幼情篤，來客多衆，分先後以敘席。…. 光達翁感謝列位洋人深情厚貌，親愛華友。….” (廣益華報1898年5月20日 第4页 “教堂聚會”)
三. 梅光达逝世
梅光达出殡前的场境，广益华报在1903年8月1日第4页的“梅光达寿终”一文有所报导：
“…. 当未殡殓时，光达岳父在大门接客，岳母在楼上引客看尸。照洋人之礼，其尸在床用平素之毡遮盖，面用白丝巾盖之。凡客登楼入睡房时，光达外母揭开丝巾，被客见面。有亲切朋友，则低头用口唇安在死者额头啜之，此为朋情之爱。亲属者，将自己口唇安在死者之面上啜之，此为痛切之亲爱。更亲者，即如夫妻之情，要将自己口唇安在死者之口唇啜之，此为洋人啜嘴之礼也，生死无分。华礼吊唁，俱用香烛；洋礼则用花球代之。见他岳父岳母，虽登花甲，发白年高，甚为壮健。光达乃六月初三礼拜晚九点钟辞阳。妻儿在前，长女雪英十六岁，次女雪清十四岁，三子飞虎十一岁，四女雪梅七岁，五女雪花四岁，六男宝祥三个月大，总共二男四女。闻说病根原，因润五月廿四礼拜六晚，受梓友将有百名恭贺宝祥满月。该晚饮后回眷，觉欠精神。一愈一反，至昨初三晚劳苦尽尾。….”
至于出殡时的情况则是雪梨晨锋报在1903年7月29日第7页的“FUNERAL OF THE LATE MR. QUONG TART”较为详尽：
葬礼是在Rookwood乐活举行，送葬则先在Ashfield哑市啡(現稱“艾士菲”)的家中开始。棺材是用抛光的橡木做的，上面装饰着银饰，上面放着死者的共济会围裙。约瑟夫·贝斯特牧师在房子室内主持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在房子外到哑市啡火车站都聚集了一大群人。在专业音乐家协会乐队的带领下，送葬队伍向车站行进，大约200名死者的同胞与之同行。因为收到了许多人献花的礼物，不得不专门腾出一辆马车来运送。人们多是乘坐特别安排的火车或普通火车前往乐活，1500人在乐活列队走向墓地。在那里副主教兰利在神父的协助下，由约瑟夫·贝斯特和苏胡·腾宣读葬礼仪式。华人牧师司徒仟Soo Hoo Ten用中文宣读了仪式的一部分，副主教发表了简短的致辞。大约40名教友穿着皇家长袍站在坟墓周围。祈祷仪式在圣歌“与我同行Abide with Me”中结束。
送殡时图片如下：
四. 地名翻譯
期待对当时其他著名华人的介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