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雪梨 1871 – 1880

雪梨唐人街雜錄 (16)

一．華人及生活環境

根據1871年的人口統計，華人在雪梨是296人，鄰近郊區76人;而根據紐省殖民地警察總長Inspector-General of Police在1877年向政府報告他對雪梨華人聚居地的普查結果是華人有579人，其中已婚是有55人，單身524人；非教徒523人，基督教徒56人。有鴉片癮的286人，與女性同居而非婚的有11人。華人分別居住在131個住宅，而這些住宅平均有4個房間(“Sydney Morning Herald”: Sydney Morning Herald (NSW), Thursday 11 January 1877, page 4)。

按上述說法，華人在這期間增加了207人。部份是新來澳洲的，部份是在淘金地區轉來澳洲謀生的。

579個華人住在131個住宅，平均為4.42人（住宅平均有4個房間），也就是說大部份是單人獨戶。

1878年11月警察總長根據殖民部長同意而指示紐省警察在準備的表格中收集全境華人信息，並將匯集的詳細資料分發各警區。他給殖民地政府的信在報章中予以公開（“CHINESE I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n Town and Country Journal,Saturday 23 November 1878, page 14），大概如下：

紐省境內華人共9616人。其中從事採礦業（含淘金）的有4073人，華商及其僱員共627人，從事牧羊﹑廚師及其他工作的有4916人。在歐洲婦女與華人共同生活的，有181個是結婚的，有171個是同居關係。與華人共同生活的兒童中男性有26人，女性有12人；混血的兒童，男性有300人，女性有286人。吸食鴉片的男性華人有4406人及46名婦女（含歐洲婦人）。

在報告中歸納了5點：

1．華人在整體上是一個勤勞而不容易冒犯她人的群體。

2．華人大量聚居，尤其是雪梨及鳥卡時Newcastle。他們沒有帶自己種族的女人來共同生活，而是選擇和歐洲婦女交往。這是不道德的及是對歐洲婦女的侮辱，在社會上的影響是有害的。

3．華人無一例外都是賭徒。

4．大量的華人吸食鴉片，但與他們生活的歐洲婦女卻不多。

5．當華人被單獨僱用，或少量地分散在某一地方時，他們在園藝及其他職業中耐心而勤勞的特性，有助於歐洲人學習。

他聲稱華商在雪梨及其他地方是非常受人尊重，但建議在華人聚居的地方應更嚴格地觀察及檢查華人任何對社會有害的行為。

這份報告催生了紐省新政府提出限制華人勞工的法案，也平息社會部份人對華人反感。

對於其中的第2點，早在1876年雪梨晨鋒報就一個華人Ah Suk在一個Haslem溪旁給生活的一個歐洲婦女提供幫助的個案發表評論(“Sydney Morning Herald”: Sydney Morning Herald, Monday 4 September 1876, page 4)。

雪梨晨鋒報認為雪梨華人受到的敵意批評和懷疑，但華人的本性與一般人一樣，不會好多少，也不會差多少。問題在華人移民而來的僅限於單一性別，且婚姻觀念的不同足以抵消華人勤勞節儉適應新環境能力等美德而帶來負面影響。不但如此，假如英國人也是單一性別移民而來，是同樣地出現類似的情況。所以有關不同種族混婚而不退化的情形，需要時間來證明。現在的問題出在華人身上，因為華人出國只是用最方便簡捷的方法賺錢，然後回到故土與家人團聚；華人將自己及其他人都看作是異鄉人，沒有足夠的紐帶將自己與現在停留的地方聯繫起來。

雪梨晨鋒報當年的評論可以結合到今天華人移民到世界各地的情況來看。真正為移民而來的是一種心態，暫時居留的大多又是另一種心態，幾成對立面。有時在想，西方以出生地為國籍的思路是否是人類較好的選擇，不論血緣，以出生地為根；或者入籍，“直將他鄉作故鄉”。 “血統論”扯得太遠了，將千份之一或萬份之一的人通通都算在內，表面上是“團結世界能團體的人”，反之也可以打擊“世界能打擊的人”。 “同一屋簷下”的說法，也是現在“地球村”的說法；“非我族類”的咀仗，徒為別有用心者當槍使而已。

表面上看，華人幾乎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但大多住所被指責為骯髒不堪，這既有華人的生活習慣有關，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

略早在8月份，雪梨晨鋒報也因環境問題作過評論(“Sydney Morning Herald”: Sydney Morning Herald, Saturday 19 August 1876, page 4)。他是這樣說的：

“污水處理和衛生委員會的進度報告是根據一個委員會的報告編寫的，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調查悉尼市及其郊區擁擠的住宅和地區的狀況，以瞭解其對公衆健康的影響";委員會的報告大部分是根據其成員挨家挨戶查訪所收集的證據編寫的。如果在議會委員會面前所作的陳述由於揭露了中國人令人厭惡的惡習而引起了不寒而慄。華人惡習所產生的結果，固然使我們震驚，但如果認為這只是或主要是華人的問題就錯了。任何一個地方，如果擁擠、肮髒、缺乏通風和缺乏排水，對整個社會都是危險的中心。不幸的是，這些情況已經出現在太多的地方，除非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否則不久將出現在更多的地方；所以擺在政府面前的工作既是預防工作，也是治療工作”。

到1871年止，紐省殖民地範圍內共有93690間房子，其中28479間(30.39%)是磚或石結構，50800間(54.22%)是用檔風板Weatherboard建造，11973間(12.77%)用劣質材料，另有2420所(2.58%)仍是用帳篷(“FRIDAY, SEPTEMBER 26, 1873”:  Empire, Friday 26 September 1873, page 2)。手上暫時沒有資料證明雪梨的具體情況，但可以想像在市商業中心範圍內是前者，除此外距離越遠，後三者的比例則越高。例如蔬菜種植的地方，能用Weatherboard建造則已算較好的了。另外建築標準與現在也不一樣，防水﹑防風﹑防潮及污水處理都沒有規章可尋；尤其是排污並沒有完善，所以不但華人受罰，洋人也不少。

華人的生活習慣往往是洗衣服、做飯、吃飯、喝水和睡覺都是在同房間裏進行，東西擁擠雜亂、肮髒、缺乏通風和缺乏排水比比皆是，所以相當突出。這也可與當代少部份留學生比較，表面風光，住處雜亂無章。

在Pitt Street 與Market Street間為起點到現在的環型碼頭Circular Quay中央部份原有一條小溪在1790年起建了三個儲水罐，而到了1828年後已經污染到不能成為水源，直到1870年後期才完全用石頭圈成地下排水管道。當人們一直在污染環境生活的時候，習慣也就形成一種慣性，僅是道德上指責是毫無作用的。

1861年在Pitt Street已有有軌馬車在行駛（見上圖），但在1870年後期路面完全被封閉（下為地下排水管道）時，有軌馬車才能直通環型碼頭；Pitt Street真正成為一條馬路，兩邊的商舖陸續建成，為下一年代的唐人街建立基礎。

二．華人的心理健康

1874年，當年仍算是雪梨近郊的一間醫院Gladesville Hospital的醫療監督F. Norton Manning寫了一份報告，以“GLADESVILLE HOSPITAL”為題，登在Sydney Mail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 (NSW), Saturday 17 July 1875, page 85上。（早期華人將Gladesville譯為“忌蘭湖”或“忌蘭乎”）

該文有提及華人，大概內容是這樣的：

“過去幾年華人患者數量的增加，而華人人口長期以來一直在迅速減少，這需要一些評論。目前收容的華人患者人數爲48人，即Gladesville 為8人，Parramatta 為39人，Newcastle為 1人”。“ 殖民地的華人人口在1861年爲12988人，在1871年下降到7220人，減少了5768人，或44.41%。醫院的登記主任說他自己沒有辦法準確估計這個日期的華人人口，但他有理由相信，數量的減少仍在繼續。以6500人作爲目前來估計（這可能遠遠高於事實），每135個華人人口中就有一個精神失常的華人，幾乎是殖民地一般人口比例的三倍，這巨大的比例無疑是一定程度上由於華人人口的回華有關。這些華人患者在醫院很少能康復, 他們留在醫院能使平均壽命延長。這些病人通常是個人的失敗﹑日常不節儉帶來的困擾等原因造成的。華人中意志堅強或有所成就的回華了，所以這些病人在華人數量上的比例是有原因的。在過去的六年裏，華人病人的平均康復率沒有達到12%，而總康復率平均超過36%。在過去的六年裏，Gladesville Hospital醫院和Parramatta精神病院收治的華人病人總數爲32人;總數與華人人口完全不成比例” 。

Gladesville Hospital距雪梨商業中心西北10.3公里，前身是Tarban Creek Lunatic Asylum,，俗稱瘋人院； 1838年改為Psychiatric Hospital精神病院;1993年關閉，住院服務在1997年完全停止。該醫院原為由英國來的囚犯在監督下建造，現在是建築保護文物。

Gladesville Hospital的華人病者人數並不能清楚說明華人精神病患者的準確數據，最低限度在Parramatta及Manly都有收容華人精神病患者，所以在數據上應遠超這個數字。

無論在過去或現在，移民的期望值多與現實有距離，少數人除外。如何擺正心態對任何新舊移民都是一個需要面對的，必要時須借助朋友或精神病醫生是必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