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读了七年中学

二、我读了七年中学

（1）我在华师一附中读初中

1958年7月，我在首义路小学毕业，被保送上了湖北大学附中。9月1日报到后，才知道“湖大附中”只有两个班的学生，没有教室，与大学生在同一栋教学楼、同一层楼上课。初一学生十二三岁，活泼好动，课间十分钟“闹”得一层楼不安宁。尤其是晚自习，只要老师离开教室一会儿，就闹翻了天。严重影响了大学师生的教学活动。再说教学吧，都是大学老师给刚上中学的小孩子上课，学生苦不堪言。一年后，合并到华师一附中。

1959年9月1日，到华师一附中报到，我被分在初二（2）班。住读生的宿舍，在大操场北面，前面靠近操场的一栋两层楼，是女生宿舍，后面一栋两层楼是初中男生宿舍。两栋学生宿舍的西边，是一栋两层楼（师生都称之为“红楼”）的高中男生宿舍，大门正对着运动场百米的终点。初中两栋学生宿舍的东面，是一栋两层楼的教工宿舍，大门正对着运动场百米跑道的起点，后面是学生食堂。运动场的东面，依次是师生的理发室、女生大澡堂、男生大澡堂、生物园地。

然后向西转，是大礼堂和行政楼，正对着学校的大门。一楼左边是教导处和团委，右边是总务处。二楼左边是外宾接待室、书记办公室；右边是校长办公室、校长会议室和学校档案室。

挨着行政楼的是一栋二层的“U”型楼，一楼是初中教室，二楼是图书馆、阅览室、和一间生物标本室。初中楼与高中楼之间是学校医务室。

高中教学楼也是两层，平面图就是一个“工”字型。从南面中间的大门走进去，左右两边是化学实验室，它楼上是两间物理实验室。“工”字那一竖的左边是男女生厕所，右边是绿色景观。“工”字上面那一横的楼上楼下走道两边是高中教室。

从一楼走道左边出门，是湖北大学的围墙，窄窄的巷道向北出去是两个水泥篮球场；从走道东门出去，是有四百米跑道的标准的运动场，靠跑道边是固定在沙坑的单杠。

初二（2）班的住读生，当时有三间宿舍，每间有上下两层的床四张，住八个学生。我的那张床在进门右边靠窗户的下铺，上铺是杨利生。我们两人报到第一天，到寝室就相识了。

杨利生与隔壁宿舍的李小怀，是东湖八一小学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初一同时保送来的。李小怀与我们同龄，但个子比我们高多了，经常来我们寝室找杨利生，一来二去，我们也成朋友了。真是“少年乐新知”啊！后来，还有住在学校附近的走读生郭进军，他也是利生读初一时的好朋友，经常在下午两节课后，来找杨利生玩。我们四个人相识以后，最后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懵懵懂懂读初中，大概是这个年龄段男孩子的特征。记得我们班的男生特别顽皮，一年内就换了三个班主任，初二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教导处的王声磬副主任。他针对我们班干部子弟多的特点，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扬长避短，终于改变了班级面貌。当时，我们只知道班上有很多同学，是“东湖八一子弟学校”保送来的军队干部子弟，还有一些同学是“水果湖小学”，保送来的地方干部子弟。他们也从不在同学中说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的三位好朋友，都是高干子弟，但没有谁问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读书期间，我经常去杨利生和郭进军家，有时还在他们家吃饭。郭进军妈妈做的山西面条和馒头，吃起来特别香。直到高中毕业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高干子弟”。

李小怀的父亲在广州工作，他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家。他在一篇回忆录中深情地说：“我家在外地，李培永的家在武昌火车站旁边。他的父亲是花农，母亲是家庭主妇。我从初二到高三，每学期结束，上火车前，都把被子、床单背到他家，他妈妈为我浆洗。还为我做一顿饯行饭。回来时，下了火车，到他家吃一顿迎客饭，然后背上干净、用米汤浆洗过的被子回学校。他父母对我的恩情，永世不忘。”

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李小怀的父亲调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员。上任不久，他的父亲和母亲，轻车简从，来我家看望、感谢我的父母。后来我每次去李小怀家，他父母都要把家里橘子树上摘下的桔子，让我带回家，给我的爸爸妈妈吃。还有一次，把海南的芒果，让我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尝尝。

我的好朋友们也经常到我们李家花园来玩，虽然公私合营之后，已经没有花了，但李家花园的原始地理风貌基本没什么变化，特别是东面小山上那桃花盛开时，他们都说：“你们家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啊！”每次来玩，妈妈都热情款待他们。尤其是在我休学期间，妈妈留他们吃饭，特别强调“培永的碗筷都是另外清洗消毒存放的。你们放心吃饭吧！”

平时，每周日晚上，回学校时，妈妈常常让我给朋友们，带一些自家腌制的“白花菜腌菜”，他们都喜欢吃。三年困难时期，妈妈还把家里喂猪的豆渣，用油、盐、葱花炒熟，带到学校给他们吃，虽说是猪食料，肚子饿了，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而且经得起饿。

往事不可追，少年犹可忆。

初中那个年龄段的男生特别好运动，学校那个大操场就成了我们课外活动的乐园。只要没有正式的的足球比赛，我们班的男生，下午第二节下课铃声一响，就迫不及待地冲向大操场，占据其中的一半，分成两队，各队把两个书包往操场边一放，就算是球门了，立即开始比赛。

记得有一次，利生不知道什么原因，晚来了一会，来不及回寝室去换球鞋，穿着一双布鞋上场，大家说，穿布鞋怎么踢球啊？他笑着说：“没关系，这布鞋可结实啦！是我爸在北京买的！”结果，那“北京布鞋”太不给他面子了，还没有打一会儿，他一脚长传时，脚上的鞋与球，一起飞出去了。捡起来一看，那只鞋前面张着大口，似乎在说，怎么能让我干这个活呢？
初中时的利生，特别活泼好动，初显田径运动天赋，就被体育老师发现了，选入学校田径队，每天早晚穿着校田径队的运动服在大操场训练，真是令人羡慕！到了学校每年春、秋两季运动会期间，利生不仅是代表我们班夺分的好手，而且，他与一班孙鲁安争夺跳高冠军的比赛，更是运动会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李小怀在《思念杨利生》一文中写得非常形象生动：

“63年春季运动会，比赛到最后，跳高场地上只剩下他们两个，观战的同学们在跳高场地边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在关注这块奖牌的归属。
孙鲁安跳俯卧式，姿势大方稳重，起跳爆发力强；
杨利生跳剪式，姿势高雅优美，起跳轻盈如燕。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竹竿一次次升高。春寒料峭，利生衣服脱得越来越少，最后竞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白色丝绸短裤，继续奋战。天快黑了，两人视力都不好，裁判员在竹竿上系了一块白手帕以示高度。当竹竿升到与他们两的的头顶齐高时，孙鲁安失败了。

此时，只见利生摘下眼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朝后一颠，开始助跑，急剧加速冲向竹竿，一个有力地起跳，身体高高跃起，跃过竿那一瞬间，身体一扭，双腿灵活地在空中一‘剪’（像当年女子跳高破世界纪录的郑凤荣那样的剪式），两手向上扬，身体如箭一样快速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形，‘嗖’地一下过去了。利生夺冠了！”
这次春季运动会，奠定了利生在校田径队跳高霸主的地位。代表华师一附中，参加1963年武汉市中学生运动会。那次跳高比赛，利生的成绩是1.77米。超过了他当时的身高1.73米。这项运动成绩。创造了武汉市中学生运动会的跳高记录，并保持了多年！

还记得，读初三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没有饭吃，住校学生就更艰难了。学校为了解决学生吃不饱的问题，到农村买了一大批萝卜，用船运到汉阳，然后动员学生把萝卜搬回学校。时任校长郎君诗，开大会亲自动员，当学生问他用什么工具搬时，他说：“大家都有长裤吧，把两条裤脚用绳子系住，装上萝卜，再系住裤腰，架在肩上就行了！”

我们学校在武昌蛇山脚下，装运萝卜的船，泊在汉阳龟山脚下的汉江码头。学生列队步行，从武昌走过长江大桥，再到汉江码头，装好萝卜，扛回学校。

当时，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扛上萝卜不走大道，走龟山和蛇山上的小路。路上有学生边走边吃的，也有三五成群坐在路边一起吃的。大家在吃的时候，感觉很好，解决了一时之饥，生萝卜吃饱之后，才感到肚子挺难受的。

萝卜搬回学校，就堆放在操场上，有人建议派人看守。郎校长说：“看守什么？学生肚子饿了，想吃就让他们拿吧！”当时，一些学生悲观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馒头和油条啊！” 郎校长在学生大会上高声宣布：“从现在开始，不用三年时间，馒头和油条你吃不完！”果然如此，三年困难过去以后，馒头和油条还真吃不完。

郎校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校长。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学校的操场被开垦成菜地，以解一时之困。郎校长严令，任何人不得破坏大操场。要让我们的学生在暂时困难之后，有一个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多少年过去了，郎校长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在脑海里了，母校六十周年校庆时，我远远看到郎校长还是那样精神矍铄，立即前去问候老人家，感谢郎校长栽培之恩！祝福郎校长健康长寿！

难忘母校华师一附中的初中生活。

【附录】我与杨利生一起去挖藕

记不清楚是读初二，还是初三时，一个周六的下午快放学时，杨利生神神秘秘地问我会不会挖藕。我告诉他会挖。他又问我有没有工具。我说，你想干什么？他邀我星期天下午，去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藕塘挖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水果湖张家湾附近还有许多菜地和藕塘。

第二天下午，我从家里带上挖藕的工具到他家附近，然后与他一起到了藕塘，正准备下藕塘去时，来两个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水果湖派出所。
警察：“你们人不大，胆子不小啊！说！你们从哪里来的？”
杨利生抢着回答：“张家湾一号。”

警察瞪大眼睛厉声说：“老实说！你们从哪里来的？”
杨利生也高声回答：“张家湾一号！”

警察非常清楚，住在水果湖张家湾的都是省级领导，他们不相信省级领导的孩子会与平民子弟一样去藕塘挖藕。但是，他们看这小子态度这么强硬，便问了他的姓名，家里的电话号码。
警察打电话核实以后，请家长来领人。
杨利生的妈妈到派出所带我们回家后，非常亲切和蔼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他妈妈也好奇地问我是不是真的会挖藕，我告诉她，我不仅会挖藕，每周末和星期天回家都要到菜地去劳动，种菜、除草、松土、浇水、施肥等农活都会干。我们家从来不去菜场买菜，只去买点鱼和肉，鸡鸭及鸡蛋也不用买。我还告诉她，我爸爸妈妈做的那个腌菜，闻一下都想吃几口，远亲近邻经常来家索要。利生说，在学校吃过我带去的腌菜，说我们家的白花菜腌菜特别香！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周末去他们家玩。夏天，看到有人与他爸爸在家门口下象棋。梧桐树下，两把竹靠椅、一张小竹桌，一人一杯茶，聚精会神地对弈。左邻右舍的象棋爱好者，常来围观者三五个。高中毕业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利生的爸爸当时是湖北省人事劳动厅厅长，那个经常在他家门口下棋的，是他爸爸的老战友、老领导张体学省长，他们以前都是新四军五师的。
当时省长、副省长，以及厅局长住在“张家湾”，没有高墙深院，与老百姓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与同学相处，也没有任何炫耀家庭优越之言行。记得当时在我们华师一附中初二（2）班，有好几个同学的父母都是“大官”，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直到高中毕业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高干子弟呀！但是，我们的学友情谊到如今已经持续六七十年之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