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28）难忘与博士市长的一次相见

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28）难忘与博士市长的一次相见



（江上舟1994年在海南）

1990年9月，我从华中师大一附中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工作，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李小怀告诉我，他有一个好朋友也到海南三亚了，名字叫江上舟，让我有机会去见见他。他和小怀一样，都是红二代。

当时，我刚调到海南农垦中学，执教两个高一重点班的语文课，还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兼任语文教研组长。后来赖瑞光校长又任命我当教导主任。工作实在繁忙，无暇外出访友，而且海南刚刚建省，交通通讯都非常落后，我在海口当老师，江上舟在三亚当市长，各人忙各人的，无缘见面。

1993年，江上舟出任海南省洋浦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洋浦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当时人们都说“洋浦开发区是特区中的特区”

大约在1994年四五月份吧，我去与洋浦毗邻的儋州市参加全省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之余，专程去拜访老朋友的朋友江上舟。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即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七十年给外商是“丧权辱国”。邓小平1989年4月28日的批示，平息了这场争论。邓小平在海南省委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江上舟正是在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沿，出任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当时，他领着手下六十六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我去的那天，他比平时更忙一些，我们刚坐下来不一会，省政府有关部门就来电话，通知他，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要到洋浦视察工作。他放下电话，立即让秘书进来，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省领导请示一下，陈副总理来视察，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吃饭时是否需要我作陪？”秘书出门后，我们才开始聊天。

他非常热情地说：“我到三亚后不久，小怀就说起过你，中学时代建立的友谊，至今还这样热乎，难得啊！非常高兴能与你这个语文特级教师聊一聊海南岛的教育问题。”

“我虽然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岛，但还是没有跨出国门呀！还是听你说说海外见闻吧！”

先听他讲，在瑞士留学八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1987年匆忙回到了祖国，才发现，所学非所用。当时搞移动通信专业的单位太少了，真是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他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是一件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筹建中的海南省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去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的三亚市。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数！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过，艰苦生活也体验过。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云南山沟里的一个工厂干过八年，吃苦算不了什么。

1993年，他和妻子吴启迪因工作关系分居多年。他们夫妻两人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先后去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吴启迪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他找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他去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任局长兼书记。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我对他说的“偶然的细节决定命运”感同身受。我和小怀是中学同学六年的好朋友，我高中毕业因“不宜录取”政策，没有被大学录取，直接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先被分配到一般中学，后来在母校老校长的亲切关怀下，调回母校。1982年有幸参加国家教委启动的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坚持试教六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1984年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带领二十多位农场中学的语文老师，到武汉听课学习。湖北省教研室的谭老师带他们到华中师大一附中，教导主任安排他们到语文实验班听课。他们到我们班教室门口时，已经打预备铃了。我立即请学生去办公室搬来座椅，请老师们在教室后面和走道坐下后听了一节课。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1989年暑假应吴主任邀请到海口讲学，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了示范课。赖校长听了那节课后，请我们一家第二天到当时最好的海口华侨宾馆喝早茶，热情介绍大特区的有关政策，激情描绘农垦中学发展远景，再三动员我们调到海南。后来还专程到武汉来盛情邀请。1990年，我们举家南下来海口了，那一年，我45岁。

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秘书进来看着他，欲言又止。他说：“李老师是我的朋友，你说吧，没有关系的。”那位秘书吞吞吐吐，很不好意思地开口说：“局长，请问你刚刚要我打电话去问什么啊？”

江上舟看了看我，那眼神分明是在说，你看这秘书怎么连我这么标准的普通话都听不懂了？！他长叹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去问清楚，第一是，陈副总理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第二，如果在这里吃中饭，是否要我作陪。赶快去问清楚！”

秘书出门后，江上舟笑着问我，你们语文老师现在教不教学生学习听话和说话呀？我告诉他，语文高考从来就没有考过听和说的能力，从建国之初，到1965年，语文高考是一篇作文定“终生”，那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虑到十年浩劫，学生语文基础知识太差，于是，除了要考写作能力外，增加了语文基础知识的考核。1984年以后，高考命题又增加了“现代文阅读”测试。所以语文老师一般不重视听说能力的教学和训练。他莞尔一笑，“原来如此，那我就不能批评我的秘书了！”

他接着说他这次到洋浦后的工作情况。他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后来又谈到海南省的教育现状，他尤其关心外地教师来海南后，与当地教师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他准备派人去内地招聘教师来洋浦办学。

秘书再次进来准备汇报时，我赶忙起身告辞。他也抱歉地表示以后有机会再见再聊。

难忘的相见，更是难得的相见，让我目睹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英才风貌！当时江上舟是海南，也是全国唯一的有真才实学的博士市长，然而，他只懂执着地追求理想，拼命地努力工作！本来与他约定再见畅聊的，后来他还是回上海了。再后来，他在上海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的纪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江上舟一生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补记】：

看到红二代陈小鲁在海南三亚不幸病逝的新闻之后，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在海南的红二代江上舟，于是写了《难忘的相见》。写完之后，先发给老朋友李小怀，请他看看有没有不太恰当的地方，请他指正。他告诉我，我们高中同班同学肖蕴诗，当年与江上舟夫妇都是清华的同班同学，而且后来又一起回校读研。他们应该更了解江上舟。于是，我又把这篇文章发给肖蕴诗。

（萧蕴诗和李培永1997年9月14日在上海交大招待所）

肖蕴诗当时是同济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回复如下:

我们与江上舟是清华校友，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同返清华读研，因此与吴启迪的先生江上舟比较熟悉。你文中说的无纸化办公，就是我们当年去洋浦开发的项目。你短短的一次面晤就抓住江上舟的主要特点，不简单！

我的突出感觉是：江上舟十分务实，思维敏锐，工作要求严格叫真，说他是战略科学家不为过。工作是拼命三郞型的，夜里工作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日夜颠倒是常态。在洋浦那一段岁月，他精力过人。客观、主观因素，都让他处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无休止循环中。他嗜烟如命，从早到晚香烟不离手，桌上几个烟灰缸内，烟头堆积如山。这可能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吧。洋浦管理局机关工作人员髙学历学位的多，可谓人才济济！我们当时的深刻感受是项目交账时，他们也因此锱铢必究、不能有半点糊弄。他的风格特点是工作事业实在执着，雷厉风行，而对社会世俗却不甚了了??他是个做事业的人。文中提到启迪1993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实际似应为副校长，好像1994年民主推举后升任校长的。罗嗦了不少，你去斟酌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