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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28)难忘与博士市长的一次相见

(2024-09-28 03:48:50) 下一个

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28)难忘与博士市长的一次相见



(江上舟1994年在海南)

1990年9月,我从华中师大一附中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工作,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李小怀告诉我,他有一个好朋友也到海南三亚了,名字叫江上舟,让我有机会去见见他。他和小怀一样,都是红二代。

当时,我刚调到海南农垦中学,执教两个高一重点班的语文课,还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兼任语文教研组长。后来赖瑞光校长又任命我当教导主任。工作实在繁忙,无暇外出访友,而且海南刚刚建省,交通通讯都非常落后,我在海口当老师,江上舟在三亚当市长,各人忙各人的,无缘见面。

1993年,江上舟出任海南省洋浦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洋浦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当时人们都说“洋浦开发区是特区中的特区”

大约在1994年四五月份吧,我去与洋浦毗邻的儋州市参加全省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之余,专程去拜访老朋友的朋友江上舟。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即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七十年给外商是“丧权辱国”。邓小平1989年4月28日的批示,平息了这场争论。邓小平在海南省委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江上舟正是在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沿,出任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当时,他领着手下六十六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我去的那天,他比平时更忙一些,我们刚坐下来不一会,省政府有关部门就来电话,通知他,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要到洋浦视察工作。他放下电话,立即让秘书进来,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省领导请示一下,陈副总理来视察,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吃饭时是否需要我作陪?”秘书出门后,我们才开始聊天。

他非常热情地说:“我到三亚后不久,小怀就说起过你,中学时代建立的友谊,至今还这样热乎,难得啊!非常高兴能与你这个语文特级教师聊一聊海南岛的教育问题。”

“我虽然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岛,但还是没有跨出国门呀!还是听你说说海外见闻吧!”

先听他讲,在瑞士留学八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1987年匆忙回到了祖国,才发现,所学非所用。当时搞移动通信专业的单位太少了,真是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他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是一件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筹建中的海南省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去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的三亚市。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数!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过,艰苦生活也体验过。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云南山沟里的一个工厂干过八年,吃苦算不了什么。

1993年,他和妻子吴启迪因工作关系分居多年。他们夫妻两人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先后去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吴启迪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他找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他去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任局长兼书记。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我对他说的“偶然的细节决定命运”感同身受。我和小怀是中学同学六年的好朋友,我高中毕业因“不宜录取”政策,没有被大学录取,直接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先被分配到一般中学,后来在母校老校长的亲切关怀下,调回母校。1982年有幸参加国家教委启动的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坚持试教六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1984年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带领二十多位农场中学的语文老师,到武汉听课学习。湖北省教研室的谭老师带他们到华中师大一附中,教导主任安排他们到语文实验班听课。他们到我们班教室门口时,已经打预备铃了。我立即请学生去办公室搬来座椅,请老师们在教室后面和走道坐下后听了一节课。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1989年暑假应吴主任邀请到海口讲学,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了示范课。赖校长听了那节课后,请我们一家第二天到当时最好的海口华侨宾馆喝早茶,热情介绍大特区的有关政策,激情描绘农垦中学发展远景,再三动员我们调到海南。后来还专程到武汉来盛情邀请。1990年,我们举家南下来海口了,那一年,我45岁。

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秘书进来看着他,欲言又止。他说:“李老师是我的朋友,你说吧,没有关系的。”那位秘书吞吞吐吐,很不好意思地开口说:“局长,请问你刚刚要我打电话去问什么啊?”

江上舟看了看我,那眼神分明是在说,你看这秘书怎么连我这么标准的普通话都听不懂了?!他长叹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去问清楚,第一是,陈副总理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第二,如果在这里吃中饭,是否要我作陪。赶快去问清楚!”

秘书出门后,江上舟笑着问我,你们语文老师现在教不教学生学习听话和说话呀?我告诉他,语文高考从来就没有考过听和说的能力,从建国之初,到1965年,语文高考是一篇作文定“终生”,那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虑到十年浩劫,学生语文基础知识太差,于是,除了要考写作能力外,增加了语文基础知识的考核。1984年以后,高考命题又增加了“现代文阅读”测试。所以语文老师一般不重视听说能力的教学和训练。他莞尔一笑,“原来如此,那我就不能批评我的秘书了!”

他接着说他这次到洋浦后的工作情况。他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后来又谈到海南省的教育现状,他尤其关心外地教师来海南后,与当地教师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他准备派人去内地招聘教师来洋浦办学。

秘书再次进来准备汇报时,我赶忙起身告辞。他也抱歉地表示以后有机会再见再聊。

难忘的相见,更是难得的相见,让我目睹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英才风貌!当时江上舟是海南,也是全国唯一的有真才实学的博士市长,然而,他只懂执着地追求理想,拼命地努力工作!本来与他约定再见畅聊的,后来他还是回上海了。再后来,他在上海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的纪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江上舟一生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补记】:

看到红二代陈小鲁在海南三亚不幸病逝的新闻之后,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在海南的红二代江上舟,于是写了《难忘的相见》。写完之后,先发给老朋友李小怀,请他看看有没有不太恰当的地方,请他指正。他告诉我,我们高中同班同学肖蕴诗,当年与江上舟夫妇都是清华的同班同学,而且后来又一起回校读研。他们应该更了解江上舟。于是,我又把这篇文章发给肖蕴诗。

(萧蕴诗和李培永1997年9月14日在上海交大招待所)

肖蕴诗当时是同济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回复如下:

我们与江上舟是清华校友,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同返清华读研,因此与吴启迪的先生江上舟比较熟悉。你文中说的无纸化办公,就是我们当年去洋浦开发的项目。你短短的一次面晤就抓住江上舟的主要特点,不简单!

我的突出感觉是:江上舟十分务实,思维敏锐,工作要求严格叫真,说他是战略科学家不为过。工作是拼命三郞型的,夜里工作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日夜颠倒是常态。在洋浦那一段岁月,他精力过人。客观、主观因素,都让他处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无休止循环中。他嗜烟如命,从早到晚香烟不离手,桌上几个烟灰缸内,烟头堆积如山。这可能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吧。洋浦管理局机关工作人员髙学历学位的多,可谓人才济济!我们当时的深刻感受是项目交账时,他们也因此锱铢必究、不能有半点糊弄。他的风格特点是工作事业实在执着,雷厉风行,而对社会世俗却不甚了了??他是个做事业的人。文中提到启迪1993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实际似应为副校长,好像1994年民主推举后升任校长的。罗嗦了不少,你去斟酌取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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