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53）进入高考备战时，有条不紊抓重点

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53）进入高考备战时，有条不紊抓重点

1987年8月初，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阅读》和《写作》责任编辑周正逵和王连云在上海会议期间，与该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1987年语文高考命题人之一的庄文中专门研讨了实验班高三复习备考问题。大会最后一天上午，庄文中主任讲今年的语文高考命题，特别强调命题紧扣教学大纲，通过命题推动教材改革。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几年高考命题组的负责人章熊先生就是人教社分编型教材的特约编辑。章熊先生经常讲，我们的高考语文命题，不能让先行先试的教材改革实验班的学生吃亏！

庄文中主任建议，现代文阅读要抓好：（1）段的教学练习；（2）文学作品的鉴赏问题；（3）文化著作的研读问题。文言文阅读，注重理解和分析。作文要注重实用文的写作，实用文包括应用文，如写请帖、打电报等。

返回学校后，在开学第一次高三年级语文备课会上，传达了上海会议上述主要内容，引起老师们的高度重视。我们从高三学年开始进入高考备战时，就非常重视与教育部高考命题组保持高度一致。当时同组的严育开、甘晓星等老师还与我一起研讨“文学作品的定向鉴赏“问题，指导学生在复习备考时重视这个新动向。

我们学校高三年级当时有七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是华师一附中建校以来高中毕业班最多的一届。其中理科高三（4）班参加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实验班师生及家长最担心三年高中学的是改革教材，能否应对关乎前途的高考呢。

人教社上海会议主持人周正逵先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会前，在武汉主持召开十城市专职指导改革实验的教研员和执教老师代表座谈，听取一线教师和教研员的意见后，基本确定了高三《文化读本》的试教方针和高三备战高考的方略。

我从1982年开始参加人教社分编型教材改革实验，年年暑假与人教社的学者专家一起开会学习，不断在实践中领悟专家们倡导的教育教学新理念，运用专家们指导的新的教育教学方法，眼见我的学生们语文能力迅速提高，我坚信，只要按照专家们说的去认真实践，学生的高考成绩一定比普通班学生的好。何况，我们实验班学生初中毕业时，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1985年语文高考单科测试，成绩超过了湖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平分数。

这次上海会议听了周正逵、庄文这、王连云三位专家关于备战明年高考的讲话之后，我信心倍增，基本确定了我们实验班未来一年的备考计划。

首先要高度重视有关88年有关高考的信息，特别注意来自高考命题人的各种信息。众所周知，我们还在走向法制社会的路上，许多方面人治大于法制，特别是高考命题这样复杂的工作，命题人的理念、经历、学识等等势必在命题中有所反映。可以肯定的是，明年只要还是章熊先生负责命题，已经形成定式的语文高考试卷四大块的模式不会改变：第一是语文基础知识；第二是现代文阅读；第三是文言文阅读；第四是作文，且必定是提供材料写作文。另外，据庄文中主任讲话推断，他明年将继续参加高考命题。即使另换一位人教社的语文室主任去参加命题，仍然会坚持命题一定要有利于语文教材改革。这个重要信息明示我们，最后一年，要在抓好《文化读本》的文化著作研读的同时，必须重视复习高二《文学读本》的文学鉴赏基本训练，必须指导学生掌握定向鉴赏的基本方法。

其次，章熊先生早年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北大附中执教语文，其时，先生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语言和思维训练（章熊先生著《语言和思维的训练》）。我领会章熊先生的意思，结合钱学森先生编著的《关于思维科学》，我认为对中学生进行思维训练，抓好“整体思维”、“相似思维”和“辩证思维”三种思维方式应该够用了。

再次，高三备考期间，对学生进行“模拟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必须目的明确，讲究计划性和科学性。尤其不能抓到一份所谓“内部试题”，随时让学生去“模拟考”。

开学时，我将上海会议的情况向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详细汇报后，他非常重视，专门组织高三备课组研究备考计划，特别强调研究文学作品鉴赏问题。9月3日晚上在办公室与同组的严育开老师研讨“定向鉴赏“问题；9月4日下午，与严育开一同去省教育学院《课堂内外》编辑部开会，讨论”定向鉴赏“问题，决定按一级标题分头去拟二级标题，一周后交稿。       

上海会议之后，不仅是我们学校重视高三备考的相关信息，声教研室也非常重视有关高考的最新信息。

（1985年暑假我在章熊先生家亲聆謦欬）

【附录】章熊先生激励我不断前行

 第一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洛阳。

  1983年暑假，人教社在洛阳召开的全国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试教会议。赴会第一天，在湖北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的带领下，去刘国正和张定远先生下榻的酒店客房拜见两位专家。在那里遇到了人教社特约编辑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章熊先生鼓励我说：“趁年轻，努力吧！”

  第二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兰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兰州召开试教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大会组织全体与会专家、学者、编辑和老师们参观刘家峡水电站，泛舟大坝上面的刘家峡水库，我刚好与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在一条游船上，当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迎着和风细雨前行时，两位先生站在船头引吭高歌。大家都听到他们是在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两位那充满激情的歌声，不仅感染了他们的同龄人，更让我们晚辈看到了他们是那么多才多艺！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章熊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中文系、张必锟先生195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校都是高材生和文艺骨干，毕业后都在北京中学工作多年，不仅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非凡的教学艺术，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感恩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受教于前辈大师。我在大会发言后，章先生鼓励我：“你这两年做得不错！初中实验还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青岛。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岛召开实验教材初中试教总结大会。我向大会提交了我们实验班学生参加当年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成绩。武汉市中考6月28日结束，7月7日，湖北省教研室组织我班学生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省教研室张良谟和谭爱旭两位老师负责监考，试卷交华中师大高考语文阅卷老师阅卷评分。然后与湖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进行了比较。实验班学生测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章熊先生看了之后，非常兴奋地在大会上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套实验教材了。华中师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师执教的实验班学生，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参加高考语文测试，人均分比高考考生语文成绩还高一点。后来，他还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分析学生试卷后说：

 “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这三题的相比数字，可以说他们已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从总分情况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一人，分布比较平均，可见这批学生中没有出类拔萃的“尖子”。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属于选拔考试，·它不同于结业考试，为了扩大区分度，每届试题中都要有一些难题，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答不出这些难题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题的第五小题来看，这道题要求学生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根据上下文判断概念的特殊意义，是比较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却大大超过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见他们受过较好的阅读训练。此外，从前面谈过的总分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章熊先生在青岛会后约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谈。

  我向章熊先生详细汇报了三年来教改实验的情况后，他充分肯定我总结的“三敢三爱”，即《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听·多听·会听》、《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并由此谈到叶圣陶和吕叔湘两位语文教育老前辈关于语文教学的“序”。

  章先生说：

  叶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语文教学要寻找“序”，这一点语文教育界都知道，并且引发各种各样的思考。叶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过，也引发我的思考。

   “序”的根本在于教材编写。

  第一，叶老的观念是相当超前的。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为教学的依据，叶老把它打破了！观诸世界教材观念的发展，由“课（lesson）”而“单元（unit）”，由“课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这是教育理念的进步。在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坚冰刚刚化冻这些理念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叶老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第二，这是立足点和视角的根本变化。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质兼美”作为选材的唯一标准。要贯彻叶老的思想，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就要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就要以此为基础寻求新的线索，开辟新的途径。

  谈到叶老所呼唤的“序”，就会联想到吕先生提出的“科学化”。两位老人意气相投，私交甚笃，两种提法此呼彼应。虽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达的是相同的焦虑，是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而产生的焦虑，是对我们这些第一线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阅读》的特邀编辑，这套教材的编写贯彻了叶老和吕老的语文教学理念。整套教材，纵向有序列，横向有层次。

   章先生是语文特级教师、北大附中副校长，从1984年开始参加全国高考语文命题工作，不仅对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进行探索，而且推出“现代文阅读”测试题。

  他说：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

  后来，章先生在一篇谈高考命题“现代文阅读”时，写道：

 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请。人们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不是，我不能贪天之功，应该还历史的真相，把功劳还给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试题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其实细心的人从这本书里却永远找不到相应的章节，那是朱德熙先生从全书中挑选了一些段落组合而成的，天衣无缝。更有甚者，译文里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朱德熙先生亲手厘定。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领略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当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个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厅里，朱先生找来了原本和译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辞典；原文与译文一句一句比对，有觉得不够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确定。不仅如此，最后的定稿也是朱先生亲手抄写，由我带到命题组的。正因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这个石破天惊的项目才得以顺利通过，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从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题工作至今未变，“现代文阅读”一直是必考的一项。这也是章先生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临分别时，章先生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再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还赠送一本他翻译的美国教材《提高写作技能》，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又送我一枚他亲手篆刻的“培永藏书”印章。

 还记得，我调到海南以后，大约1992年吧，教育部决定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海南、云南、湖南三省由国家高考命题组另出一套试卷，简称“三南试卷”。远在海南的中学校长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不知所措。我们农垦中学的赖瑞光校长带着我直奔北京章先生家。

 章先生在谈“三南试卷”时，特别强调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用当时邓小平说的话，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学校后，要求高三的老师夯实基础，降低备考复习测试题难度。果然奏效。

 感谢章先生不吝赐教！

 感谢章熊先生一直激励我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