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15)低薪生活,其乐融融
我和静仪结婚时,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61元人民币。好在我们两家家里不要我们负担,平时在学校生活开销也不大,在当时还过得去。大女儿出生之后,我们的工资加起来有72元了。当时的消费水平比较低,女儿每天喝一瓶新鲜牛奶,一个月才3元;一瓶液化气2.7元。反正工资管三人的基本生活是够了。小女儿出生以后,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尽管我们非常节俭,仍然入不敷出,家中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但我们生活却非常愉快,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当时如果要买超过月薪一半的大件必需品,就“起会”。在那个贫穷时代,大家都缺钱,于是就兴起了“互助会”。如果哪一家急需用钱,那一家主人就作为互助会发起人,“约会”,比如,我想买一只上海牌手表,需要120元,于是,我就约请12位老师,每人每个月出10元。发起人,当时称“起会人”拿第一个月的“会钱”,大家根据各家的需要,协商拿会钱的顺序。起会人负责每个月收齐后交给那个月应收“会钱”的老师。
为了节省买衣服的开支,我们通过一位在长江航运公司工作的家长,首先从上海买回了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周末逛街时,经常去布匹专卖店看看,有时可以碰到质量花色都还适中的打折的零头布,就买回来存着。也许现代年轻人还不知道那个年代有专门卖布的商店,更不懂什么“零头布”。顾名思义,就是一整匹布卖到最后实在没有人要的一点点零头。商店根据品种质量、花色、所剩零头的多少决定折扣的多少。而有的花布剩下的一点点,折扣最多,可以做小孩子的短袖上衣,或短裤,还可以将不同花色但质量差不多的零头布买回来,拼接起来做女孩的裙子,也很好看。
缝纫机买回来之后,我买了一本《服装裁剪》书,学会了裁剪,静仪学会了缝纫。从此,我们家大人小孩的衣服全是自己做。那个年代,没有事业可立,家里也没有钱,就是不缺时间。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有限的无用的时间中挤出了一点一点钱,让我们的两个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年换季穿新衣穿花衣,享受贫而不穷的幸福快乐的童年。
后来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都是一年“约会”一次,逐年慢慢添置的。
我当班主任与学生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课堂上是师生,下课后就是朋友,再加上学生都住在学校附近,经常到学生家去走访,与家长也就非常熟悉了,像至今还有联系的刘汉生同学,他的父亲是我们“水中”隔壁菜场卖肉食的师傅,每天只要走到他的摊前,他总是笑眯眯的给我割两毛钱的里脊肉,他知道我们没有冰箱,为了孩子的身体,只能每天去买一点肉。他每周还给我留两根筒子骨,给孩子煨汤喝,大家都说筒子骨煨的汤,可以给小孩补钙。那个年代,筒子骨是非常紧俏的啊!才七分钱一斤!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还有一位煤炭公司的滕师傅,武汉液化气公司成立时,他是第一批液化气站的员工。他特地给我送来煤气灶和一坛液化气,说:“李老师,你住在单元房,有条件使用煤气了,一坛煤气2.7元,你们家才四口人,可以用一个多月,你用完了,让我儿子回家给我说一声,我马上给你送去。既方便又便宜。这个煤气灶有点贵,要27元,你分三个月给我就可以了。”说完就给我装好了煤气灶,教我们正确使用方法,才下楼回家。
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史红老师的家里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她们家也是两个女儿,与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一放学回来,我的两个女儿就站在他们家门口,看他们家的电视,想看什么节目全由他们的两个女儿控制。看着女儿那么喜欢看电视,总是站在别人家门口看电视,我下决心给他们买一台。那时一台武汉生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要400多元。我到学生杨云仙家访时,与她在武汉电视机厂负责销售部工作的爸爸,聊完该生在学校的情况后,就问问他们厂电视机的销售情况。那位杨师傅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武汉人。他更清楚年轻教师工资低,于是,他问我:“李老师,你如果想买电视机,可以一个月拿十块或是二十块钱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先给你一台电视机看着,每个月付十块吧!等你全部付清后,我再把附有保修条款的发票给你。好吗?”杨师傅善解人意的一席话,真是让我感动不已,让我喜出望外啊!
第二天下班后,杨师傅就把一台橙色外壳的“武汉牌”14寸黑白电视机,送到我家,热情帮我调试好后才走。
我当时没有任何一点攀比的想法,就是为了两个女儿的心理健康,不能让孩子产生自卑心理,让她们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能从小就看别人眼色做事。让她们的心理和身体一起健康成长。
我的大女儿在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分配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家好像是介于传统与开放之间。你们对我和妹妹管教也是如此。不过我真的好感激你们为我们创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正是这些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今天的我。我虽然不能成为名人、伟人,但作为凡人,我们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了!”
现在回头看,我的两个女儿真是生逢其时。我们没有钱给他们更多更好的衣食、玩具,但我们有许多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也不能少”!记得有一次,两个女儿回武东奶奶家去玩了一天,到吃晚饭时,三岁多的小女儿就吵着要回家,不吃饭,哭着要回家,要爸爸和妈妈,谁说都不行,大女儿说吃完饭就回家也不行。奶奶只好叫叔叔送她们两回汉口了。
当她们的同龄人为了上一个哪怕是区重点中学而不得时,她们姐妹俩都在湖北省最好的重点中学生活和读书了。感谢我的老师和校长,在恢复全国高考招生之后,不看学历重学力,不仅让我走上了语文教学专业成才的高速路,而且让我的两个女儿在华师一附中受到最好的教育,为她们后来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