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47）向雷锋同志学习五十八年

说三道四（47）向雷锋同志学习五十八年

1963年3月5日到今天，快一个甲子了。

今天，是毛主席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开始的日子。有人戏说，五十八年来，雷锋早就到美国了。其实，当年许多非常虔诚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青少年，真的到美国来了。我只是其中之一。

当年向雷锋同志学习，给我印象最深、让我终生受益的是学习雷锋，坚持写日记。

我是从那时开始写日记的。

1963年，我正在华中师大一附中读高二。响应号召参军入伍，没有想到，穿上军装才一天，接兵部队按惯例抽查新兵再体检，我不仅被抽中，而且查出患“浸润型肺结核”。回到学校，立即被教导处通知休学一年。那一年时间，除了打针吃药看病外，我到附近的湖北省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读了许多上学时没有时间看的，还有学校图书馆借不到的小说，现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可以借的，都借来看一看。正值青春年少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那时读的。当时，我最大的烦恼却是远离了同学。

一年后，重读高二，一切回归正轨。

学校专职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找我谈话，说现在高二（2）团支部书记是学生中的唯一党员，为了保证她明年能考取大学，学校研究决定，让我去二班当团支部书记。从此，我又开始写“团支部工作日记”。

文革开始后，怕这些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记录给自己找麻烦，全部付之一炬。

但是有些不能忘却的事情，始终驻在心里，并没有烟消云散。

当时，我虽然“留级”了，但与我原班的几个好朋友却经常在一起议论国是，记得当时我们国家最大的事就是“反修防修”。我们向雷锋学习，就要关心国是，关心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当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有一天晚自习时间，我看到一位女同学正在看一本前苏联的小说《州委书记》，她告诉我还有一本叫《叶尔绍夫兄弟》，都是她爸爸刚看完的。这两本书当时是“内部读物”，只有厅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看。我是她的团支部书记，找她借来看了这两本书，才知道当时苏联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已经腐化，因此，更加感觉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更加觉得中国就是要大力“反修防修”。不过，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好的书，为什么只给厅级以上的干部看呢？再后来，还听说，中国历史上的五大禁书之一《金瓶梅》，只允许省部级领导看，即使是研究《金瓶梅》的文学专家也难得一见。

1965年，高考成绩优秀，但政审结论“不宜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后来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的二三千人，分别送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武汉一师短训一年，再分配到中学去工作。我被分配到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二班。

正是那一年，我开始独立思考了，但是，只能在心里想，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那个年代，我心里想，特别强调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可是集中这么一大批政审不合格、“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短训”后分到中学去当老师，教育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可靠”吗？这么明显的悖论，没有任何人来“解惑”。韩愈说：“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那个动荡年代，哪个老师敢来解此惑？

这样思考问题，是以前向雷锋学习时从来没有过的，但又不能像雷锋那样写日记记下来。

感恩改革大时代，从1982年开始，母校袁福老校长，让我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改革实验。为了完成改革实验，开学第一天，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讲教法和学法改革。要求学生背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接着告诉学生，“每事问”是“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中的“每事问”。要求学生学会预习，明确规定预习每篇课文，严格要求至少要提出三个问题。只要提出一个有思考价值的问题，预习提问就可以得100分。用高分刺激学生改变学习方法，学会善于发现问题，勤于思考问题，进而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三毕业，六年教改实验，我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后来，学生对教材中的名人名篇，都敢质疑；他们从课内到课外，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他们敢想、敢问、敢说的大无畏精神，也鼓励了我、教育了我。

这六年，我已经从独立思考问题，步入科学思维的大门，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适合实验教材的教学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高素质，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应试能力。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实验教材工作的副总编、编审刘国正先生，曾于1985年6月3日亲临我们实验班，参加学生实验教材汇报会，他说，你们华中师大一附中的语文实验班“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希望你们继续搞好高中实验。

自从在母校开始执教语文实验教材之后，我也像雷锋那样，坚持写日记，坚持写《班主任工作日记》，坚持写上完每一节语文课的《教学后记》。这三记，就是我退休后写作的丰富宝藏！

我的日记中，也记录了自己曾经做过的许多好事，那些好事都与学生学习有关，如海南省琼海加积中学的陈德阳，琼海市教育局刘局长高考前二十几天，偶然在餐桌上遇到我，第一次见面，听朋友介绍说我是语文特级教师，当时就恳请我帮帮陈德阳，他说该生数理化模拟考试都是满分，就是语文成绩上不去，只要语文能提高20分，肯定上清华大学。我被刘局长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一个教育局长，居然知道一所学校的高三理科班学生的语文成绩，于是答应试试。他立即请该生的语文老师和家长到酒店来见我，我就在酒店包厢辅导该生如何写好高考作文，一周后，再辅导一次，共四个小说左右。果然奏效，高考语文得了120多分，据说主要是作文成绩提高了。该生当年如愿考取了清华大学。

我的《班主任日记》，全部记录的是我的学生在校生活；《教学后记》记的是我和我的学生完成教改实验的情况。

当我在美国暂住时，学会了上网，写博文，在文学城发博文，那许许多多的文章的原始材料，全部取自我的三记中。

俗话说得好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当年没有电脑，只能靠笔头。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只要你愿意与时俱进，用电脑、手机随时都可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

前几天在“华师一附中健康快乐群”，与原来管教学的万副校长私聊时，谈及学校曾经发生的大事，我的日记准确地记录了：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我们的校友、数学家罗声雄教授的陪同下，于1983年10月29日上午，在大操场主席台上给全校师生即席讲话。

1986年4月17日下午，我校65届一班的校友、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易中天，来校讲“美学”。

感恩现代科技，感谢那快要过时的“烂笔头”！ 在这难忘的3月5日，更要感谢《雷锋日记》给我的启蒙！

 

[林向田]

“特别强调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可是集中这么一大批政审不合格、“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短训”后分到中学去当老师，教育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可靠”吗？”
--中国的很多现象，你只要连问三个问题都会露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