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样板戏演出让旧人换新人

文革中样板戏演出让旧人换新人

 

 

《样板戏》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破除几千年来旧中国的文艺主流始终以“帝皇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私情淫乱“等，占满了在各种舞台上剧本小说各种各样的艺术品中，而工农兵群众低层人物均以愚丑暴民的反面人物。而文革中的《样板戏》正好给颠倒了过来，《样板戏》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样板戏》作为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文化的遗迹，《样板戏》为既有的文革研究增添了音乐形式这个“听筒”。

作为“毛泽东的最后的继续革命”等文革图景的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的反例，一些学者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足以证伪走资派右派们恶毒抹黑“文化大革命扼杀文化”的假设。

在农村，《样板戏》的演出晚于城市，自1968年兴起，随样板戏电影的普及而衰落。通过精简配器，戏曲交响作品走向基层，提供了令农民耳目一新的经典剧目，在最广阔的乡村践行了空前绝后的社会主义教化，其影响经久不衰。

高默波聚焦江西波阳一个村庄的变迁，发现样板戏演出是高家村初次接触剧场性的集体观演。

农村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是生产队为样板戏演出提供资金，并为参演农民记工分，调动了基层文艺骨干的积极性。

沙垚在对陕西皮影戏的田野调研中发现，以盈利为目的、非样板戏的其他剧目虽也由人民公社自筹经费，但按照副业收入来管理分配。由县文化部门进行文化统筹，突出样板戏，兼顾民间形式，既限制了乡村讲唱形式中最卖座的“三俗”内容，又照顾到农民艺人开展文艺劳动的积极性。

以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制作单位，农民自行对演出资金和场地进行物质调配，这些文化活动既因地制宜又自给自足。

张丽军以山东寿光庄户剧团为案例，对地县以下地区样板戏的群众参与做了问卷统计，发现突出样板戏的农民文艺在人民公社条件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活跃度。

对文革历史负面材料的过度曝光，固然是为了反复证实“历史终结论”和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但正视文革的种种教训，也是此刻这个“历史终结论”终结之时，我们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如何摆脱“毛泽东的最后的继续革命”的总体图景，还原文革“派性”的真相并分析其流变？

发现样板戏研究的成果可以为政治研究中的“派性”考察打开思路。

纵观样板戏研究，它虽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文革研究，但从文艺领域向政治领域突破的尝试从未中断。

近来学界对文革时期的文化生产的讨论已拓展至视听层面。彭丽君聆听了1974年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张大字报张贴前后录制的粤剧版《杜鹃山》，指出其中西混编的配乐形式是一种乌托邦运动破灭之际的离经叛道。

在文革时期样板戏的评论文章中，“洋为中用”被反覆强调，而“后文革”的样板戏研究者往往忘却了这一点。

实际上，七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洋乐器和外语的热潮，“中国比任何国家有更多的李斯特”。有识之士如John Winzenburg 注意到四十年代犹太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编创之音乐剧《孟姜女》的“京剧交响化”与样板戏的相似之处。

Barbara Mittler 也在对《智取威虎山》戏曲交响化的分析中注意到观演中样板戏的模式化与多元性并存的开放性。

这些研究反过来证明，粤剧《杜鹃山》的音乐特点并非地方特性，恰恰是地方剧团学习样板戏的结果，是“革命／礼乐”向地方传播的案例。

因此，“边缘”、“民间”、“地方”、“异端思潮”的所谓“文革主体”在“反叛”中央的过程中创造出新形式，这类说法值得商榷。

反观文革的“派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从下列三个方面决定了“派性”这个流动的象征形式：

一是“约定俗成”，例如文革中的群众对多元性（革命）和正统性（礼乐）的好恶，具体体现在血统、阶级、亲疏、专业和阅历等方面的倾向性。

二是文革运动中的主体性，例如群众在前述之革命／礼乐的倾向中做出的“敌友”区分（文革中的“逍遥派”通常主观上拒绝判断“敌友”，躲避或放弃自己的倾向性）。

三是“敌友”区分后进行的实践，例如“隔离”或“联合”这两种做法。造反派组织的参与者自身往往在出身等方面更多元，易倾向于在运动中推动“联合”，取消身分差异，不断“拉人”。

而保守派组织的参与者，通常在出身上更单一，他们倾向于在运动中不断辨别“差异”，唯身分论，采取“隔离”手段，不断“踢人”。总之，“派性”是流动的象征形式，它不是固定的判断，其实践随文化革命的形势不断变化。

因此，样板戏的目标，正是要宣传“隔离”、“联合”的辩证法，教育群众如何吸取“武斗”带来的“血的教训”（如《杜鹃山》中一段核心唱段的标题），在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不断辨别“敌友”。

以上，将“文化”、“政治”两方面的研究聚集起来，我们看到，“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规定性。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舞台规定性。

文革中，在舞台艺术领域，“文化革命派”拒绝塑造无差别的群众，通过颠倒旧的等级，让无产阶级的“新君子”登台。

在那个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时代，只要样板戏演出每天进行，旧人成为新人，“底包”、“角儿”互换，“龙套”争做“主角”，知识分子下乡劳动，工农兵上大学??凡此种种，并非封建等级制的回潮或“政治名分”的争夺战，而是群众在毛泽东所确立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规定情境”91中的“即兴发挥”。

对于招致“武斗”的“派性”，具体某派或某人，出于各自的透视单点，体验到对立面的“人格化力量”之时，也极易深陷其中，无法对眼前的“再现”做出反思。

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后悔史学”是对“再现”的不断回放。

“派性”至今连绵不绝，甚至影响了对“派性”的研究。

对此，这里不展开论述。概言之，“派性”顽强的生命力来自群众运动本身，“派性”的历史恰恰说明：无产阶级文化从来不是在任何“无菌实验室”中培养出来的，一切“新人”的诞生都须“经风雨，见世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台上再现“新人”易，台下“新”人难。

文化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克服技术局限和理论难题，更在于将资产阶级“新青年”教育成社会主义“新人”。

安舟认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技术官僚”这一文化的“新阶级”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家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文化的“新阶级”被毛泽东称作“意识形态工作者”。

“意识形态工作者”这个术语来自毛泽东在1968年8月31日给《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加的按语。

这个群体包括了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工作者、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在内。

五四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者”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是“自在的阶级”，将来自古代或外国的要素运用于新文化的创造。

延安时期，他们是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同路人，保持了其“自在”的状态。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各类协会和单位中，他们成为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三名三高”，最顶端是“文化官僚”。

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群体被塑造为具有“无产阶级认同”的“自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

文革时期，对“意识形态工作者”中的“新人”的塑造是建构无产阶级文化的题中之义。文

革研究者邹谠认为，宏观的政治转型需要微观的理论调整和文化策略的辅助，以“组织社会进程和心理进程的样板”。

在微观层面，文化大革命以相对而言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广阔深远的“新”人效果。

结合党史、单位体制、家庭关系等等，才能看清文化知识分子从被动到主动、从被迫到自觉、从客体到主体的心路历程。

文革前的“文化官僚”被“打倒”，艺术工作者的个人使命感和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这二者的同一化，催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这一群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文化知识分子被作为“技术官僚”的科技知识分子边缘化；“文化官僚”虽回到原地，却失去了“十七年”中掌控的政治资本。

“技术官僚”这一新阶级的诞生，是文革结束后新生的政治精英与文革前的旧知识精英的合流而成的。

安舟强调新、旧精英，文化、政治资本等方方面面的“一分为二”。

相较而言，更侧重于文化革命的总体性中，文化与政治的“合二为一”，关注在“新”人的、广义的文革剧场中，流变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艰难地达成均势。

概言之，作为礼乐革命最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指向“花部”的“联合体”，那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一种未完成的革命礼乐。

[yongbing1993]

钱理群：两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






《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

《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钱理群教授的文章这样写道：

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yongbing1993]

有文凭即是白痴也能捞一官半职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尤其是博士文凭是选拔官员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代人考试”业又称替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特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所有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成了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官员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高级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这些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有钱，就可以进入私立的高等学校”。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初中毕业》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农村人》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队长》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兽医》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唯分数论”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

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社会原因。

当医患纠纷、食品安全、诚信危机、道德困惑充斥社会时，大学这个曾经的象牙塔也已经不再是宁静的学问之所。而大学，正是学生世界观形成和固化的关键阶段。老师热衷于报课题申经费，对本是主业的教学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还有的老师过分到将学生当成自己廉价的优质劳动力——对学生而言，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义”教材。待到走向社会，面对拼能力不如拼关系、拼自己不如拼爹的现实存在，一定要在学生心中加深对“利己主义”的认同。

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座无虚席的教室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他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yongbing1993]

走资派确实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说真话，走资派们确实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不过，既然走资派们还自称是共产党，而共产党人是讲辩证法的，讲辩证法就不能全盘否定一个事物。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走资派邓小平们急于要全盘否定《文革》，对走资派邓小平们自己迫切获得皇帝的权力有用，但对民族总结经验教训不利。

首先，目前说赞扬文革的话，实际的开民智效果虽然不好，但也不能不说，因为不能养成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民族思维习惯。

走资派邓小平们说，“文革破坏了优秀的历史文化“。 这个论断本身就是在自我贬低、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文化“是优秀的，能破坏的了吗？

如果走资派是优秀的，能容许《文革》去迫害吗？

毛泽东的个人力量能破坏“文化“吗？

优秀的“文化“如此不堪一击吗？

为什么《文革》时期的道德水准和社会治安，要比《改革开放》特色时代的现代来要好得多？

为何文革时期中国有重大科研成就，例如邓吹嘘的吃饱饭的杂交水稻就是文革时期的。给胡增脸的卫星、中子 弹也是那时搞出来的。至于大飞机也是那时侯出来的。

为何文革时期能北抗苏联南拒美国而迫使美国向中国示好？

中国在文革时期在外交、科技方面的成就达到顶峰，是1849年来最扬眉吐气的时候，是不再跪在洋人面前的时候。

走资派邓小平创造的成语里已经将《文革是毁灭性的灾难》《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收录进邓小平的词典，这种走极端篡改历史的结果在几十年内是改变不了的。

走资派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反省《文 革》，而是走向全盘否定文革而用另一个《不争论》的思想专政来愚民的方向，其作用比《文革》本身更坏。

《文革》并没有全盘去否定一个具体的什么“时期”，而是要砸烂中国人身上的一切枷锁。

这和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打击前人的威望，为建立走资派邓小平自己的权力，而去歪曲历史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和走资派邓小平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为什么总是跳不出历史轮回动乱的怪圈？

为何没有发展出伟大的自然科学文明？

这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体制呀、民主呀这么表象的东西。

在毛泽东眼里，是《文化》的症 结。

例如，中国《文化》里在秦汉以后逐渐缺乏对个体的尊重，缺乏对不同思想的尊重，多了奴性，少了自我，在真理面前懦弱，权力至上，等等。

所以，不能产生伟大的科学、普遍的民主等文化内涵。

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很明确，例如：

（１）贯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精神，打破千年来官学商独霸话语权的局面，让百姓有直接的话语权 ，感受民主的话语权基础。

（２）＂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强化中国人的斗争精神和勇气，震慑官学商，感受民主的斗争性。

（３）＂防修反资，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而当时当权的资产阶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们奉行的却是：斗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斗“我”即走资派。

遗憾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们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却故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普通百姓，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走资派的矛头。这是《文革》后期得不到很多百姓拥护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泽东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症结所在，发动《文革》，曲高和寡，所以被后人钉上了十字架。

中国人能理解毛泽东的《文革》要吃大苦以后，例如至少几十年后。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很多人在真理面前懦弱，崇拜权力。还因为历史人物的更替暂时遮蔽了历史真相。 走资派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思想专政彻底扼杀了中国人民探讨真理的途径。

也 许毛泽东是错的，但他勇敢地冲了上去，没有缩头一边《不争论》一边用ㄍ韬光养晦》以借口做阿Q。

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出发点。

毛泽东为了树立新中国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是不会讲出哪些中华文化的，哪些方面是腐朽落后的，所以索性放手摘掉老百姓头上的封建迷信官权钱贵的各种枷锁，任由全体新中国的低层老百姓去选择，这是超越了以往所有历史时代的创举 ，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

可以断言的是，毛泽东能光耀千古的，实际上是《文革》，而不是什么《赶走蒋介石和日本鬼子》。因为后者，很多古人都能做到。

毛泽东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腐朽面和酱缸面，但毛泽东没有失望和灰心，毛泽东相信自己的中华民族，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还有许多优秀灿烂的一面。

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之一在于其《海绵性》或《水性》，可以压到极处，但总是存在，其根源在于《顺流而下、顺势而生》的民族生存哲学，这是历史上东晋、 南宋、晚清屡危不灭的根本所在。

这也是能用尽量少的资源养活尽量多人口的《文化》根源所在。

以晚清内忧外患之极，尚能诞生毛泽东等叛逆性的革命人物，还能在50年代反戈一击，成为世界一极，说明民族文化在酱缸之极的条件下，仍能出现清流，这就说明民族文化中有绵绵不绝之龙象，这是中国回归正途的保证。

西方评论说，毛泽东挽救了一个古老的民族。

实际上，更应该说，毛泽东是《顺流而下、顺势而生》的这一极端保守而又极端灵活的民族《文化》本性，在这个古老的民族即将灭顶之灾前，毛泽东救活了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

走资派邓小平的错误在于，释放了人的私心和将人的恶劣面释放得过了头，结果导致今天中国人像青蛙一样在温水中高兴地喊崛起。

不过，温水煮青蛙只能再煮30年左右，那时，资源、 人口、道德都突破了人们忍耐的底线。

那时，就煮到头了，动乱或战乱就出现了。

不过，中国不会崩溃，因为《顺流而下、顺势而生》的神奇《文化》又有了生命力，新的《文化》思想又会出现，人们也会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中吸取营养。

这个过程是残酷的、大伤元气的。

但这是中国人民要为自己懦弱和袒护《文化》腐朽面所付出的代价！ .
然而，这一天是一定要来的。

从秦孝公变法改造秦人思想到始皇帝统一中国，整整240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不比秦孝公高明到哪里，唯一高明的，恰恰是社会各界口诛笔伐的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所以，中国崛起至少也要上百年。

大喊口号《现在崛起了》《中国强起来》的人，实际效果就是慢慢地给温水加温。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愚民理论，例如：《摸石头过河》、《和平崛起》、《命运共同体》等，实际上比毛泽东利用《文革》拼死也要跳出轮回的境界差的太远太远。

走资派确实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yongbing1993]

江青是中南海政治秘书室的首长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Jiang-Mao1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yongbing1993]

江青反《走后门》毛泽东没支持






《文革》后期的几年里，被批判过的走资派纷纷恢复职务返回到原有掌权的职位上，他们上山下乡的子女们都己二十多岁，许多逃离农村山沟返回城里父母家中，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专上大学，进军队或是上机关工作，又或是进全民国营单位吃皇粮。当时，江青反《走后门》，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看到了这些共产党的同路人走资派不想继续革命为人民服务了。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了。反《走后门》能干吗？走资派掌权了都走前门了。

《走后门》在现代社会,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大听到有人议论了。更加没有人耿耿于怀又或是咬牙切齿的恨了。为啥? 我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走个后门算啥? 我用钱买来的, 你有本事也拿钱，也去开后门去买啊! 多么地理直气壮。

那么总有些人耿耿于怀又或是咬牙切齿的恨《走后门》为啥? 主要原因是因在《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过程中有一些《走后门》的现象出现, 就说推荐选拔招生制不公平, 而恢复高考后以分数录取较公平。

先说一下恢复高考后以分数录取是否公平问题。这要理清社会大环境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贫富差距不大。在此基础上人人平等, 过来人都知道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前的考生, 在工厂做工的带着工资复习功课, 工厂里的干部以及老工人们都积极支持年青人复习功课, 希望他们学成之后回到工厂作出更大贡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也都支持年青人们专心复习功课去参加考试, 上完大学后回来更好地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在街道农场少数军队的考生也都得到一切免费的社会福利。在1977年的冬天，有五百七十万的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以及以后的几年参加高考生几乎相同。应该说以分数录取二十七点三万学员是"公平"的。而且这二十七点三万大学生上大学全是免费的, 学校安排住房不用交一分钱, 吃饭不用钱, 还发一些生活费, 更不交一分钱学费。还没毕业学校就开始统一安排工作。在安排工作中就有一些《走后门》的, 这些《走后门》己不被关注了。重要的是这二十七点三万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没有回到工厂农村了。工作了几年结累了工作经验后,又忙着进修出国留学考硕士博士文凭, 再拿专家教授移民定居国外, 买房写文章成名发财, 来回国内外游说, 忙得不亦乐呼! 当然说是"公平公正"的。时不时地在国外帮腔骂一下共产党后又回到国内当"高级外国专家"使用两边赚钱。然而几年之后走资派特色政府改了, 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套高考招大学生了。再后来贪富拉大了, 资本家产生了, 低收入人群有了。在这大环境下高考可以请"替考"、文凭可以用钱买等等。这时的高考从教育资源城市农村有钱和没钱下还能说公平吗?

回到《走后门》题目上。“走后门”是用托人情、找关系、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去办有明文规定不能办的事。走后门是歪风邪气，是不正之风，老百姓深恶痛绝，应该坚决抵制。一提到“走后门”，可能很多人都会“皱眉头”，就会联系到、联想到“找关系”、“求门路”、“托人情”，就意味着以权谋私等。当然，有人走后门为亲属谋利，或利用职务之便、权力影响破坏公平正义，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但传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后来，他偶然发现其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要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这就是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并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当年新中国共产党的海军司令刘华清“走后门”，却是为百姓谋福，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众所周知，为公还是为私，为民还是为己，是区分一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与否的重要标准。刘华清为家乡父老“走后门”，见证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心系群众、忠诚无私、担当作为的高贵品质，恪守了为人为官之正道。

再说在1961年10月22日刘少奇说：商品“走后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我们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场的影响。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现在问题不在有无自由市场，而是你们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当汇报到商业部门“走后门”的情况很普遍，大概占职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别严重的有百分之×时），刘少奇说：这些人是新的资产阶级。你们不反掉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头来，百分之×不“走后门”的人，也不高兴。对特别严重的，一定要惩办一批。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惩办多少人，你们可以分个指标，比如说，象北京五百万人口，惩办十个，天津三百万人口，惩办六个，石家庄市惩办一、二个，小县城惩办一个，全国惩办几百个。惩办时要开公审大会，群众大会，彻底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谋求个人的方便，是不允许的，更不能拿个人“走后门”来的东西，去随便换东西。现在，是国家有困难的时期，也是考验每个工作人员的时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员讲清楚，不“走后门”的人，好的将来可以入党，党员“走后门”严重的要开除党籍。“走后门”的人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然更关心的是在《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过程中有一些《走后门》的现象。先看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文件内容: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请注意, 这份文件是文革小组"四人帮"主持下发的。当时最反《走后门》的也是最高层的领导是"四人帮"。他们没有《走后门》。而且向毛泽东反映要求批《走后门》。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孔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出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全文。姚文元亲自写了编者按，大赞其“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4天后，《人民日报》再以头版头条刊出相关报道。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席卷而来。矛头对准许多老革命老干部们《走后门》。老革命老干部们害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纷纷反击。

2月15日，毛泽东做出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发了八号文件。由此，反“走后门”运动草草收场。

1972年，在文革后的大学招生工作在全国恢复。根据之前试点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经验，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两到三年。

陆军第26军76师的步兵班长、20岁的钟志民，请求其父、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帮他上大学。一开始，钟学林不想搞特殊化，没有同意，但经不住儿子的多次央求，还是给军区政治部干部科打了电话。钟志民得到了所在师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这原本是需要基层推荐、师里审批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

因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政治系的社会实践很多。1973年5、6月，他们去南京凤凰山铁矿搞“开门办学”。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传达时，群情激奋，让钟志民颇感抬不起头。

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是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每个月工资250多元，母亲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工资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1968年10月，他从南昌第二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没多久，全国征兵。他找了县人民武装部的一名政委，对方为他从另一个公社调来了一个名额（本来该社一社员已体检合格，即将入伍），结果下乡不到3个月，他就入伍了。其实不仅仅是特权阶级，当时走后门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家都在说，对走后门一事的厌恶。他们并不知道，钟志民也是走后门来的。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到大学时，他曾想给部队写信，说“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现在又听到这么多的议论，血气方刚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

对于退学之后去哪里，钟志民却有些茫然。他当兵也走了后门，要退就该退回到农村，但扎根农村之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此时恰逢大一结束，钟志民特意买了一条烟和几斤糖果，想去插队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却无颜迈步。放假回家时，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上下。母亲告诉他，这个认识是对的，但不同意他退学，认为影响不好，别的领导家的孩子怎么办？父亲工作忙，只跟他谈过一次，认为“不一定退”。他则提出，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大学二年级开学回校，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他终于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谈话，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内，可以不退；第二，同学、教师对他反映比较好，没有必要退学；第三，已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最后钟志民选择退学回到农村去。一年多之后，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他过年常常陪着农民从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气不减，在农民中很有威慑力。他带着村民兴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讲愿景。最后，两千亩地实现灌溉，不再“靠天吃饭”。

“我看着老百姓能吃饱、有钱花，他们的命运开始得到了改变，这种感觉很好。”他告诉记者。也告诉子孙后代们。

一步步地，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

如今的教育能出这样的人才吗? 和交白卷生一样, 在资本主义的染缸里也是成一个为自己家庭发财成资本家的。而如今的大学生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