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各国各代何时没有懒汉

古今中外各国各代何时没有懒汉

 

 

 

古今中外各国各代何时没有懒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初，走资派邓小平们为了攻击抹黑毛泽东时代的国营工厂里是“养懒汉“。而如今在走资派邓小平们四十多年来的特色中国社会里有没有懒汉？“躺平“，啃老的人是不是懒汉？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没有懒汉？懒汉是不是人？要不要政府来给于这些人安排适合的工作？还是让这些人去流落街头当《流浪汉》自生自灭？哪种社会制度在讲所谓的“人权“？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对待《懒惰》之现实的。

在旧中国清末民国时期年轻的毛泽东就观察到：“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对于国民“性惰”的问题，毛主席从小就深恶痛绝，改造这一国民陋习，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志向。

毛泽东认为“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 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毛泽东提出“奋斗”之说：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毛泽东提出“朝气”之说：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毛泽东提出“勤务”主张：勤务之益，一以医偷惰，一以药文弱。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1922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注意的劳工三件事，一是生存权，二是劳动权，三是劳动全收权，其中对于劳工的劳动权，他指出：“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对于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运动进行污蔑和打压称之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新生的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右派的所做所为采取了迁就和纵容的态度，对农民运动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不敢支持，不敢接近。毛主席历经三十二天时间深入农民运动中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主席对苏维埃的基层组织“乡苏维埃”制定了工作原则、工作方法，他在《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中对“乡苏主席团”的工作方法指出：“主席团会议要开得好，常驻人员的工作要很紧张很切实地做，松懈懒惰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强迫命令主义要完全废掉。”

1937年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和最好的群众领袖，对这些干部和领袖的素质品格，他指出：“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1937年8月，毛主席继《实践论》之后撰写了哲学文章《矛盾论》，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把他们称之“懒汉”，他写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对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同学作临别赠言，他鼓励同学们毕业后要努力工作，他说：“一方面不要偷懒，这个机会主义的倾向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急性病，那种一天就要胜利的心理也要铲除。”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建设大党，干部非学习不可，他要求建立学习制度，造成学习热潮，他说：“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抗战六周年起草纪念宣言，宣言中指出要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宣言中写道：“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动动，指示指出：“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多次讲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列子·汤问》，北山愚公要把挡在自家门口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搬走，他“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日复一日，一直挖个不止，面对他人的嘲讽，愚公毫无退意，表示要子子孙孙挖下去，直到把山挖走为止，操蛇之神吓坏了，就向玉皇大帝报告，帝感其诚，就让夸蛾氏二子把两座山背走了。毛主席说他只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主席率领着人民大众，像北山的愚公一样，“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终于挖走了两座大山。他们来不及歇息，就投身到另一场革命中去了，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争朝夕，艰苦创业，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主席提出要“勤俭办社”。1955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次全体会议上，对农业合作社问题说：“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在谈到合作社生产水平时，他要求向富裕中农学习勤俭持家，他说：“在现阶段，教育农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农，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作为反面的教材之外，富裕中农的勤俭持家、勤劳生产，都值得合作社社员学习。在这一方面，合作社社员应该以富裕中农为师。”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主席提出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激励人民。1958年8月30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讲人民公社和全党办工业问题，在谈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觉地做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懒汉。我们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他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挂帅，有个共同团体，有个共同目标。”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阅读一篇《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材料，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 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 17 头发展到257 头(其中户养77头) ，每户平均6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毛主席看了极为高兴，他提笔给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要求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他在信中说：“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主席发表看法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1961年9月26日，毛主席在邯郸听取河北省委、山东省委工作汇报，当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汇报到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这四种人的补助问题时，毛主席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

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在汇报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他指出搞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之一是干部参不参加劳动，他说：“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

1970年12月11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报告要求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精神，“下苦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报告还指出：“要批判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毛主席一生都在实践着他“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他用共产主义的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干部参加劳动等济世良方，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勤劳的美德，他所创建的思想和制度，是懒惰陋习的克星，是清除懒惰土壤的最好武器。当今天的我们回首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是一幅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战天斗地的壮丽画面，毛主席年轻时所忧虑的“国民性惰”的萎靡之气还能看得到吗?看不到了，人们看到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大庆精神”，是“红旗渠”精神，是“大寨精神”，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焕发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有人说毛主席那个时代里养懒汉，那都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瞎说。实际的情况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看不到几个懒汉，因为那是个中国历史上懒汉最少的时期。

[yongbing1993]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亚州人民敌人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充分意识到全中国人民唯有团结抗战，才是制胜之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全力抗战的真实写照。

在战略上，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中日力量实际，根据战略形势变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长篇演讲，科学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三大问题，坚定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信心，为指导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理论纲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这些坚定有力的战略论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之路。

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取得大捷，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次战斗中，共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共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参战兵力达105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这是在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也是在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重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对付敌后抗战力量，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

中国的抗战持续8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东北抗联八女投江、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中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日本经过长期准备、精心部署、充分动员后悍然发动的全面侵略，对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伤害。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的大片国土被侵占，城市、工厂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的侵略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浩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损失80%以上，图书损失275万余册，文物被掠夺、损毁360万余件。

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中国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多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大量建筑遭到毁坏，巨额财物遭到掠夺。南京大屠杀持续时间长达6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十分黑暗的一页。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屠杀血案达200余起，手段血腥，毫无人性。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蚕食”“清乡”，实施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政策。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日军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烧毁房屋、村庄，将人民群众赶进“人圈”。“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根据晋察冀、山东等7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37年—1945年期间，被杀害、虐待和伤病致死者共318万人，被抓276万人，被烧毁房屋1952万间，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农具家具2.227亿件、被服2.296亿件。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中国组建生化部队，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量中国人用作细菌实验和毒气实验的实验品。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导致中国鼠疫、霍乱等瘟疫肆虐，无数民众惨遭毒菌侵害。1940年—1945年，仅日军731部队就使用了至少3000余人做各种活体解剖实验。日军还对无辜的中国平民释放毒气，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1940年9月的一次实验中，有16人在承受了毒气炮弹攻击后又被注射毒剂，全部被折磨而死。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

日军还大量掳掠中国劳工，强征被占领地妇女充当“慰安妇”。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征掳的中国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这些劳工被强征后，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等劳役，遭受非人虐待，大量被冻死、饿死、病死、累死、杀死。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许多“慰安妇”被日军迫害致死，活下来的大部分落下了终身残疾，更遭受了终生难愈的精神创伤。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在东方发动战争的主力和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是东方战场上抵抗日军的最主要力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国不仅在军事对抗上，而且在理论指导上，成为东方战场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匮乏，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为解决处于劣势的中国如何抗击敌寇、如何克服困难、如何打赢战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开展了人民战争，广泛发展了游击战。这些在东方主战场的作战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不仅指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参考。

中国战场的英勇战斗，从军事上、理论上、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1938年2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思想，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重申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团结世界人民一道打败法西斯主义，充分彰显了胸怀天下、同舟共济的世界情怀。

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就指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这一伟大的预见，在8年后成为了事实。

在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彻底胜利。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覆灭后，欧战结束，盟国只剩下日本这个主要敌人。中国和盟国一起，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殖民主义控制的领土上，世界民族解放任重道远。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极大鼓舞了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通过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百年屈辱史。历史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要凝聚民族力量，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的胜利让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清晰认识到，反抗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已经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与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光辉榜样，鼓舞着这些国家以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反对非正义侵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促进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为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都从中国革命道路汲取经验，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上遭受侵略和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与勇气。强弱悬殊，是世界民族解放的头等难题。中国人民以同仇敌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胜于己的强敌，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积累了经济和军事弱国战胜军国主义列强的宝贵经验，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这一历史经验，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学习榜样和路径参照。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造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放途径。在革命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分析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各阶级的抗日态度等现实问题，逐步形成了持久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为弱国对抗强国提供了科学战略指引。在革命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依靠人民、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径。通过敌后游击战等灵活战术，以弱胜强打击敌人，为装备落后的民族解放武装提供了作战参考；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改革保障农民利益、发展生产充实抗战物资，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证明了“人民战争”是争取解放的有效路径，让亚非拉国家看到了依靠底层民众实现民族独立的可行性。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只用两年扫除了毒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50年至1952年，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将祸害了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吸毒现象乘着中国走资派改革开放之机，重新在中国大地泛滥，实际吸毒人数已超1400万。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用两年时间扫除毒品的。

新中国之前的历史上，中国有两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虎门销烟触动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宣告终结。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国初期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在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这场禁烟运动亦是不了了之。

新中国建立之初，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毛泽东新中国的是一个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充满各种丑恶现象的烂摊子。解放前夕，各省种植、销售鸦片的现象十分普遍，云贵川三省更为严重。《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的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地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食，以当时的产量计算，每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毒品还不单单是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生产，随之产生了武装贩运、残害群众、腐蚀健康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1950年，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利诱群众组织肛门队和阴户队走私毒品，比如西安的大毒枭苗绍温就用肛门队和阴户队走私贩运2400两毒品，参与贩运的妇女和其他群众先后中毒而死的达30多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1950年至1952年，中国政府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将祸害了中国100多年的鸦片烟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不是空话，新中国是以实实在在的无毒社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黄赌毒无处藏身。一个正常的社会开始保护人民群众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严令各省市积极开展禁止烟毒的工作。《通令》首先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然后特别规定了严禁烟毒的办法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禁烟禁毒工作。”

随后，新中国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禁毒的条例、办法。比如《麻醉药品临时登记处理办法》、《麻醉药品暂行条例》、《管理麻醉药品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等。政务院颁布《通令》之后，各大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根据政务院《通令》的指示， 成立了禁烟机构，并结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此外，在各地颁布的其他指导生产的文件中，还一步步稳扎稳打的巩固禁毒工作的成果。比如西南军政委员会1950年3月1日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中，就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在以往鸦片种植的重灾区，农民们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大烟籽入土。通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100多年治理不了的毒祸，在人民当家做主的阶段得以根治。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件。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 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

新中国禁毒时期医疗人员为吸毒者免费体检、治疗。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中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稳定期，毒品在中国大地基本销声匿迹，这个伟大成就的取得和保持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200年来饱受鸦片之害的中国人民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所以禁烟禁毒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最强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把禁毒禁烟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将它与土地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加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清正廉洁，行动效率远非腐朽的旧中国所能比拟，这种彻底禁绝毒品的决心和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是从根本上铲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新中国使得受苦受难的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得解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府的社会动员力和群众参与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禁毒行动获得了群众的全力支持，群众运动为禁毒行动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四，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基层的每个角落都彻底组织起来了，全民禁毒，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更是让毒品种植从中国大地彻底销声匿迹。

《全民禁毒》《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更是让毒品种植从中国大地彻底销声匿迹。》

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来的毒品是如何重新泛滥的。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6月25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吸毒人员255.3万名。而据《京华时报》在2015年的禁毒日前夕报道，公安部禁毒局有关负责人估计我国实际吸毒人数已经超过1400万。

在“2015中国禁毒论坛”上，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透露，特色中国政府在在2014年底己登记滥用合成毒品人员数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40%。

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开放以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同进入中国大地，原先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被颠覆。

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帝国主义除了向特色中国输出商品外，还出于资本获利需求和颠覆中国特色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向中国特色社会输出文化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糜烂腐朽的生活方式。

美国中情局灭亡中国的十条诫令明确写道，“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80年代以来，酒吧、KTV、会所等娱乐场所逐渐在城市地区遍地开花，因为地方权力腐败等多重因素，这类场所往往缺乏监管，往往导致其滋生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成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这就为毒品的泛滥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个人利益驱使下，尽管制毒、运毒、贩毒为刑法所明确禁止，被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仍然趋势犯罪分子前赴后继、铤而走险，吸引着资本和权力的涌入，为犯罪分子大开便利之门，一条条毒品泛滥的渠道建立了起来。

随着国门的洞开，毒品在中国泛滥的外部因素也不容小觑。

1979年，毗邻中国西南边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枭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之机，建立了“缅甸-云南-广州-香港”的贩毒通道。此后，中国警方不仅发现过境毒品，而且同时发现种植、贩卖、吸食毒品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全世界有三大毒源地，除了在中国西南境外，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交界处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还有位于南美洲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三国交界处的“银三角”，以及我国西北境外，位于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处的“金新月”。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以后，“金新月”毒源地对我国构成新的威胁。

也就是说，三大毒源地竟然有两个毗邻我国。毒品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然而讽刺的是，这三大毒源地无不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毒品是帝国主义和资本财团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达5000亿美元以上，是仅次于军火而高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买卖。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种毒品的人数已高达2亿多，其中17～35周岁的青壮年占78%！

18世纪中后页，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开始了把鸦片作为毒品向中国贩运的罪恶贸易，毒害了无数中国人。

直到今天，毒品贸易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大资本攫取财富，干涉他国政治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尔?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证据，揭露了在美国政治和国家事务中获得批准的非法暴力活动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实，尤其这些活动与美国长期参与的全球毒品走私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及与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老挝、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和现在的阿富汗等国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情局畅行无阻，早已陷入给毒品走私贩做帮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没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经着手摆脱这个泥潭，这是事实。中情局利用并庇护走私犯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从毒品生产统计数据中便可一窥究竟，每当美国插手干涉，毒品产量便上升，一旦美国停止干预，产量就会下降。

例如，1979年，由于美国间接干预，阿富汗鸦片产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这种现象反复出现。鸦片罂粟种植的公顷面积增加两倍多，1999年已达到9.1万公顷的高峰(2001年因为塔利班问题下降至8000公顷)，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万公顷，2007年增加到19.3万公顷。在2008年，种植面积下降到15.7万公顷，这主要是因为之前生产过量，大大超出市场可吸收量。

没有人应当为这种增长而感到大为震惊：在任何一个毒品生产地区，但凡是美国从军事或政治层面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绝无例外。20世纪50年代，这种模式频频再现，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

最具讽刺意味的当属哥伦比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所谓“禁毒战争”不过是蛊惑人心的旗号。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预言，这次干预必将导致毒品产量的增加，而非减少。可是即便如此，斯科特仍被实际增量吓了一跳。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5.6倍(从130公顷增加到750公顷)。

美国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没有遏制毒品走私，反而是让问题更为严峻。美帝国主义的邪恶远非你能想象。

新中国成立近76年，毒品从销声匿迹到死灰复燃、走向泛滥，这段历史很有必要进行总结反思，毒品问题只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一角，其背后反映的是大的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病了，不必讳疾忌医，经验与教训摆在那里，走什么路也就一清二楚了。当然，除了对内的刮骨疗毒，对外部帝国主义的警惕与反抗也是必须的。

[yongbing1993]

毒品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根深蒂固





场景：　一些吸毒者蹒跚而行，另一些吸毒者失去知觉趴在地上，无家可归者《流浪者》的帐篷随处可见，地上散落着注射毒品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等垃圾。这是在美国网络上疯传的美国费城北部街头视频中的景象。

英国《每日邮报》跟进报道如此描述：“费城已被毒品犯罪淹没”，“从未见过人类处于如此状况”。在这家英国媒体的笔下，“友爱之城”费城的肯辛顿大道已在毒品侵蚀下沦为“僵尸之地”。网友纷纷评论，如此可怕的景象好似一部僵尸电影，令人难以相信这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二百多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对毒品进行过表面上的“宣战”，而美国毒祸却愈演愈烈，成为根深蒂固的“美国病”。

今天的美国是全世界毒品最泛滥的国家：吸毒人数约占全球12%，是其人口在全球占比的3倍。美国毒品泛滥，与经济利益、游说集团、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相关，加剧美国各种社会问题，也折射出美国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从抓萨达姆因大杀伤性武器结果是一管洗衣粉，中间抓过多个外国总统等，再到这次活捉委国民选总统马杜罗。美国这次抓到的委国民选总统马杜罗，是以“毒贩”为理由进行的。是“毒贩”还是反美不听话的“眼中钉”？世人或是人心中都清楚。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突袭加拉加斯，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成功抓捕一个独立国家又是弱小的民选的总统马杜罗，几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称“正义落地”，并且点名马杜罗是“国际毒枭”。

但问题来了，这场行动到底是在打击毒品犯罪？还是又一次换包装的“政权清理”？美国抓马杜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是为抓“国际毒枭”？世界上的“国际毒枭”有多少？抓了吗？如果是为了反毒？毒品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根深蒂固？如何反得了？

美国的特种部队可以在任何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去抓这个国家的从总统到任何一个人，可以从地洞到使用直升机，美国总统可以用任何干预方式悄悄换了个模样去抓人暗杀等。这是什么行为？

马杜罗被抓捕一事，让人联想到了2003年美国抓萨达姆，当初抓捕萨达姆美军打了一场八个月的战争，还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最后在一个地洞里才把人揪出来，那时候美国靠的是“硬拳头”，靠的是军事碾压。

但到了2026年，抓马杜罗这事，美国换了打法，精准空袭、特种突击、情报主导，几小时内就把一个弱小国家的人而且又是这个国家的民选总统给带上了美国的军舰，看上去干净利落，不带一丝烟火味。

这不是单纯的战术升级，更像是一次战略转型，美国不再愿意为一个国家动用全副武装去打持久战，因为它知道，那种代价太大、回报太小。

现在，他们更愿意通过制裁、封锁、悬赏、无人机，再加一点舆论战，把对手一步步逼进“可控范围”，最后趁夜出手，一击制敌，马杜罗的命运，基本就是这套套路的最新“样板”。

但别忘了，这种看似“高效”的操作背后，依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干涉，只不过，这次不是堂而皇之地打进来，而是用了更“聪明”的方式去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

从萨达姆的地洞到马杜罗的总统府，美国的目标没变，只是手法更隐蔽，更难防，美国说马杜罗是“毒枭”，还给他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听上去好像证据确凿，但真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这事早在2020年就有苗头，当时美国司法部突然宣布马杜罗涉及“毒品恐怖主义”，说他和墨西哥的锡那罗亚集团、哥伦比亚的游击队勾结，向美国走私毒品。

到了2025年，不仅悬赏金额翻了几倍，还把委内瑞拉的“太阳贩毒集团”列成了全球恐怖组织，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地跟进，搞得好像马杜罗就是南美的“毒品教父”。

但问题是，这些指控几乎全靠美国自己说，缺乏独立国际机构的证实，委内瑞拉方面坚决否认，说这就是一场“媒体马戏”。

更耐人寻味的是，每当马杜罗在国内政治上取得进展，美国这边就来一轮新指控、新制裁。

比如他在2025年再次连任总统，几天后，美国就把悬赏金额翻倍，这时间点配合得如此默契，不禁让人怀疑，这到底是打击贩毒，还是借口打压政治对手？

更何况，美国自己在拉美的反毒战绩也不咋地，哥伦比亚几十年反毒不见成效，墨西哥毒帮横行，毒品照样源源不断流入美国。

现在突然说马杜罗是贩毒主谋，这种“选择性执法”怎么看都不是为了“世界和平”，更像是为了“政治清算”。

打着反毒旗号，干的是换届生意。

如果说萨达姆那会儿，美国还要找个“化武”的借口，现在的马杜罗事件，显然包装得更精致了。

这一次，美国把“反毒”换成了全套话术系统——什么“毒品恐怖主义”、“外国恐怖组织”、“特别指定目标”，还弄了个“南方之矛”军事行动计划，看上去正义感十足，实则是把地缘政治干预粉饰得滴水不漏。

美国不是第一次这么干，2003年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打完找不到，现在说马杜罗是毒枭，证据在哪？没人知道。但要造点证据出来，又有谁取去验证？川大王说有就有。

但这不妨碍美国用这套说辞来动武、抓人、控制资源，特朗普公开讲得更直接：“美国要拿回被委内瑞拉夺走的石油和土地，”这话一出口，反毒这块遮羞布直接掉地上了，剩下的，就只剩下赤裸的利益。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早在2025年就开始布局这次行动。先是增加悬赏，然后调动军舰、无人机、特种部队，最后一击制胜。

这种逐步推进的节奏，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计划已久，反毒只是个“通行证”，真正的图谋，是政权更替和资源回收。

而这套剧本，如果被证明有效，那下一个“目标国”会不会也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这才是小国们真正担心的地方，你说不就不行，他说你是毒枭，你就成了“全球公敌”，国际法在这套逻辑下，等于摆设。

现在马杜罗被带走，美国表面上赢了，但接下来呢？美国说要“管理委内瑞拉”，直到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听起来像是好心帮忙，实际更像是“托管”国家，这不就是换了个说法的“殖民管理”吗？

可问题在于，重建国家不是抓个人那么容易。伊拉克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完，现在又要接手委内瑞拉这个复杂的国家？

经济崩溃、社会分裂、左翼势力根深蒂固，再加上拉美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感，美国能管得住吗？还是又会陷入一个无底洞，把自己拖进去？

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远比想象中大，联合国宪章写得清清楚楚，国家主权不容侵犯，但美国说抓就抓，说打就打，联合国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这种“说干就干”的霸权操作，如果得不到约束，未来还有哪个国家能感到安全？是不是只要不听话，就能被贴个标签，然后被“精准打击”？

这对国际法是一种实质性削弱，也让所谓的“全球秩序”变成了“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而更讽刺的是，美国一边指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边自己直接派兵抓走另一个国家的总统，这种双标表演，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从萨达姆到马杜罗，美国的目标从来不是“正义”，而是“权力再分配”，资源、地盘、影响力，才是他们关心的事，所以别被“反毒”两个字骗了。

马杜罗可能有问题，但该不该抓、怎么抓，得有国际共识、有法律依据，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说你是毒枭，你就是毒枭，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可以被“合法”清洗？

这次行动展现的不只是美国的军事能力，更是一种全球干预的新模板：低成本、高精度、强控制，它比伊拉克战争少了轰炸的场面，却多了技术和话语上的隐蔽操作。

表面是干净利落的战术胜利，背后却是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信号：规则可以被绕开，主权可以被忽视，正义可以被定义。

马杜罗的故事还没完，但这场“突袭”已经写进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一个冷酷的现实：在强权面前，法律是可以被解释的，主权是可以被突破的，理由是可以被编造的。

而真正的毒药，不在于谁贩毒，而在于谁能定义“毒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