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七日

此其時，令尹伍豪雖不同意蘇俄之“半島無史論”，但亦不贊同王之“東北乃古朝鮮之源論”。令尹曾在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稱：“我看古朝鮮不一定起源于我國的東北，可能起源于我國的福建省。朝鮮同志種水稻、喫大米，又都穿木屐，飮食和生活习慣和福建相同；還有朝語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發音和我國福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發音相同，可能是福建的古代居民渡海到了朝鮮半島。我看古朝鮮不是起源于我国東北而起源于我國的福建。”

 

建國始，紅朝歷史學界受馬列“階級鬥爭”統攬“民族問題”、著力提倡打破民族國家界限之“國際主義”等影响、對朝、越等與清王朝之關係多避而不談，甚至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對藩屬關係竟無一句交代，社科院之《中國史稿》僅以“清朝統治者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之間存在着一種封建的不平等關係”一語帶過。但出於民族國家之主體立塲及原有之歷史觀，當太祖與王有不諧時，則中朝之史實認知即發生分歧。而當“反修”爲頭等大事之際，歷史自當爲現實服務。由此而生之中朝聯合考古即爲歷史界之“國際主義”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