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想到的是，就在閲兵後的一個月，蒙古人騎兵部隊開始了改編。原來成建制的正規軍師團，轉爲受轄於各軍分區，騎兵第一師分成兩部分，分别由錫林郭勒盟軍分區和察哈爾軍分區管轄，第二師爲哲里木盟和昭烏逹盟軍分區管轄，以此類推，各軍分區大都分到了一部分騎兵。一九五二年這些騎兵又經過了一次整編，這次是精兵簡政，原五個師、十五個團整合爲“國防騎兵師“總共三個加強團，同時利用征兵及老兵復員對騎兵師的組成進行換血，漸漸使滿洲國軍官及軍校學生退役。我認爲這次整編對内蒙古的獨立勢力是一次嚴重打擊，因爲退役後這些心存大蒙古夢想的人被分散到了各個地方，並在後來的各次運動中成爲了整頓對象，大多一生不得安寧。
在天安門閲兵現場的還有一個蒙古騎兵軍人，他不是位于被閲的騎兵方陣中，而是和毛澤東一齊站在城樓上的全國十大戰鬥英雄之一的邰喜德。他隶屬騎兵第二師，原名烏雲逹賴，興安軍官學校學員。傳説中他成名於遼瀋戰役的四平之戰。邰喜德隻身一人衝入敵陣，以超羣的臂力揮舞日本軍刀，立斬四十余人頭而仍殺氣騰騰，恰似趙子龍再世。對這個傳言記録我是相信的，因爲有别的文字和記録可以佐證。
第一是關於日本軍刀的描述，日本軍刀據説分兩種，在相關的記録中説：“日本軍刀很完美，特别是一號刀的刀刃很鋒利，無論用過多少次都不會捲刃。手如果不小心碰到，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刮破流血。在戰場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戰馬的勢頭以及日本刀的利刃，就能輕取敵人首級。“第二是來自於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百人斬“報導，照片中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拿的刀就是日本軍刀。邰喜德本人就是由日本軍事教官培訓出來的。
邰喜德在昭烏逹盟的原蒙古騎兵老人口中曾有所流傳，他一九五八年春季被打成了“民族右派“，從而被開除出黨並剝奪軍籍，後因”反對共産黨“而投入大獄二十多年。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就是因爲他一直被關在獄中，因此而躲過了中國共産黨在内蒙古一九六0至一九八0年代之間的幾次全區大清洗。據傳邰喜德出獄後，生活極度拮據，無錢買菸而曬白菜葉充之。他出獄後少朋寡友，經過了“清洗内人黨”和文化大革命，估計也沒人敢與其相接觸，他似乎亦未留下什麼文字。當年那個在全國英模大會上面向朱德高聲揚言要“活在馬上，死在馬上。馬刀見血，爲人民立功”的蒙古騎兵於二000年孤獨而靜默地死去了。
蒙古騎兵再一次出現在戰場上應該是一九五六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後人，在美華人歷史學者李江琳説，“一九五0年代中期至一九六0年代初，在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發生了一場極爲悲慘的戰爭，然而不可思議的是，中國對這場戰爭卻從未做過絲毫的宣傳。”她指的是中國在西藏地區的“平叛”，參加戰爭的雙方，一方是曾在朝鮮半島戰爭中與美軍相抗衡的正規軍，手握當時非常先進的武器裝備，另一方是用刀、劍、長矛和獵槍武裝起來的普通牧民和農民。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成十二個軍區，其中有八個軍區出動部隊參戰，總兵力逹二十三萬五千人，有步兵、空軍、機械化部隊及騎兵。大陆出版的《解放西藏史》記載在“平定叛亂”中“被射殺或俘虜的敵人有二萬三千人，人民解放軍犠牲一千五百五十一名”，而在國外的研究者李江琳宣稱“西藏方面的死傷者和俘虜總數超過三十四萬七千人。”數據相差極大，這與“三年困難時期”各方對餓死人數的統計有著惊人的相似。區别在政府只告結果數據，而研究者會提供相關的論據。
關於這場“平叛鬥爭”我瞭解的有限，不敢妄言，但可以在相關的公開資料中抄録一些以做參考。有關這場戰爭的研究雖然一直是在嚴禁，但有心人仍然可以從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的省志，特别是軍事志中找到蛛絲馬跡，也可以從參戰的解放軍將領們的回憶録及各參戰部隊的軍史中找到一些。
比如青海省軍事志中載：“一九六二年十月，青海軍區完成‘第三階段’作戰。至此，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結束。從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一九六二年十月，這場對外稱爲’平叛鬥爭‘的戰爭共歷時六年半。”這是我看到的官方對這場戰爭的時長的定義。
雲南省志軍事志中載：“第三階段：從一九六一年一月進行分片包干，重點清剿，打人民戰爭、實行‘三光’淨化至整個西藏平叛結束歸建。”這是對“第三階段”戰鬥内容的官方定義。讀完這段話，我最大的感受是皇軍帶領滿洲國軍出來掃蕩了，東北抗日聯軍將軍楊靖宇就是在“三光”政策下饑寒交迫戰死在三道崴子，關東人通常對“三光“這個詞非常敏感。
後來才發現這個“三光”，好似更狠於“皇軍”的三光，因爲它是針對人的。西藏自治區志軍事志中載：“經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平叛戰鬥，昌都地區之大股叛匪基本被殲，僅剩小股殘匪分散活動於人民解放軍工作薄弱地區和深山老林之中，行動秘密狡猾。西藏軍區指示：要在‘八一’前肅清現有股匪的80%，現有散匪的60%，年底前彻底消滅叛首和散匪，逹到‘三光’（叛匪殲光、槍枝、反動證件收光）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