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本當時對大和民族洗腦的國情，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子民，只要親身經過文革的都能體會到是怎麼回事。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眞的是需要去看一看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歷史，當然還要讀讀滿清的知識分子政策及文字獄資料，因爲共産黨雖然口頭喊著馬列主義，但實行的東西，你全能在這兩個王朝中找到原型。不僅如此，在毁滅中華民族傳統基因上，從未有哪一朝哪一代和哪一個外來入侵者能做到如此之深及彻底的程度。如果再延伸一些，你也能在希特勒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言行中看到中宣部的祖師爺基因，那個基因眞的是太強大了。有了這些槪念和體會，對河原操子的舉止言行就能進行剖析了。
河原操子曾先後執教於三所學校，日本國內的橫濱大同學校、滿清上海務本女學堂和內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學堂。因她是儒学世家出身，所以对女子教育情有獨鍾。那時日本的女性知識分子是在君國信仰的氛圍中培養出來的，具有什麼程度的感觀呢？就如何原自己所言：“無論什麽樣的逆境，如果只是我個人的事情，我都能忍受，絲毫不覺得痛苦。可是當一關乎到君國之時，我就往往夜不能寐，難掩心中熱狂激奮的感覺”。按現代的説法就是河原操子那一代日本女性是在明治時期大陆政策框架中“國家至上”的教育熏陶下長大的，自然而然地具有隨時爲國家獻身的瘋狂意志，因此也就具有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支持和協從的基因。
這一點河田操子本人曾經表逹得清清楚楚，在她的著作《把靑春獻給蒙古》中有兩段話，“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開始之際，受戰事鼓舞，覺得自己似乎也不能無所事事了，於是抱著去東京學習更多知識的想法，參加了在長野縣廳舉辦的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不想眞的通過了。”還有“畢竟是與大國交戰（指甲午戰爭），起初還是很擔心戰局如何發展。但隨著日本軍的連戰連勝，國民的熱情也高漲起來，我們這些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們也經常在晚飯時聚集在學校的藤架下，高唱那首《婦人從軍歌》，沉浸在無法言説的激動之中。不久戰爭結束，記得那年五月天皇和皇後兩陛下從京都大本營回京時，我們還在二重橋列隊歡迎。”
河田的話中表達了她受甲午戰爭戰事鼓舞，産生了為國家想要繼續學習深造的強烈願望，而且體現了她雖為女性，但卻可以隨時為國家去戰鬥和獻身的意志。這些都是洗腦灌輸的結果，也是“爲中華民族的振興學習、奮鬥”語術的原始來歷。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今天讀讀中國之“一尊”的話語，簡直是一點遮掩都不要了，“要成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必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把實現個人價值同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
河田所受的灌輸洗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短短歷史中其例子可謂是府拾皆是，最明顯的是大陆幾代人耳熟能詳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
“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
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
愛祖國 愛人民
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不怕困難 不怕敵人
頑強學習 堅決鬥爭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
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
沿著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
愛祖國 愛人民
少先隊員是我們驕傲的名稱
時刻準備 建立功勛
要把敵人 消滅幹凈
為著理想勇敢前進
為著理想勇敢前進前進
為著理想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
在我的眼中上面這些話都太囉嗦了，還是紅朝太祖來得更簡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那種教育中的過來人是“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回看那些極端宗教分子的“人肉炸彈”，大致應該明白當洗腦逹到一定程度時，用“瘋狂”二字是不足以説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