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的教育制度要求女子高等學校“以授與家事、裁縫及手藝等科目為主，施以女子的實務訓練，以養成賢妻良母，能負擔改善我國家庭生活之人物為目的”，“此外，施以教師之適當訓練，以充初等教育之女教師之養成機關”。除高等學校外，東蒙古還有不少女子國民學校及更多的男女同校。因此就人口比例而言，在滿洲國統治下的東蒙古女性的教育程度要遠遠高於處於北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漢人女性，在此就不一一細叙了。
内蒙古地區的蒙古女性教育不是從滿洲國才開端的，在此之前的一九一五年有個呼倫貝爾女子學堂和一九三0年的奈曼旗女子學堂。這兩個女子學堂建立的年代對華夏大多數地區而言，如果不算外國傳教士所辦女子學校，還是比較前衞的，因爲這是蒙古人自己辦的學堂，雖然請的教習有外國人。不過這兩個女子學校也不是内蒙古最早的女子學校，那最早的是什麼時候建立的？又是在哪裡建的？
當年我下鄉時在當地就曾聽説過昭烏逹盟曾有個蒙古人創辦最早的女子學校，不過在那個年代聽到也就是聽到了，而且語焉不詳。前幾年我曾在幾個圖書館找到幾本書對此有了點瞭解。就在前幾天我在上网找了找，想看看這件歷史是否仍冰藏著。沒有，現在解禁了，在网上可以找到，在《每日頭條》的赤峰故事中我找到了它。其中寫道：“一九0三年（光緒二九年），貢桑諾爾布赴日本參觀，會見了東京實踐女學校長下田歌子，引起她對女子教育的重視。回國後於一九0四年（光緒三十年），在喀喇沁王府興辦了昭烏達地區第一所女子學堂，即“毓正女學堂”。由福晉善坤（貢王的妻子）主持校務，聘請了一名日本女教師和本旗內外的幾名教師。”這裡的“引起她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的“她”應爲“他”，因爲指的是貢桑諾爾布。其中僅提到了“聘請了一名日本女教師”，無名無姓無事跡。赤峰故事中對這件歷史事實的描述中也有錯誤，該校是一九0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的開學典禮，而不是一九0四年才興辦。而百度的詞條中要好一點，提到了“聘請日本教師河原操子”。
在這裡我不准備談“毓正女學堂”，也不准備涉及蒙古女性教育在過去是如何發展的，這些東西大家可以在圖書館或网上找到資料，反正不是做學術研究，大可不必斤斤計較那些細節，知道歷史實情旣可。但我要談談河原操子這個人，她是從東洋跨海來華夏的第一批女子教習或按現今的説法是教師，這個女人比較特殊。爲何有如此的想法呢？等我談完了，我想諸君特别是在海外的華人可能就會理解了。
先説説河原操子的簡歷：一八七五年生於長野縣。父親河原忠爲松本的藩士（藩儒），在長野開辦私塾，教授漢學，河原操子爲獨生女。藩士和藩儒是指日本江户時期從屬於各藩主（軍閥）的武士及儒者。河原操子早年畢業於東京師範學校，後就讀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中途因病輟學，曾執教長野高等女子學校、橫濱大同學校。經實踐女學校校長下田歌子推薦，一九0二年八月應聘渡海赴滿清吳懷疚在上海創辦的務本女塾充任教習，教授日本語、算數、唱歌、圖畫等科。此私塾為滿清最早的，由國人自辦的女學堂之一。後蒙古喀喇沁旗郡王貢桑諾爾布訪日歸國欲在府內開設“毓正女學堂”，經日本駐清公使內田康哉及武官青木宣純引薦，於一九0三年十二月受命離滬入蒙。所謂“受命”即上述兩名日本外交官命其暗中蒐集對沙俄的情報。到校後她親自起草《毓正女學堂章程》，並教授日本語、算數、家政、編物等科。一九0四年十一月曾一度返回日本，與日本横濱正金銀行紐約分行副經理一宫鈴太郎結婚，婚後更名一宫操子並隨夫赴美。因郡王福晉善坤寄信下田歌子，望延長其聘用年限，操子便再次入蒙主持“毓正女學堂”。一九0五年年底操子歸國，並攜同由毓正學堂選拔出的學員何惠貞、于保貞、金淑貞赴日，後三人入下田歌子的實踐女學校求學，成爲蒙古族最早出國留學的女性。
本來河原操子的事跡及其本人在中華民國和日本社會上一直是默默無聞的，因爲當時日本來華夏大陆之人數不勝數，各行各業、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加上日俄戰爭、關東軍擴張和滿洲國建立，無論是哪方都沒人會在意一個在昭烏逹盟偏鄉僻壤的東洋女教書匠。可是在一九四二年滿洲國建國十週年之際，她突然被大力宣傳爲日滿兩國間之友好大使，日本政府同時授予她寶冠波光章。寶冠章主要是以日本皇族和其它國家皇族及王家女性爲授予對象的，寶冠波光章是其中的第六等。對於平民而言，日本政府對公共事務有功勞者、長年從事公務者及功績受到推舉者的表彰有瑞寶章，雖然此章最初只給男性，但從一九一九年起男女都可接受此章，因此河原操子被授予勛章不奇怪，但授予寶冠章則明顯有不同之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