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大约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年春天我受邀做实践伦理学的演讲，在岐阜县大垣町待了一周左右。我原本就特别害怕各地朋友过于热情的款待，这次事先给邀请我的教育家团体写信说，拒绝迎来送往宴会观光等演讲所附带的所有无用的消闲活动。还好，好像此地也早就听说了我的怪脾气，当我前往该地时，这个团体的会长也就是大垣町长不仅所有安排都尽量满足我的无理要求，住宿之处也没有选择普通旅馆，而是特意找了町内一个有钱人家的一处非常闲静的别墅。我现在所要说的事，就是住在这个别墅期间偶然听到的一个悲惨故事。
我的住处位于靠近巨鹿城的廓町的最远离尘嚣的地方，一个八叠的书院格式的房间，采光不太好，但拉门、壁纸都透着恰到好处的闲静感，住在这里感觉非常舒适。在别墅照顾我的夫妻俩如果没有事情，从来不会打扰我，暗淡的八叠房间静寂无人，静得甚至能清清楚楚地听得到院子里木莲树枝上的白色木莲花掉落到洗手池里的声音。我每天只是上午去演讲，下午和晚上就安安静静地待在房间里。我除了装着参考书和替换衣服的皮包以外，其他什么都没带来，偶尔也会感觉有些清冷。
下午有时也会有客人来访，倒也不觉得怎么寂寞。到了夜晚，当竹筒灯台的古风油灯点亮时，彷佛有着人间气息的世界一下子就缩小到了微光环绕着的我的周边。即使这周边也让人觉得不那么放心。一个没有插花的青铜花瓶，颇有威严地伫立在榻榻米的正前方。花瓶上方挂在一幅杨柳观音的水墨画，装裱显得老旧。我看书看累时，偶尔回头看一眼墙上的这幅佛画，总感觉房间里漂着焚了香的气味。这时房间里就笼罩着寺庙般闲静的感觉。所以我早早就躺下了，但很难入睡，时不时会被窗外传来的远近不定的鸟叫声所惊醒。每当此时，我就会在心里描画着住处北面的巨鹿城的天主阁。白天看到的天主阁耸立在郁郁苍苍的松林之间，白色墙壁的三层楼的楼顶上盘旋着无数的乌鸦。我一边感受着水一般的春寒，一边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那一天，——那是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跟每天一样坐在油灯前看书，忽然感觉房间的拉门被静静地打开了。看到房间里投进了的光亮，我想可能是那对夫妻来了，想要拜托他们帮我把刚刚写好的明信片寄出去，不经意地朝拉门处望去。只见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端端正正地跪在拉门旁边的昏暗处。这一瞬间，我感到了不小的惊愕，——甚至可以说感到了一种迷信般的恐惧。而在油灯灯光下的这个男子也确实有一种幽灵般的氛围。他看到我的脸后，像古人一样，张开双臂恭恭敬敬地低头施礼，说出机械般的问候语，声音听上去年轻许多。
“深夜造访，非常抱歉！因鄙人实在有事想要请教先生，失礼之处，还望海涵。”
我好不容易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在男子说话时开始冷静地观察他。他有着宽宽的额头、瘦削的双颊和灵活的眼神，皮肤白净，看起来十分文雅。穿着一件体面的外套，裤线也很明显。但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他左手少了一根手指，这让我颇感疑惑。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盯着他的左手时，赶紧把眼神移开，合上书，面无表情地问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对他唐突的访问既感到意外，也有些不满，同时对别墅管理人一声不吭地就把人放进来更为恼火。但这个男子对我的冷淡毫不在意，再次低头施礼，仍然保持着跟之前一样的语气说道，
“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名叫中村玄道，每天都去聆听先生的演讲。听众那么多，先生当然不会注意到我。希望以此为契机，今后能得到先生的大力指导。”
我这才了解到了对方的来意，但由于被打搅了夜间读书的雅兴，依然心中不快。
“那么您是对我的演讲有问题要问吗？”我这样问，同时在心中准备了“有问题可以明天在演讲现场提问”之类的冠冕堂皇的下一个回应句。但对方面部肌肉纹丝不动，双眼紧盯着自己的膝盖，说道，
“鄙人并非想要提问，而是想就自身经历向先生请教。大约二十年前，鄙人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那件事让我异常困惑。聆听了先生这样的伦理学大家的演讲，我想先生一定会给出明确的结论，所以今晚特来拜访。如果您不忙的话，可否听我讲讲我的亲身经历？”
我颇费踌躇。不错，从自身所研究的领域来说，我确实算是伦理学者，但很遗憾我自认为自己还没达到把理论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地来灵活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的程度。对方好像也发现了我的逡巡，抬起眼怯生生地望着我，眼里满是哀求的神色，发出比之前稍微自然的声音，殷勤地继续说道，
“鄙人并非一定要先生对鄙人的经历给出一个明确的是非判断。只不过这个问题困扰多年，至今也无法释怀，希望先生至少可以听听在下这期间的苦闷，这样的话鄙人多少也会内心轻松一些。”
听他如此说，于情于理我实在无法再说出拒绝的话来，但与此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茫然的责任感涌上心头，让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故意装出一副轻松的表情，想要卸下沉重的包袱，向跪在昏暗灯光下的对方招手，请他靠近一些，然后说道，
“既然如此，我就洗耳恭听。不过也许我给不出什么能让您参考的意见。”
“哪里哪里，只要您能听一下，对鄙人来说就已经是特大的恩惠了。”
这个名叫中村玄道的人，用少了一根手指的左手拿起榻榻米上的扇子，时不时地眼望前方，但好像并不是看我，而是看我背后墙上挂着的杨柳观音，用平平的缺少感情色彩的调子、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
——
那是明治二十四年（译注：1891年）的事情。您也应该知道，那一年发生了浓尾大地震。从那以后，大垣这里跟以前相比变化非常大。当时这里有两所小学校，一所是藩侯所建，另一所是街道所建。我当时在藩侯所建的K小学校就职，一来因为我两、三年前从县师范学校首席毕业，二来当时的校长对我也颇为信任，我得到了月薪15元的高薪。这在当时我那个年龄来说算是非常不错的高薪了。15元的月薪在现在简直不值一提，但那是二十年前，虽说也不是十分多，但过普通生活足够了。同事们都非常羡慕我。
我家里只有妻子一人，刚刚结婚两年。她是校长的远亲，从小跟父母分离，一直生活在校长夫妻身边。校长夫妻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她名叫小夜，不是我自夸，非常诚实，还很害羞，只不过非常内向，不引人注目。但我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性格。我俩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乐趣，每天过得非常安稳。
直到那一天，那场大地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10月28日，大约早上七点左右吧。我在水井边剔牙，妻子正在把锅里的饭盛出来。——房子就塌了。就只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大地轰鸣，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看着房子就倾斜了，然后就是瓦片乱飞。我瞬间就被压在房檐下，在地震的余波中摇晃着，人都傻了，好不容易从废墟里爬出来，只见眼前只剩下了房顶，房瓦之间的小草也都被压在了地上。
我这心里别提有多慌了。说是心慌，不如说是傻了，瘫倒在地，眼里看到的是四周倒塌的房屋，耳边听到的是大地的轰鸣声、房梁的倒塌声、树木的断裂声、墙壁的坍塌声，以及成千上百人的逃命时的哭喊声。我呆呆地听着这些杂乱无章的声音，忽然一下子回过神儿来，发现了对面墙板下有东西在动。我就好像刚刚从噩梦中惊醒一样，突然跳起来，嘴里胡乱地大声叫喊着，朝对面冲了过去。妻子小夜的下半身被压在房梁和墙板下，正在那里痛苦地挣扎。
我抓住妻子的手，托着她的肩膀，想要把她拉出来。但压在她身上的房梁压得死死的，纹丝不动，甚至连一只小虫子都爬不出来。我慌乱的不行，开始一面一面地抬起墙板。一边抬一边对妻子喊“坚持住！”我在鼓励妻子，其实也许是在鼓励我自己。妻子跟我说，“我太难受了！”又说，“你一定得帮我！”妻子不用我鼓励，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拼命地想要抬起房梁。妻子用颤抖着的染满了鲜血、几乎都看不到手指甲的双手在废墟中寻找房梁的样子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痛苦的记忆中。
好像过了很久。忽然我发现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朦朦的黑烟朝我的脸部飘来。黑烟飘来的远处传来噼啪噼啪的爆炸声。金粉似的火星儿稀稀疏疏地飞向天空。我像疯了似地趴在妻子身上，再次用力想要把她从房梁下拉出来，但妻子的下半身还是一动也不动。我裹在飘来的黑烟中，用一条腿撑起墙板，大声向妻子吼叫。您可能会问，我吼叫什么。您肯定会这样问的。但我完全记不得自己吼叫了什么。我只记得妻子用她那满是鲜血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喊着我的名字。我从她的叫喊声里感受到了无数的含义和无数的情感。我大叫了三声，我记得好像是“去死吧”，又好像也说了“我也去死”。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忽然抓起周围掉落的瓦片，劈头盖脑地朝妻子砸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随您怎么猜想。总之，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在几乎烧光了整座城市的大火和浓烟之中，从挡在路上的、堆成小山丘似的各家房顶之间穿行，终于捡回来一条命。这对我来说，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也不清楚。那天夜晚，我坐在倒塌了的学校外面的简易房里，望着夜空中依旧燃烧着的火光，跟一两个同事抓着刚刚做出来的饭团时，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中村玄道讲到这里，停了一会儿，神情紧张地眼睛盯着榻榻米。我听完了他这番叙述，越发地感觉这空旷房间里的春寒的冷气侵入到我的脖领子里来了。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
房间里只听得到灯油燃烧的声音和放在桌子上的怀表时针的细微的嘀嗒声。这中间似乎还夹杂着细微的喘息声，彷佛挂在墙上的杨柳观音身形飘动的声音。
我有些惊恐地抬眼望着悄然坐在对面的中村，心中思索发出喘息的是他还是我。还没等我思索出头绪，中村玄道又发出低沉的声音讲了起来。
——
我当然对妻子的死感到万分难过。不仅如此，有时听到校长和同事们的安慰同情的言语，即使是在众人面前也忍不住伤心落泪。但我实在无法说出是自己在那场地震中杀了自己的妻子。
“我不忍心让她被大火活活烧死，所以就自己动手杀死了她”——即便我这样说，也不会被送进监狱。说不定世间会更同情我。但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想要说时，话语就堵在喉咙处，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想这原因肯定是在于我内心的恐惧。但其实不仅仅是恐惧，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别的原因。但那个原因直到我考虑再婚、开始新的生活之前，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我意识到时，我就成为了完全不配过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的、可怜的精神上的失败之人。
向我提起再婚之事的，相当于是小夜的家长的校长。他的本意当然纯粹是为我好。而且那时离大地震已经有一年多了。校长在正式提出此事之前，也曾经跟我稍微透露过，想看看我的反应。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校长提起的这个人竟然是N家的二女儿，也就是当时我除了在学校教书以外、还去外面辅导的四年级学生的姐姐。我当即就拒绝了。一来因为我只是区区一个教员，跟资产家的N家身份相差悬殊，而且作为N家的家庭教师，如果结婚了，担心会引起别人无中生有的猜测，那样会让我觉得非常无聊。二来，虽说逝者已矣，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悲痛欲绝，但被我亲手杀死的小夜的面容就像扫帚星的尾巴一样一直纠缠着我，让我无法释怀。
校长对我非常关心，并说像我这个年龄今后一直保持独身生活会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且这次的婚事还是对方首先提出来的。校长亲自做媒，不可能有人说闲话。另外，我平时一直想去东京游学，如果结了婚，就会非常方便了。——校长摆出各种理由，耐心地劝我答应这门婚事。既然校长如此苦口婆心，我也没有办法固执己见，拒绝婚事。而且那位女子是出了名的美女。另外说心里话，我也多少有些不纯的动机，那就是看中了对方丰厚的家产。于是在校长的反复劝说下，就开始态度软化，先说出“我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又说出“等过了年以后吧”之类的话。就这样在转年的明治二十六年的初夏，双方商定在秋天举行婚礼。
但当此事确定下来以后，我却莫名其妙地变得抑郁起来，不管做什么都跟以前不一样，完全提不起兴致。比如到学校去，有时会呆呆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甚至听不到通知上课开始的木板敲击声。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只是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而且这种不对劲里隐藏着超出自己所能掌控的范围的秘密，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
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一天傍晚我出去散步，走到本愿寺别院后面的一家书店里，看到里面摆放着五、六本当时特别受欢迎的风俗画报，还有夜窗鬼谈和月耕漫画。我在书店里待了一会儿，随手拿起一本风俗画报翻了翻，发现封面上印的是房屋倒塌、大火燃烧的画面，上面印有“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行，十月二十八日震灾记录”两行大字。看到这里，我忽然感觉胸口堵得难受，好像听到耳边有人在笑嘻嘻的轻声嘲笑我说“就是他，就是他！”我在还没掌灯的昏暗之中胡乱地翻开内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家老小被塌落下来的房梁压死的惨状。然后就是大地裂开，女人和小孩子掉进去的画面。一张张画面全都是这种悲惨的景象。这本风俗画报重新在我的眼前展示了两年前的那场大地震的光景。长良川铁路陷落的照片、尾张纺织工厂损坏的照片、第三师团的士兵挖掘尸体的照片、爱知医院救护伤员的照片——这一张张凄惨的照片一下子把我带入了那令人诅咒的当时的记忆当中。我眼中含泪，全身颤抖。一种不知是痛苦还是兴奋的情绪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的内心。当最后一张照片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简直惊呆了。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那是一个女子被掉落下来的横梁压在地上、痛苦挣扎的照片。横梁的后面不远处滚滚黑烟卷起，黑烟里飞舞着星星点点的火粉。这不就是我那垂死的妻子吗？我惊愕得差点叫出声来，画报也差一点就从我手中掉下来。突然我发现四周忽然变成了明亮的红色，鼻子甚至嗅到了着火的烟味，这更加让我感到恐惧。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把画报放回原处，朝店内四周张望。一个小男孩正在给吊灯点火，刚刚把还在冒着烟的火柴杆丢在昏暗的地上。
从那以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加抑郁了。之前压迫我内心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那以后我内心里就留下了一个疑惑，不分昼夜地受着谴责。我在那场大地震时杀死妻子真的是迫不得已吗？——说的更露骨一点，我杀死妻子不会是因为我早就存了杀她的动机吗？也许那场大地震只是给我提供了杀死她的机会。——我心里有了这个疑惑。当然，面对这个疑惑，我不知多少次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但每当我否定时，那天在书店里、在我耳边轻声说出“就是他、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就会用嘲笑的口吻质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杀死你妻子的事情跟大家说出来呢？”每当我想到这个事实，就会感到阵阵惊悚。是啊，我为什么不明确说出来自己杀死了妻子这件事呢？为什么我至今为止一直隐瞒这个恐怖的经历呢？
而且每当此时，当时我其实在内心憎恨着自己的妻子小夜这个令人忌讳的事实就会鲜明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如果不说出内情，您肯定无法理解。妻子身体有残疾。（以下省略八十二行）在此之前，道德情感在我内心稍微占据了上风。但当像那场大地震那样的灾难发生时，所有的社会约束都从地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我的道德情感也产生了龟裂，我的利己之心的火焰也燃烧了起来。所以我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杀死妻子，是因为我想要杀了她。我变得抑郁，也应该算是理所当然的报应吧。
但我还有一条血路可逃，那就是“在那种场合，即便我不杀妻子，她也肯定会被大火烧死。这样说来，我虽然杀了她，也不能算是罪恶。”夏天即将过去，还留有一丝残暑，学校也开学了。我们这些老师坐在教员办公室喝茶聊天，不知怎的，话题忽然转到了两年前的那场大地震。我当时一直默不作声，有意无意地听着同事们的谈话。大家讲着本愿寺别院的房顶如何塌落、船町的防波堤如何决口、俵町的道路如何开裂，等等。有个同事说起中町的备后屋酒馆的老板娘被压在房梁下面动弹不得，但后来开始着火，房梁被烧断，总算捡了一条命。我听到这里，顿时眼前一黑，半天喘不过来气，就像晕过去一样。等我缓过神儿来后，才意识到同事们发现我脸色有变，连人带椅子差一点摔倒，赶紧围到我身边，给我端水送药忙碌了好一阵子。我连向同事们道谢的话都说不出来，一心想着令人恐惧的内心疑惑。看来真的是我有意杀了妻子。虽然她被房梁压住，我担心她万一还有获救的机会，就动手杀了她。如果我不杀她，说不定就会像备后屋的老板娘一样，获得九死一生的机会。——我当时内心的痛苦，想必先生您可以想象得到吧。我在痛苦之中决定至少应该拒绝与N家的婚事，这样的话多少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到了我想要开口的时候，好不容易下了决心的我又犹豫不决了。因为眼看着就要举行婚礼了，这时突然提出退婚，不仅要说出我在那场大地震时杀死了妻子一事，而且还要把至今为止的内心苦闷和盘托出。谨小慎微的我一旦到了这种关键场合，不论怎样鞭挞自己，总是拿不出付诸行动的勇气。我因此在内心不知多少次谴责优柔寡断的自己。但光是谴责而已，一概没有付诸行动，就这样残暑过去，早晚渐渐变得寒冷，眼看着就迎来了洞房花烛夜。
我那时几乎跟谁都不怎么说话，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同事们劝我是否考虑推迟婚期，校长甚至再三让我去看医生。当时的我从外表上看已经是憔悴不堪，但又觉得利用大家对我的关心、以病情为借口推迟婚期是一种非常懦弱的姑息手段。而N家人则可能误以为我之所以抑郁是受到了独身生活的影响，主张尽快结婚。于是在那场大地震的整整两年后的十月份（只是日期不同），我终于在N家里举行了婚礼。由于心病变得憔悴不堪的我穿着新郎的纹服被带到围着金色屏风的大厅时，我内心感到不知有多么的羞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背地里做着十分罪恶的勾当的坏蛋。其实也不应该说是感觉，实际上我就是隐瞒了杀人的罪恶、想要盗窃N家的女儿和财产的人渣。我感觉脸上发烧，胸口憋闷，真想在那个场合老老实实地供出自己杀害妻子的经过——这种念头就是狂风暴雨一般一阵阵冲击着我的头脑。就在这时，在我落座的榻榻米的前面，出现了洁白婚服的白袜子，我顺着白袜往上看，接下来看到的是绣着波纹和松鹤的裙裾，再往上是锦带以及一些小装饰、白色的衣领，然后是戴着龟甲发卡的油光黑亮的沉甸甸的高岛田发髻。我被自己内心的惊恐压迫得几乎完全喘不过气来，不由自主地双手撑地，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是罪人，罪大恶极！”……
——
中村玄道讲完自己的故事后，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然后嘴边露出一丝勉强的微笑，说道，“之后的事情也不用我说了吧。但我还是要说一句。从那天起，我就背负上了精神病患者的称号，不得不度过自己可怜的余生。但我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者，相信先生您自有判断。即便我是精神病患者，那病因也许就是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怪物。只要这个怪物存在，今天嘲笑我的那些人说不定明天就会跟我一样成为精神病患者。——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先生您作何感想？”
油灯在我和这位不速之客之间晃动着春寒的火焰。我背对着杨柳观音默默地坐在那里，竟然忘了问他为何缺了一根手指。
（芥川龙之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