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珍宝岛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这一基本事实现在已经很难辩驳。官方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辩驳，毕竟时过境迁，当年对抗的一方从技术上说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国学者，仍需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替换传统的“自卫反击说”。相当一部分人因此认为，毛泽东在珍宝岛问题上抢先出击，是为了开创“联美抗苏”的新局面，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然而，“雄才大略说”却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硬伤。
战后美苏争霸20多年，那时已接近一个平衡点。在军事上，两国都建立起庞大的核武库，都有把对方从地球上抹掉的能力，“热战”不仅变得极其危险，而且没有意义。在经济上，苏联与美国虽有差距，但也不容小觑了，何况还控制着一群卫星国，形成相对自足的贸易圈。美国想要通过经济手段遏制苏联已经难以奏效，而自己正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战的烂泥潭，国内通胀高企，政治动荡。鉴于两国实力已经旗鼓相当，大规模冲突又得不偿失，双方确有意愿缓和关系，控制军备，改善贸易关系。
其实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就努力与美国修好，频频“投怀送抱”。毛泽东对之强烈不满，认为苏联抛弃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的教导，开始“变修”，因此发动了中苏论战。这些论战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而确实涉及大国的战略考量。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国力已经发展到可与美国分庭抗礼，在这个阶段最需防范的风险便是核战争。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中心团结起来，就能依靠它的核保护伞获得安全保障，最终通过和平竞赛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套说辞并不买账。在他看来，美苏缓和关系，将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果再有苏联撑腰，哪怕只是姑息，都会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的确，这两个敌对阵营一旦媾和，就是“八国联军”的升级版，中国再次被列强瓜分都有可能。除非紧跟苏联老大哥，听其摆布，但那简直是“与熊共舞”。中国历史上被俄国啃掉的肉还少吗？
所以赫鲁晓夫念兹在兹的世界和平，对毛泽东就意味着战争，他必须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和平”，为此不惜与对方公开论战，并通过支持阿尔巴尼亚，分裂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苏联大力鼓吹（实际上是由中国发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中国却在不遗余力地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
毛泽东这些拆台捣乱的举动，令赫鲁晓夫大光其火，于1960年中止了苏联对华援助项目，并撤走了全部专家。他这样做并不全是感情用事——他已经感受到毛泽东的勃勃野心，正对自己竭力推动的、以美苏共管为标志的世界新秩序形成严重挑战，所以必须在中国跨入核门槛之前实施釜底抽薪。事后证明，他还是抽得晚了点。
正因为毛泽东多年来对苏共采取对抗立场，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他有理由主动挑起珍宝岛事件，通过与苏联彻底翻脸，从而把美国由苏联一边吸引到中国这边来——毕竟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结伴比与苏联结伴能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这一观点虽可有效维护毛泽东“雄才大略”的伟人形象，却与珍宝岛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史实相悖。
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过几句非常关键的话：“我是比较乐观的，２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讨论，同我们一样。”这说明，毛泽东并未把第一次战斗当成是自己苦心孤诣搞出来的一个大手笔。对他而言，珍宝岛事件仍然局限在边境冲突层面，尚不至于扩大到两国正式交战的地步，所以才会“比较乐观”。
持“雄才大略说”的学者有一个重要论点：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得毛泽东认为苏联可能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于是在珍宝岛上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打痛对手，让它知道中国已经做好战争准备，从而把可能的突然袭击化解于未然。但这种搞法会使珍宝岛冲突变成一种“预防性战争”——也就是一国在未受到武力攻击时以自卫名义对他国挑起的战争。“预防性战争”不仅具有极强的挑衅色彩，而且会被对手认为包含着重大的战略企图，因此很容易使冲突升级，甚至引发全面战争。假如毛泽东成心要这样做，珍宝岛事件就不是常规的边境冲突，而是具有重大后果的战略冲突了，他会因此对3月2日的行动保持高度关注，绝不可能事发时还不知道。
为了解释毛泽东“主动挑事”的动机，还有一些学者同老烟一样，认为毛泽东是想通过边境冲突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从而一致对外，使武斗得到遏制。这种“安内必先攘外”的观点，低估了毛泽东对国内局势的控制能力。武斗之所以拖了许久，根本原因不在于毛泽东搞不定造反派，而是他委实不愿动用枪杆子镇压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忠实拥趸。“七·三布告”之后，随着军队强力介入，武斗势头已经明显趋缓，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毛泽东需要通过挑动外乱来平息内乱，这对他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
2024-1-7
